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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现在一些人不把小孩子的课本当会事。
现在有一些人把课本当儿戏，今天这样说，明天那样说。
今天高兴这样搞，明天不高兴了又那样搞。
百年历史，中国人对课本都是很当会事，是大事。
孩子是要读着课本长大的，这是天下最重要的事。
看看中国人编写课本的历史情况；
民国初立，教育总长蔡元培，找大总统孙中山要场地，获答：自行解决。
蔡元培白布包印，潇洒离去，搭黄包车满南京城找地，最后选中碑亭巷小楼二层的三间房。
教育部挂牌当日，效率奇高，一天连出两法令：学堂改学校，监督改校长，要编写教材。
蔡元培常对同事说：小学没办好，哪来好中学，没有好中学，怎有好大学？而办小学，就从定教材开始。
叶圣陶、丰子恺、陶行知等数十位民国大家，因此云集。这些学贯东西的大家，写起小学课本，却提笔千钧，小心翼翼。
那些课本寄托了启蒙中国的理想。1912年，《共和国教科书》由商务印书馆推出，印发超2560万册。
教科书开篇写道：本书以养成完全国民之人格为目的。
小学语文课第一课，由大文学家钱玄同和刘半农，共同编写。
两位先生因用“来来来，来上学”，还是“去去去，上学去”而争论不休。
去字太俚语，来字笔划多，学者们讨论多日，反复斟酌，才最终决定用“来”字版本。课本每一篇都慎重如此。
多年后，历史学者傅国涌点评说：小学课本不是什么大著作，但它能为一个民族提供文明的底线。
最终，天下的壮美，在课本翻动间浮现：
安徽形状像蔷薇花，江苏像舞剑，江西像老公公，浙江像老婆婆。山东如跪倒的骆驼，陕西如风中翩翩的神女。
而中文独有美感，则浸入字里行间：
“梧桐两株，枝高叶大，霜降后，叶渐黄，西风吹来，落叶满阶”。
三十年代，叶圣陶编写语文课本，丰子恺配画插图，一课一画，花鸟人物搭配颜体楷书，古风跃然纸上。
人生大道便藏在朴素画间。丰子恺女儿回忆，有幅画是孩子问父亲，为什么不种花。父亲答“先种菜，后种花”，生活要先务实，后务虚。
第一套课本成为许多人认知的起点，那些字与画酿着中华。
九十多年后，有人将翻印的课本送给百岁的杨绛。老人翻开第一页，便开口朗读，后脱卷背诵，情难自禁。
第一套课本不光有文化之美，更旨在重塑国民。
小学课本最后一课，名叫《大国民》。文中劝勉少年，不空言，多践行，不任人蹂躏，不做奴隶之民。
1932年，日军进犯上海。海军陆战队司令盐泽幸一称：烧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半年就可恢复。只有把商务印书馆这个文化机关毁了，它才永远不能恢复。
当年1月29日，日军连投6枚炸弹，轰炸商务印书馆，纸灰遮天蔽日，长达三天。
胡适写信慰问，印书馆负责人张元济回信：若从此陨灭，未免太为日本人所轻。
轰炸第二天，张元济便组织编写“复兴版”新教材，封面是被炸后的断壁残垣。
半年后，商务印书馆重开张，挂出十二字标语“为国难牺牲、为文化奋斗”，路人无不动容。
复兴版教科书流传各地，里面有铮铮铁骨，有军马萧萧，有岳飞和文天祥，有浩气长存。
在云南腾冲，有年轻人参加远征军，慷慨赴国难。他留下的小学课本中，讲着鸠占鹊巢，那课名叫《御侮》。
1938年，大师钱穆，随西南联大迁至云南，众人推举下，由他为中国通史写一部教科书。
他在县郊寺庙空房中，耗时一年，写出53万字的《国史大纲》。
千秋中华，断裂河山，开篇扉页上，钱穆写下：献给前线抗战为国牺牲之百万将士！
《国史大纲》辗转传至北平，有人整本抄录，抄着抄着就泣不成声。
时评人写道，这本教材使懦夫有立志， 病夫有生气，读之无不热血沸腾。
