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历史上的‘女刺客’,女子杀人要有何等勇气
女子用刀杀人,一个女人要去杀个男人,这事谈何容易。
刺杀,这是拼命的搏斗。
比起男人,女子总是比较弱小,总是说女子体态纤弱,就是经过锻炼的女人,体力上也比不上一般的男人。
要刺杀个男人,这是无法预见胜负的。
这就是说,女子决定要去刺杀个男人,这是要有多大的勇气。
勇气何来,这勇气肯定是有天大的怨恨作为基础,这怨恨一旦爆发,就产生天大的勇气,挥刀刺向目标。
中国历史上,‘女刺客’是很少的。
中国社会重男轻女,女性社会地位不如男人,因此,女人多半不会承担什么社会关系,即便有其事,史书上也大多隐去了事迹。
就以电影“聂隐娘”为例,这个‘女刺客’虽然是杜撰,她出自唐代文学家裴铏的小说《传奇》。但是,这个人物的形象却有深刻的历史意义。
另外,在隋末唐初还有 “红拂女”张出尘的故事,这个‘女刺客’的经历和事迹与聂隐娘颇有几分相似,从中也可以看到,历史上‘女刺客’并非个别案例。
嘉靖二十年,以杨金英等是十余名宫女联合密谋勒死嘉靖皇帝,她们趁嘉靖帝睡觉,打算用绳子勒死嘉靖,但没有成功。这虽然好像不是一般‘女刺客’的行为,但是,女人要杀了这欺压她们的男人是事实。
可以说,女人做刺客,即便不是那个时代的常态,但是绝对是那个时代的人的心目中的一个合理的想象,被欺凌的纤弱女子的报仇雪恨,这让人满足了一种心里的平衡。
进入清末民初时代,为报仇雪恨,刺杀之风蜂起,而在这其中施剑翘、郑毓秀是代表人物。
施剑翘(1905—1979),原名施谷兰,安徽桐城人,自幼生活在山东济南。
为生父施从滨报仇,1935年,在天津佛教居士林刺杀直系军阀孙传芳。后被捕入狱,1936年被特赦。新中国成立后,她因病移居北京,病愈后又移居五台山光明寺村,并以居士身份在碧山寺修行。1957年当选北京市政协委员会特邀委员。1979年病逝于北京,享年74岁。
1935年,施剑翘通过手术放开了裹着的双足,并练习枪法。之后,施剑翘打听到孙传芳兵败寓居天津的消息,于是前往天津。同年农历九月十七日——施剑翘的父亲遇难十周年这天,她到天津日租界观音寺为父亲举行纪念法会。从受邀前来的富明法师(富明大德)口中得知孙传芳已是天津佛教居士林的居士。施剑翘随后化名“董慧”,委托一位女居士介绍加入了居士林。施剑翘通过各种途径去了解孙传芳的身貌、口音及活动规律,知道他每周三、六必到居士林听经,随即做了刺杀的具体安排:将准备好的《告国人书》和遗嘱印制出来,打算在行刺后散发;并把11月13日(星期三)定为替父报仇的日子。
1935年11月13日,正是讲经日,前来听经的孙传芳端坐在佛堂中央。施剑翘本在靠近火炉的后排座位,离孙传芳较远,她以背后的炉火太热为由要移到前排去。看堂人允诺后,施剑翘站起身来,伸手握住衣襟下的手枪,快步来到孙传芳身后。待众居士闭目随富明法师诵经,施剑翘悄悄拔出勃朗宁手枪,对准孙传芳的后脑勺射出了第一发子弹,紧接着又朝他的太阳穴和腰部各射一枪。
枪声响后,佛堂大乱,施剑翘将提前准备好的《告国人书》和身穿将校服的施从滨照片抛向人群,大声宣布自己的姓名及行刺目的,并拨通了警察局的电话,决意自首。不久,施剑翘被前来的警察带走。
国人称赞并支持这勇女子的为父报仇的行为,纷纷向政府提出特赦的要求。
1891年3月20日郑毓秀出生在广东西乡屋下村的一家大户人家里,知书识礼的祖母为小孙女起了一个漂亮的名字:毓秀。她的祖父早年在房地产业取得巨大成功,成为富甲一方的商人,她的父亲则在清政府户部做官,常年留居北京。郑毓秀参加了同盟会。
1912年1月,京津同盟会决定刺杀袁世凯。这一刺杀计划由郑毓秀主要负责。
刺杀小组一行12人,选择的时间是1月16日的早晨,地点是袁世凯的马车每天按习惯从家中到元帅府必经的一段路上。1912年1月15日晚,各组已奔赴各自岗位。郑毓秀突然接到同盟会北京分会的紧急命令:放弃刺杀袁世凯,因为南北议和真正的阻力是来自良弼,并非袁世凯。
郑毓秀飞快地跑去约会地点通知放弃计划。她清醒地意识到,时间紧迫,倘若能够阻止这次行动,就会减少同志们的牺牲。可是为时已晚,刺杀行动已经开始。大街上惊慌的人群四处逃散,现场一片嘈杂混乱。为了掩护其他同志,郑毓秀掏出藏在衣袋里的手枪,向着天放了两枪,接着又朝袁世凯的马车开了一枪,没有想到子弹打中那匹上下跳跃的马,马匹当场倒下。当她再次举枪向袁世凯射击时,扳机却出现了问题,右拇指一块肌肉被夹在扳机上,鲜血染红了手掌。
这一痛,郑毓秀彻底清醒过来,意识到自己必须迅速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她忙将手枪抛在一边,把手藏在口袋里,并故意靠近警察,大声喊道:“岂有此理!那些无法无天的革命党,竟敢光天化日之下干出这种事情!”并迅速乘黄包车离开了现场,那些警察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位女子竟是刺杀袁世凯的主要负责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