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陆军一级上将徐永昌将军对胜利的想法

说说代表中华民国在密苏里号战列舰上签订投降协议的陆军一级上将徐永昌将军对胜利的想法

1945年9月2日，日本在东京湾密苏里号战列舰上签订投降协议，代表中华民国出席这一盛典的是陆军一级上将徐永昌将军。著名记者陆铿曾评论“中国人民对日抗战八年，牺牲军民无数，而最后代表国家受降的，竟是人们不大知道的徐永昌将军”。徐永昌因为性格原因，沉默寡言，不愿意与媒体打交道。他也不是驰骋疆场的领兵将领，战后很快交卸军令要职，成为抗战史上“失踪”的将领。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第一次在对外战争中取得完全胜利的重大事件，作为亲身参与受降盛典的人物，他在受降前后心理有何变化，产生变化的影响因素有哪些，他眼中的受降仪式究竟经纬如何，过去没有人进行研究。反观当时，徐永昌的朋友同僚给他的信中有这样的语句“我听到你发表充任中国签约代表，真欢喜的发狂”，“闻台旌有扶桑之行，直捣黄龙，会受降表，斯则千载一时之盛，尤足为知交光宠也”，“历史上一幕最有价值之受降典礼，兄得国家亲临参与，荣莫大焉”。徐永昌的朋友同僚都认为这是一件喜事或是盛事，可是他自己在接受采访时则回答“我觉的这是一个应该忏悔的时刻”。本文拟通过1945年8月1日至9月7日徐永昌将军的日记，分析抗战胜利以及受降前后徐永昌对于时局的想法，其心理变化的心路历程，通过他心理个案分析，展现这一重大事件对于中国人的影响，反衬出国府在胜利前后的关注重点。

一、 胜利将临

日本发动“一号作战”之后，中国战区战局一片黯淡。日军攻城略地，中方一溃千里，迭失要地。抗战进入第八个年头，胜利似乎遥遥无期。1945年春天，“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部为适应全般军事情势之发展，期与邻接战区密切协同作战，经策定战区总反攻计划，代名为冰人及白塔计划。决定于是年秋间，开始对盘踞中国大陆之日军断行总反攻，以遮断在华敌军与越南及其以南地区之陆上交通线，使印缅战区盟军作战容易，并迅速夺取中国西南海岸诸港口，以增加中国战区陆空军之物资供应，充实战力，俾能在对日作战之最后阶段，有最大之贡献”。尽管有总反攻计划，但是中国战场的曙光似乎还没来临。其时，湘西战场在雪峰山遏止了日军的进攻，不过东南和西南两大战场，国军与日军仍然处于胶着状态。

进入八月后，战局似乎仍然不明朗，不过对此徐永昌却有自己的见解。战局方面，8月1日，“赣西方面：（一）敌正分向高安及新余、分宜间前进；（二）三十一日克宜丰；（三）二十七日强渡泸水之敌一小部二十九日突入吉安，经激战已溃。三十一日敌一部又突入城，刻正巷战中”。4日，“东南战场：（一）由安义西窜敌千余，一日陷奉新，二日陷高安。与湘赣公路东窜敌会合；（二）我已收复上高，东窜敌万余现集结高安附近；（三）赣江西岸敌二日陷陕江，其主力万余刻在吉水、陕江间；（四）赣江西岸敌大部已移至东岸。西南战场：（一）湘桂路二日克灵川；（二）湘西三日克新宁；（三）我第二方面军之一营上月二十五日进驻涠洲岛；（四）雷州半岛一日克廉江”。６日，“东南战场：（一）赣江东岸三日陷新淦，五日抵永泰；（二）四日我克吉水。我军昨日开始攻略雷州半岛、广州湾，已克廉江，预计本月十五日完全成功”。7日，“湘桂路本日克界首后正向全县追击。我伞兵突击队一部在衡阳以南降下，已与敌发生战斗”。从八月初旬的日记可以看出，国军与日军在东南和西南两个战场展开激烈争夺。国军意图夺回豫湘桂会战中失去的要点，为拟议中的反攻做好铺垫。日军则不甘心拱手相让，双方开展了激烈的拉锯战。这也是徐永昌将军以及军令部在这一阶段军事上重点关注的内容，当然，拟议中国军的总反攻也在实施之中，这与我们过去认为国军只是被动迎接抗战胜利的论断是大不相同的。由此，国民政府对战争结束以及战后国共关系诸问题，所持立场自然有其出发点，徐永昌自然也有相应的心理应对。