二
1977年，上海万人空巷，人们挤在礼堂电视前，观看一节语文公开课。
久违课堂的人们，激动地听着高尔基的《海燕》。教材上没这篇，讲课老师特意到图书馆翻出朗诵。
那时的教材，物理已被简化为“三机一泵”（拖拉机、柴油机、电动机、水泵），生物则简化为“三大作物（稻、麦、棉）一头猪”。
当年，邓小平复出主持工作，将教材改革视为重中之重。他希望1978年秋季开学时，中小学生能用上新教材，“把先进科学知识吸收进来”。
人民教育出版社重组，散落各地的编辑和各省名师，共200余人，紧急赴京，在西山脚下的香山饭店，闭关一年，编写教材。
众人热情高涨，常熬夜赶工，食堂为此深夜做两大盆面条，当做夜宵。
有人教社老员工，搬来家中藏书，众人日夜翻阅，文化枝蔓重新舒展。
“锄禾日当午”、“春眠不觉晓”入选，朱自清的《背影》回归，叶圣陶当年的经典课文恢复了三分之二。没有文学新作，便用时事文章代替。
部分欧美优秀作品，首次入选教材，少年们第一次读到《卖火柴的小女孩》和《月光曲》。
相比人文教材，理科教材编写更为艰难。
为了解国际前沿，中央特批10万美元专款，委托中国驻海外使领馆，购买8000多本各国教材，空运回国参考。
众人看到教材后，目瞪口呆，方知被甩开距离之漫长：
国外20多年前，便在中学教材中引入微积分和概率学，地理教材中有“人地关系”，生物课本已在讲“分子水平”。
老师们开始补课，一点点将新知识移植到新教材中，而新教材共同主题，是现代化。
1978年秋天前，第五套统编教材出版，此后增编沿用长达二十年。列车重回轨道。
许多人对那套教材一年级第八课印象深刻。那节课名叫《奔向二〇〇〇年》。配图是孩子们围着巨大时钟奔跑，未来已不遥远。
教材中许多插图由王惟震所画。他画了少年闰土，画了荡起双桨，他说，插图影响孩子一生的审美，可能一辈子也忘记不了最初的启蒙。
为了画好插图，他反复研究儿童心理学，和幼儿们一起听课，“只有亲身体验过孩子的生活，才能准确表达孩子的心境。”
用心、严谨、贴近时代，成就了第五套教材，而随着改革推进，教材有了更多开放元素。
1986年，舒婷的爱情诗《致橡树》，入选高中课本，爱情不再是禁区。
两年后，联合国计划开发署提供资金，人教社联合英国朗文集团，首次中外合编教材。
中分和英方各派一个主编，两个责编。两年后，李雷、韩梅梅和鹦鹉Polly问世。
课本上，中外少年一同上课，一同出游，一同赏月以及分享月饼。那句“How are you”,“And you？”成为一代人的接头暗号。
在王惟震笔下，李雷平头浓眉，韩梅梅齐耳短发，鹦鹉Polly有长长翎毛，羽衣一样的翅膀，英国责编看后赞不绝口。
细节蕴藏在每幅插图中，中方主编刘道义说：
“细节关注到眼神，比如别人给你递尺子，我们就要求一定要看着人家，这是一种尊重，我们要把这些日常美德融入教材中。”
这版英语教材一直用到2005年，发行超2亿册，助力推开通往世界的大门。
此时，小学课本上的巨大时钟早已转过千禧年，而那一套教材，深刻改变了七零后、八零后、九零后三代。
这是教材深处的魅力。直到多年以后，那些朗读的少年才明白，是教材埋下价值观的脉络，展开认知观的经纬，某年某年某一天，少年的你第一次翻开课本，就翻开了整个世界。
参与编写民国教材，以及建国后多版教材的叶圣陶，晚年寡言，但聊起教育总是兴致勃勃。
他说教育不是工业，而是农业，工业讲究流水作业商业利润，而农业讲究用心灌溉，“大到每一篇选文，小到每一个标点符号都慎之又慎”。
老人说，孩子是要读着课本长大的，这是天下最重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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