旧上海霞飞路一带的老克勒经常去玩俄国妓女

旧上海霞飞路一带的老克勒经常去玩俄国妓女

俗话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上海作为一个大都市，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

旧上海生活着一群人，人们称他们为老克勒，举手投足间他们要一定流露出自己过的是西方的生活方式。在上海滩，他们并没有宽敞的洋房和花园，但是外出一定穿得像个有钱的外国人。他们再穷也要保持一种外国人的风度和生活状态。

老克勒们坚持，在他们的想象的空间里，他们消费的一定是外国文化，因此他们嫖妓也一定光顾外国妓女。

说说当年上海的俄国妓女和上海的老克勒的事情。

老克勒和俄国妓女有什么关系。

当年上海人去嫖外国妓女的大概只有老克勒。因为只有老克勒能够讲讲外国话，有充分的自信能够与外国妓女打交道。一般中国嫖客不去外国堂子，与外国妓女语言无法沟通，性趣也不相同。尤其是社会上流传种种外国堂子的敲诈勒索的‘黑幕’，让中国嫖客裹足不前。

老克勒口袋里的钱有限，不能够与上海真正有钱的人在声色场所平起平坐，但是在外国堂子，比较其他中国人，老克勒倒是台型扎足。

老克勒光顾的外国妓女，其中大多数是俄国妓女。

说说俄国妓女；

俄国妓女其实就是流落在上海的白俄女人。

从20世纪20年代初期起，上海便已开始有从东北移居来的白俄，但大批涌来则是在30年代之后。1904年日俄战争之后，日俄两国已成为世仇。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了我国的东北三省。这样，住在东北地区的那些白俄的日子自然不会好过，于是陆续举家向南迁徙到了上海，这便使上海的白俄人数剧增到三万多人。这些无国籍侨民对当时上海的经济和文化生活都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这些白俄绝大部分分散居住在原法租界的中部，即眼下的思南路、瑞金二路向西延伸到汾阳路、岳阳路那一大片狭长的地区之内。另有一小部分则住在公共租界范围之内的虹口提篮桥一带。

至今在卢湾区和徐汇区还能找到白俄留下的遗址，那便是普希金纪念碑和两座东正教教堂原址。坐落在现在岳阳路、汾阳路交会处的普希金纪念碑是1937年由在上海的无国籍俄侨征得当时法租界公董局同意后集资建造的。坐落在拉都路（今襄阳南路）上那座拜占庭建筑风格的东正教圣母大堂是1936年由俄侨集资兴建的，专供居住在周围的同胞来望弥撒，当时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中段一带并无高楼，因此老远便能望见那五座漆成蓝色的圆形尖顶，尤其当傍晚被衬映在绚丽的晚霞中时更是好看，成为法租界这一地区中的一道景观。

不少白俄是经商开店做老板的。当时霞飞路中段—带(从现在的襄阳南路向东至思南路)是法租界的商业中心地段，而由俄侨开设的各种店铺又占了相当的比重，有珠宝店、服装店、饰品店、鲜花店、钟表店、呢绒店、渔猎用品店、西洋古玩店……其中更多是和饮食有关的店家：俄菜馆、咖啡馆、糕饼店和酒吧。这些店铺的业主大多是原来居住在俄罗斯境内的犹太族裔居民，他们在帝俄时代便一直受到歧视和迫害，十月革命之后，依旧受到歧视和排斥，为了寻求生存之路，他们才长途跋涉逃亡到中国来。他们与来自中东地区的赛夫拉迪姆犹太人和来自德国和奥地利的犹太人有所不同，在上海仍被看作白俄。

在上海的两万多白俄中，从事自由职业和开店经商的人毕竟只占少数，其余的大多数人所从事的职业都是不甚高明的。

他们大多是当餐馆侍者、看门的、厨工、酒吧琴师……有些年老力衰者便拉着手风琴或小提琴在街头卖艺乞讨，所奏的乐曲大多是俄罗斯音乐家恰可夫斯基和罗姆斯基·柯萨柯夫等人的作品，有时也奏俄罗斯民歌，如《伏尔加船夫曲》等，所奏的这些乐曲都表达了他们对故国家乡的眷恋之情。