早在8月3日，徐永昌日记中写道“国际问题研究所以为八九月间日本必有政变，即或投降或成立军政府是也。郑厅长日前亦报告敌以昭和为背境之近卫、松平、秩父宫等二十余人已组委员会运用准备无条件投降，而梅津、南次郎、杉山元、岗村、东久迩宫等九人亦组，主有条件投降。其石原广播（天皇须亲政，言论须自由）与岗村广播（谓中日战事已不存在，由中国撤兵要费一年时间，若武装撤退或须两年云云）皆此派指使，判断年内可以结束战事。按结束战事之期已近，吾人胜利亦近。吾人军事少把握，前途愈大难，奈何！”这表明徐永昌已经意识到日本军国主义很快就要面对投降的命运。与一般人不同，徐永昌已经担忧国民政府战后的走向了。身处军事指挥中枢八年，徐永昌知道国民政府军事上的窘态，不禁感叹前途大难，这点比起陈诚等人盲目乐观自然思虑深远。到了7日，随着美国在广岛投下原子弹的消息传到中国，徐永昌记了这样的思考“日人对广岛一弹表示严重，同时痛责美人灭绝天性之残酷。按日人对美空军在日本轰炸击落之俘虏竟谓犯罪而加以惨杀，该种空前残暴遭此灭绝报复，谓为天理亦无不可。该弹效力果如所称，日寇投降当在目前”。毕竟，徐永昌有基本的民族立场，对战争道德有自己的见解。尽管这种见解可能不符合现在的道德标准，单就轰炸问题方面，徐永昌作为一名亲身经历战争，耳闻目睹日本军队暴行的将领，对于日本国内遭受的轰炸有自己的基本道德判断。他对于日本虐杀战俘的行为进行指斥，并认为日本是咎由自取。这点比起后来研究者使用现在观点去判断历史事件，有他自己的合理的解释。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徐永昌通过自己的思考，敏锐地意识到日本很快就将会投降，这比起同时代的很多人物，有一定的先见之明。例如中共太行军区第8军分区2团营长，后来第15军师长李钟玄将军8月11日得知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就觉得“因为消息来得太突然，几乎使人不敢相信”。无独有偶，时任国军第45师师长的胡长青将军在8月10日日记中这样写道“十时顷，突得日本无条件投降之消息。胸中震惊、喜慰莫可名状”。相比较而言，徐永昌将军因为心中早有准备，所以当他得知这一喜讯的时候，并无过多突然之感。10日当天徐永昌日记大致是这样“早间二厅李处长来报告东北情形。临时曾家岩会报，除一般作战问题外，并及东北伪军如何不为苏军所坏等等。八时左右接得日本投降广播之一部分（街市顿起欢呼声浪，不久爆竹声四起）。九时许访曾家岩（上清寺一带兵民拥集，路几于塞），辞修、为章亦来，蒋先生听取对敌伪应进行步骤等等。关于利用东北伪军问题，余以为如以中央大员往收抚，恐彼疑而不信，且亦不易前往。如用伪方人员，有失政府威严。最好能起用东北未从伪之人望，且在平津或东北者电令前往收抚（可通我地下台转达）。如此二三十万伪军可以不坏，遂为因用，诚属善之善者。蒋先生极表同意，询问何人去。余谓如原则可行，人事自易决定。蒋先生言如此即电令张辅臣负责办理可也。诸人半晌无言，旋陈辞修谓人事须顾到革命与抗战，主张最低限度应用刘多荃一类人才。于是议论纷起，终无结果”。由此可见，徐永昌以及国府高层对日本投降已有预判，且徐永昌对此比一般人等认识更早。尽管民众得悉日本投降消息陷入狂喜之中，徐永昌依然保持冷静的思考。与一般定见不同，国民政府其实已经在考虑战后的接收、受降以及伪军改编诸问题。特别是与关内隔绝了十四年之久的东北，此时正是国民政府重点考量的地区。只可惜国民政府的高层能够发现问题，却不善于解决问题，最终只能是“议论纷起，终无结果”，料得先机却不能把握战略主动。现在重新检讨，徐永昌将军的想法是比较符合当时实际的，但却没有实施。反观中共方面，除了冀热辽军区因为接近东北首先进入东北外，其他各地区最先进入东北的都是原东北军的旧部（吕正操的591团以及万毅的111师）。如此，自然容易唤起东北民众的熟悉度，便于控制东北局面。

整个八月上旬，徐永昌将军关注的重点一方面在东南、西南两大战场以及拟议中总反攻的实施，另外一方面就是国际局势变化以及太平洋战场战局的演进。他能够准确判断出日本投降近在眼前，同时对日本所受到的战争痛苦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当然，对于位处指挥中枢的徐永昌将军而言，他的眼光已经投射到了战后格局的发展，无论是反攻、伪军还是接收的人事安排，都是他思考的问题。这也决定了徐永昌将军在胜利将临之时，并不会一味狂喜，失去判断，而是关注时局重点、热点，为战后相关事宜进行思索并提供想法。

二、受降经纬

日本方面宣布投降，国民政府决定派遣徐永昌将军代表中国参加盟军方面受降签字仪式。是什么原因促成蒋介石派遣徐永昌而非其他一些将领，如战时军事委员会的正副总参谋长何应钦、白崇禧参加盛典。拟议中的受降包括哪些程序，有哪些秘辛，徐永昌有什么样的想法，是这一部分研讨的重点。

1945年8月12日，“午间钱慕尹电话，蒋先生要余准备往菲律宾接受日本投降，明日或须成行云云。当即决定以杨宣诚、朱世明、王丕成、李树正及养空等八员从往”。这是徐永昌日记中第一次提到蒋介石让其准备参加受降的消息，同时徐永昌立刻决定自己的随员人选，其中杨宣诚是军令部二厅厅长，朱世民是国民政府参军处参军，原任驻苏、驻美大使馆武官，王丕成是军令部二厅一处处长，李树正是远征军代表，陈养空是徐永昌的秘书长。当天徐永昌日记中记载“九时半谒曾家岩，赫尔利大使及魏德迈、陈辞修等先在。魏述美方决定，在本月二十五日以前，敌如不实践缴械，美军将于各要地登陆，并询中国沿海是否可投原子弹云云。又决定令滇南暂驻之五千法兵即返越，我以两师由桂进入安南等等。又决定任刘汝明、何柱国等警备新职及对伪军等处置。赫尔利称日本覆电今晚可到，签字举行期当亦甚近。魏德迈又及，为余准备飞机及饮食等事，情致甚殷”等事情。盟军方面决定8月25日为日军缴械的最后期限，如果届时日军不投降，美军将大举登陆日占区及日本本土，甚至有在中国东南沿海日军主要控制区投掷原子弹的构想。不过根据资料，美方手头并无原子弹，因此此举更大可能是一种威胁。然而，对作为自己盟友的中国军方也不透露实情，大概是不信任中方的一种情绪表达。此外，日记中还透露战时法军有五千之众驻扎在中国，同时也表明国民政府之后将派兵进入越南受降，这是中国战时地位提升的一种象征。美方自从魏德迈替代史迪威之后，与国民政府军事方面表面上维持着友好关系，徐永昌在日记中才有“情致甚殷”的感受，但具体看来，美国对自己的盟国似乎就不那么信任了。

至于蒋介石选择徐永昌作为代表参加盛典的原因，徐永昌并没有解释。当时人认为“八载以来，吾兄擎画周详，指挥若定，完成伟业，功垂不朽”。陆铿认为“蒋主席指定徐，正说明了在整个抗战过程中徐将军鞠躬尽瘁，辅佐统帅完成抗战大业，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虽然他平时很少抛头露面，但在大本营作战决策上，却是既能关照全局，又能料事如神的一位智多星”。1949年陆铿采访当时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朱世民将军，朱将军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蒋委员长这个人在军事上是很自负的，他对徐次宸（永昌之号）的认识，正是不打不相交的结果。1930年蒋、冯（玉祥）、阎（锡山）中原大战，可以说是决定中国由谁领导之战。在这一次大战中，冯的部队不是被击溃，就是被收买；而阎的部队由徐永昌指挥，终能全师而还。从而使蒋先生认识了徐永昌是一位将才。徐后来出任山西省政府主席、河北省政府主席，在政经建设方面，也表现他不同一般的识见”，“委员长指定他代表中国受降，其身任军令部长固然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在八年抗战中，徐参与运筹帷幄，建立了只有委员长才清楚的功勋”。由此可见，军令部长这一职位只是徐永昌代表中国参加受降的条件之一，更重要的是蒋介石对徐永昌八年运筹帷幄功劳的一种答谢方式，说明了蒋介石对其的信任。以当日情形而言，可能代表中国参加这一盛典的高级将领并不多。这其中，何应钦忙于国内受降，白崇禧素不为蒋所信任。陈诚是军政部长，蒋介石也比较信任，之所以没有派遣陈诚的原因，大概是“胜利到来之日，我正在军政部长任内，于是复员与接收工作，有很大一部分就落在我的身上”。只有徐永昌，位阶甚高，功勋卓著，加之战争结束，其负责作战指导业务暂无开展必要。同时考虑到蒋介石对其的信任以及酬谢因素，因此，徐永昌代表中国出席受降典礼的原因大致如此。