当时上海市民给那些白俄中的穷人起了个名称：“罗宋瘪三”，并且逐渐由贫穷阶层引伸到所有白俄侨民。

至于白俄中女性所从事的职业与男性同胞相比便愈见低下了。在餐馆、酒吧等场所当女侍和在店铺中当售货员，是她们能找到的较好职位了，但由于僧多粥少，更多的人只能去当表演舞技的舞娘。而当舞娘也分成好几等，较高者在小戏院或游乐场里表演，较次者则在低级夜总会或酒吧中演出，最低档的便是在租界上某些隐蔽场所中跳脱衣舞，那就完全属于色情活动了。

除掉上述那些职业，也有相当一部分白俄女郎当了妓女，她们大多是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在中国出生的。当时，两个租界都不禁娼，只要向巡捕房申领执照，缴纳捐税便可以开设妓院，因此在法租界的拉都路（今襄阳南路）和亚尔培路（今建国西路）一带开出了好几家白俄妓院，其中最有名的一家在霞飞路上的霞飞坊（今淮海坊）里，抗战胜利后关闭，改成俄式西餐馆。

上白俄妓院去的嫖客大多是住在上海的欧美侨民和外籍海员，中国人中只有纨绔子弟中的‘老克勒’会到那里去。那些妓院也分成等级，其中高等妓院中的“小姐”大多自称出自贵族门第，是某某公爵、伯爵或男爵家的小姐，妓院中的鸨母也都自称有贵族身份，是某某伯爵夫人或某某女男爵等。且不论这些身份是真是假，想到自己有可能和一位真正的贵族女郎春风一度，有不少男人都会趋之若鹜地登门寻欢的。

和上海以至全国的中国妓院一样，那些白俄妓院也是由黑社会控制着的，不同的是控制着那些白俄妓院的不是中国人而是本地的白俄黑社会人物。

在上世纪30至40年代之间，上海曾有过一个白俄的组织，专门组织俄国姑娘进行卖淫活动，组织的名称叫“俄罗斯总会”，会址在现在的汾阳路上。30年代的上海，俄国姑娘就是白人娼妓的意思。那个时候，上海大大小小的歌舞厅似乎都被白俄艳女垄断了，她们特有的金发高鼻和缤纷的霓虹灯广告，成为那个时代上海夜生活的全部代表。据统计，在16岁到45岁之间的白俄女子，有22％的在从事性服务。在当时上海非常混乱的许多俱乐部，脱衣舞业务最终被白俄女性垄断。

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后，上海经济进入了萧条时期，大量白俄吧女和舞女为生存只得改行当妓女。1935年2月，据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关于上海白俄妓女的报告称，当时秘密卖淫的白俄妇女约1300名；偶有卖淫者约145名，最年轻的仅有16岁。白俄妓女成为当时在华规模最大、数量最多的外国妓女群体。

老克勒白相俄国妓女，光顾的声色场所一般都在法租界，以霞飞路为中心。

抗日战争前，霞飞路国泰电影院附近，大大小小的俄国人开的西餐馆就有十几家。吃俄国大餐有俄国女招待。俄国妓女和拉皮条的进进出出。老克勒们在这里台型扎足，吃了俄国大餐，跟看上眼的俄国妓女去外国堂子。

当时俄国妓女的外国堂子是公开的进行卖淫活动。

看小报记者写拉都路上的俄国妓女在低档外国堂子里卖淫的描写， 一个外国堂子里有十几个俄国姑娘，在这里的俄国姑娘与一些高级俱乐部的俄国女人的化妆完全不同，已经没有什么俄国贵族的气氛了，这些俄国女人就是赤裸裸的卖淫了。俄国妓女们为了争抢嫖客，往往是牺牲色相不惜手段，有的故意露出乳房，有的甚至拉起裙子，让嫖客看里面赤裸裸的东西。

这些俄国妓女，每天起码接待三、四个嫖客，虽然西洋人居多数，中国人也不少。

俄国妓女和嫖客进行的性交易，那是和中国妓女接待嫖客交媾一样的事。但是有俄国妓女的外国堂子还是让老克勒们津津乐道。老克勒们玩了俄国妓女，自以为是比一般国人开了眼界，自以为有了一个人生的丰富阅历。

总而言之，上海的老克勒是有一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