接到任务之后，徐永昌仍然正常工作。8月14日，“蒋先生约晚饭……饭前后除研究敌复文迟迟原因外，仍讨论对伪军及共军办法。钱慕尹于饭后来谓，顷间魏德迈请其转达，已为备妥B-4？机两架到白市驿。其中一架设备至佳，备余乘用云云”。此时，日方内部正经历一番争斗，所以并没有及时答复盟军方面的命令。但是，因为战局已定，国民政府军事上重点讨论就是改编伪军以及阻止中共军队参与接收的问题，这些问题是战后国民政府军事方面的着重点。当然，除此之外，徐永昌还关注组织国军占领军的问题，“关于派赴占领日本军队，美方原拟请我方派十个师，嗣决定派三个青年师编为一军，配以国械”。这一记载，与之前公认的一个师（67师）驻日的认识是不一样的。从一个军驻日变为一个师，这大概是战后国民政府在远东政局中地位下降的一种体现。8月15日，日本天皇公开广播，正式接受波兹坦公告，徐永昌认为“关于日方答复波兹坦公告一事，按此覆文极其难通，但在日本似亦只能如此”。徐永昌并非公认的知日派人士，不过从其对日方答复一事的评论看，他对日本国情、政情有相当了解。派其去参加受降也是恰当合适的。

17日，徐永昌启程参加受降仪式，大致情况徐永昌在日记中有所记载。“午后二时半决定即日启行赴马尼喇……为章以苏军迄仍急进直薄张垣，有进趋平津之可能，请晤麦克阿瑟时一商对策。嗣养空及杨厅长、朱武官均至。五时半偕赴九龙坡机场，六时一刻乘运输机赴白市驿换乘四发动机飞机，于六时五十分起飞。过香港时尚熄灯火，盖遇日机或有意外也。余八时即睡，却终未入眠，机大航稳如乘江轮。先时颇热，继升至九千英尺顿觉凉爽。云从脚下生，如铺满地之棉絮。二时廿分即已到达。菲地时间早一小时为三时二十分也。时正大雨，至马尼喇旅馆少坐即睡，六时已醒。墙之内外弹痕斑斑，据闻日军败退时即有据此楼以久守者。余在白市驿上机后颇感日本军阀之不智，美物资如此其丰富，蕞尔三岛乃愿与之争战，多见其不自量也”。这段记叙表明当徐永昌出发之时，国民政府面临的国内情况，除去中共与接收之外，还有就是苏军出动后在华作战最终目的为何问题。国府方面对于苏军在日本接受波兹坦公告后继续其军事行动的动机表示怀疑，并期望盟军方面给予重视，并商定对策。当然，甫抵异乡，心情相对比较轻松，同时也看到日军在菲律宾抵抗盟军的战斗遗迹。同时，徐永昌对于日本军阀不自量力发出感叹，也是他日后在受降仪式上慨叹的思想来源之一。

18日，“午后五时半谒麦克阿瑟将军谈签字事，俟代表到齐偕往冲绳岛，然后转东京湾，于美舰上举行。在此约需留一周，美总部亦将移驻东京。麦表示愿余亦往”。这段记载说明美军方面对于中国还是给予足够的重视与尊重。徐永昌日记记载相对比较简略，在他给蒋介石的电报中，则有更为详尽的谈话记录。“职等于巧丑到马尼喇，下午五时半拜访麦克阿瑟元帅，面递钧座手书，据云：一、英方代表篠日（17日）抵此，苏方代表因交通关系，马日（21日）方可到达，日本代表明十九日可到，预计约需一周之磋商，并拟邀各国代表飞冲绳，预定于东京湾内美军舰上正式签字，其总部同时亦即移驻东京。二、对中国战区日军投降事，以为钧座为中国战区统帅，所有中国战区日军应向钧座投降，不得向任何方面接洽，且云华盛顿方面亦表此意。三、关于苏军在热、察之军事行动，亦曾谈及，彼谓已尽力请其停止，惟苏联向好单独行动，又因通信不便，须由莫斯科转递，或因此稽延时日，但渠相信苏方当于短期内停止前进，关于该方面情况，请随时电示，以便转告”。这一电报，首先向蒋介石报告了受降行程与程序安排。从法定角度确认中国战区受降的主持人以及对象。于是当天蒋介石代表国民政府颁布一系列受降令，并以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身份阻止中共方面的受降活动，这也是国民政府方面日后指责中共不听命令、擅自行动的法理基础。对于出发前商议的让苏军停止进攻的对策，美方其实并无太多影响，因为之前的美苏英秘密谈判中业已决定远东格局，美方只能安慰国民政府而已。胜利之日，雅尔塔的阴影已然开始笼罩远东。类似性质的事件可谓接二连三，20日，“美军总部通告英军已开始向香港开拔，当请麦将军设法得一公正而不伤感情之方法”。延至26日，“蒋先生已有声明，决不派兵赴香港，但认为香港问题仍属未了之事件”。中方虽有意藉抗战胜利收回香港，最低限度主持香港受降。无奈国力问题，尽管寄希望于美国，最终只能接受现实，所谓“香港问题仍属未了之事件”只能是自欺欺人之举。27日，“外蒙事不必理而理之，以为可得苏欢，实则徒招后日麻烦。盖外内蒙一样皆中国原来民族，何必自我强让之。且为说词，不亦过乎？以地和苏，除非全中国悉授之乃已。又扶植其独立已过矣，自由二字尤不洽”，对于外蒙所谓“自由的”公民投票，徐永昌认为苏联欲壑难填，是说词而已。这一系列虽胜犹辱的事件，不能不对徐永昌的心理产生影响。

这其后，徐永昌度过了难得的几天悠闲生活，29日，“午后四时各国代表于舵楼上同摄一影”。由于天气问题，原定签字日期被迫延迟，这点过往记述中甚少提及。25日，“今日本定登舟，以前日飓风袭东京，海上风浪正狂，改为明日成行”。26日，“午后三时出发，为美方一运输舰……五时开驶，闻须行五昼夜计程。卅一日午后始可达东京湾。签字已改为九月二日矣”。如果没有徐永昌的记载，我们很难了解盟军受降原本另有其日。8月31日，“四时四十分抵横滨附近下碇停泊，但见四周艨艟围绕，入晚灯光闪灼，照耀海滨，如一扇形，真有辀舻千里之概。甲午之役果能一胜，则我国海军今日不患何似”。这是一名中国军人对历史的感慨，以及对中国过去经验教训的认知，当然也有参加盛典的光荣之感。9月2日，受降仪式正式开始，“今日为受降签字之期，七时半乘   号驱逐舰，于舰上晤美英苏澳荷代表。八时许到达密苏里号，美第三舰队海尔赛旗舰也。按规定，中国代表团先登，军乐大作，美苏澳等代表继登，九时日方代表亦到。首由麦克阿瑟简单讲述仪式开始等，此时已各按规定就位。日代表立于案之对面，各代表依次排立为美中英苏澳加法荷纽九国，美海陆军官原在菲律宾被俘之歪因于莱（温赖特）少将暨参加。加拿大代表签字误低一格，继签者亦相率而低，此殊失态。九时八分仪式完成。麦让各代表入客厅，余与麦海二人略寒暄（仪式前已与尼米兹晤叙）”。徐永昌的日记不但详细描写了受降仪式的大概程序，也记载了各位参加代表的位置，甚至还记录签字仪式上加拿大代表签错地方的尴尬一幕，如果没有当事人的记录，后人了解这段历史的时候是很难有清晰认知的。7日，“早十时谒蒋先生报告签字一行经过并谈及菲侨情况约卅分钟”，徐永昌受降任务至此结束。

三、反省忏悔

徐永昌参加受降前后，心理活动之变化大致可以围绕反省、忏悔这两个词进行。参加盛典原本应该是充满喜悦、荣耀之感的，为何徐永昌会有如此心路历程呢？与其对国内，对盟国以及对日本的观感不无关系。

亲临战时敌国—日本前后，徐永昌有自己的感慨。29日，“日本报纸社论称，宜与美合作，切戒妄动，须认识从前错误，然后可以和平云云”，徐永昌未予置评。31日，“据麦克阿瑟称，日对投降似有完全诚意，各地之占领似可希望不至有多大的摩擦云云”。徐永昌心有所感，因此“今日舰中报纸发表余之略历，并请余发表对于此次战事以及受降之感想。余仅答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应该忏悔的经过”。签字仪式结束后，9月3日，“午饭后同人去东京，余未偕往。四时偕王联参步至街巷周游附近约一时半，见日本警察守岗如常，民众静肃，各报登载亦毫不隐饰，直认降伏（不实在无纪律之国民将来困苦必较日本为大）。盟方对日如无一具体严密管制方法，则日人之兴可计日而待。晚饭时王参谋要李处长等大饮，且谓此真痛饮黄龙云云，余切止之方罢。诸人不悟忧难之将临，似怪余不近人情者”。徐永昌对日本民众的表现很是吃惊，心中隐隐有所担忧，认为如果对日本没有适当管制方法，日本将很快复兴。历史证明，徐永昌的担忧是正确的。他还认为如果不吸取历史的教训，今后忧难将很快降临。加上他对中国国民观感不佳，心中甚为忧虑，对随员做出了一些不近人情的斥责举动。

4日，“在米苏里舰上遇大公报记者询余感谢，略告以我觉得大家皆应反省……除非真是想不出自己过失者外，皆应有所忏悔”。他再次公开发表自己的想法，就是大家都应该反省、忏悔。这应该是他受降以来深思熟虑的想法，并非故作惊人之语。这番言论传入国内，自然引发各种想法。其中他的同乡赵正楷信函中的解读可能切中徐永昌的真意，“各国诚能自反，世界何患不安，我公斯言，示世人以和平相处之窍要矣，无如道德不够之国家，不之悟也”。五年后，在庆祝胜利五周年前夕，徐永昌自己揭示了他当时的想法。“因为这次大战，实导源于十四年前（从1945年回溯）所谓九一八的日本侵华。说到日本侵华，自前清同治末年起，已经七十余年，在这长久的时期中，我们的国家未能做到自固吾围的必要措施，这是我们应该忏悔的！但是，九一八侵略开始，在当时国际联盟，本可发生作用，使日本有所忌惮；乃主持国联的一二强国，未能认清事理，把握时机，对侵略者加以有效的制裁，反处处予以不应当的迁就。日本既一试得逞，义大利随之而起，阿比西尼亚之一度灭亡，直未得到世人之一顾！希特勒进而试于欧陆，并奥并捷，毫无顾忌，而大战因而触发。企图苟安者，终于不得幸免，这是不是国联列强应当忏悔的？苏俄为极左国家，德国为极右国家，性质上根本冲突，犹如冰炭之不相容。乃苏俄贪图瓜分波兰之利，居然订立德苏协定，终于以分赃不均，引起希特勒的袭击，倘非美国加入战争，苏俄真有被德日瓜分的可能，这是不是苏俄应该忏悔的？在受降当日，我的内心感想如此。尚未料到因为大战末期的几次强国会议，对另一强暴者（前苏联）的容忍与迁就，又造成了现今岌岌可危的局面。在今天而言，此远因近果，无乃有事过境迁之识……即使侵略者最后终须受到应得的惩罚，而世界无辜人民受害之重大，恐早已无法计算。这是说以前都应该忏悔的。可是忏悔过去，原是为要警惕未来，不要教一悔再悔，覆辙相寻，那就对不起以往的先烈与后来的人群。这是我五年前的感想与后来的认识”。这其实表现了徐永昌当日带有一定理想主义的想法，当然，后世研究者也认为追逐利益与绥靖政策（就是徐永昌所说该忏悔的地方）是战争扩大的原因，与徐永昌的观点是不谋而合的。其间，徐永昌耳闻目睹强国之间牺牲弱国利益的种种行径，以及战后两大阵营对抗的先兆，他的心理产生变化是有其思想来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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