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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人要保富，但是不知道怎样保富。
快读这书帮你保富。
《保富法》是曾国藩的外孙聂云台所作，用佛学观点来说明怎样才能得到财富，怎样才能保住财富。本书所谈内容是其一生接触，亲眼看见的。有些家庭第一世做大官、发大财，第二世家破人亡；有些家庭子孙很好，能够继承家业，若干代下去都还出人才，保有财富，保有社会地位。聂云台抒发的是种什么因，结什么果的观点。布施是培福，布施是开源。又要懂得惜福，爱惜福报，不浪费，不奢侈，那么自然家道昌盛，就能够传若干代。
旧上海首任总商会会长、曾国藩外孙撰《保富法》在《申报》刊载轰动上海，一时引起各界纷纷捐赠助学甚巨。
印光大师、净空法师、柳亚子等，佛学高士撰文倾力推荐《保富法》，以下是众人的评价：
自从《申报》刊载聂云台先生的《保富法》以来，一时家传户诵，不知感动了多少人。
——柳亚子
参透因果，将其中玄机写出来推至最重要的位置，公众读后纷纷效法行为，也多了一些人可能成为圣贤，这实在是救世至好的文章。
——印光大师
曾国藩的外孙聂云台，解放前上海商会会长，他学贯中西，中年接触佛法，就很认真地学佛，使他的思想、认识得到很大提高。后来他写了《保富法》，就是用佛学观点来说明怎样才能得到财富，怎样才能保住财富。
——昌臻法师
我现在去走访企业，常常随身带聂云台撰写的《保富法》，薄薄的一本小册子，不足百页。许多浙商朋友看过《保富法》之后，深受震动：活了半辈子，现在才知道“怎么做一个有钱人”，一点不比“怎么成为一个有钱人”来得容易！因为这本书揭示了财富和人生的真相。
——杨轶清（浙江省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
我最近看的书比较不错是《保富法》。他是曾国藩的外孙，1942年写。他当时是上海总商会的会长，这本书核心意思是仁者因财发身，而不是以身发财。他学贯中西，中年皈依佛门。他比较了所有大家的后代，第一代当大官发大财，第二代可能家破人亡。所以说一定要回到做人的原点，就是善良、正直，不撒谎。这本书有一句话总结得比较好：积财于子女者，子女未能享也。积书于子女也，子女未必能读也。不如积阴德于冥冥之中，于子孙长久计。
——刘勇进（山东勇进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非常感谢，这本书送给我吧！仁者以财发身，不以身发财。如果是仁者的话，不管你发多少财，身体都会健康长寿，受到人们的喜欢。如果你光是为了发财，不管人的话，最后的结果就是以财害身。
——俞敏洪在正和岛试运行仪式上向刘勇进索要《保富法》
富者，财富也。从其本质上讲，有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之分，而长久受用且能真正庇荫子孙的是精神财富。《保富法》中所探究的显赫家族的兴衰之道，鲜明地道明这两者的关系。[3]
——人民日报
聂云台先生在1942～1943年间撰写的《保富法》一书中，就举了曾国藩、左宗棠、林则徐等人的例子，总结道，“保富的方法，必须要有智慧的眼光，也就是要有辽远的见识与宏大的心量”。当我们看到这几句话时，肯定还不晚，把我们的眼光从挣钱、攒钱、赢钱中挪开一点点，认真考虑一下怎么样做，让我们苦心经营的人生幸福，得以真正传承。
——第一财经日报
《保富法》一书是聂云台先生在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写的，聂先生编写此书，可说是用心良苦；将自己一生的所见所闻，融合历史的经验教训，编成这本震撼人心的好书，目的在提醒世人‘如何才能真正的保有财富 ’；避免重蹈贪财者的覆辙。
聂云台居士（1880-1953），是曾国藩的外孙，在1920年任第一任上海总商会会长。聂云台虽生于官宦世家，却秉遵外祖父曾国藩“宁可讨饭也不为官”遗训，放弃唾手可得的仕途，把位极人臣的先人所遗传的智慧智能运用于经商上，于商海中沉浮砺练，开办银行，经营航运，开发矿产，从事纺织。他所经营的机械制造、电力、商业、金融等一系列企业，均因取得成就而名声大噪。他创办的上海大华纱厂，年利润七十万，成为上海纱坊业年轻有为的实业家。后被推选为上海华商纱厂联合会董事长和上海总商会会长。
以下为《保富法》的全文 （网络复制）
上篇
俗话说：发财不难，保财最难。我住在上海五十余年，看见发财的人很多；发财以后，有不到五年、十年就败的，有二、三十年即败的，有四、五十年败完的。我记得与先父往来的多数有钱人，有的作官，有的从商，都是炫赫一时的，现在已经多数凋零，家事没落了。有的是因为子孙嫖赌不务正业，而挥霍一空；有的是连子孙都无影无踪了。大约算来，四、五十年前的有钱人，现在家务没有全败的，子孙能读书、务正业、上进的，百家之中，实在是难得一、两家了。
不单是上海这样，在我湖面的家乡，也是一样。清朝同治、光绪年间，中兴时代的富贵人，封爵的有六、七家，做总督巡抚的有二、三十家，做提镇大人的有五、六十家，现在也已经多数萧条了；其中文官多人，财产比较不多的，后人较好。就我所熟悉的来说，像曾、左、彭、李这几家，钱最少的，后人比较多能读书，以学术服务社会：曾文正公的曾孙辈，在国内外大学毕业的有六、七位，担任大学教授的有三位；左文襄公的几位曾孙，也以科学专门而闻名；李勇毅公的孙子辈，有担任大学教授的，曾孙也多是大学毕业；彭刚直公的后人，十年前，有在上海作官的。大概当时的钱，来得正路，没有积蓄留钱给子孙的心，子孙就比较贤能有才干。其余文官比较钱多的十来家，现在的后人多数都是萧条了。武官数十家，当时都比文官富有，有十万、廿万银两的；（多数是战事平定以后，继续统兵，可以缺额，才能发财；至于拥有五、六十万到百万银两财产的有三、四家，如郭家、席家、杨家等，都是后来从陕西、甘肃、云南、贵州统领军务归来的人。金陵克复的时候，曾国藩因为湘军士气不振，所以全部遣散，剿捻匪的时候，改用淮军，所以湘军的老将，富有的非常少。）各家的后人，也是多数衰落了；能读书上进的，就很少听见了。
我家与中兴时代的各大世家，或湘或淮，多数都是世代相交的关系，所以各家的兴衰情形，都略有所知。至于安徽的文武各大家，以前富有丰厚的，远远胜过了湘军诸人，但是今日都已经调零，不堪回首了；前后不过几十年，传下来才到了第三代，已经都如浮云散尽了。然而当时不肯发财，不为子孙积钱的几家，他们的子孙反而却多优秀。最显明的，是曾文正公，他的地位最高，权力最重，在位二十年，死的时候只有两万两银子；除乡间的老屋外，在省中未曾建造一个房子，也未曾买过田地一亩。他亲手创立的两淮盐票，定价很便宜，而利息非常高；每张盐票的票价二百两，后来卖到二万两，每年的利息就有三、四千两；当时家里只要有一张盐票，就称为富家了。曾文正公特别谕令曾氏一家人，不准承领；文正公多年，后人也没有一张盐票。若是当时化些字型大小、花名，领一、两百张盐票，是极其容易的事情；而且是照章领票，表面上并不违法；然而借著政权、地位，取巧营私，小人认为是无碍，而君子却是不为啊！这件事，当时家母知道的很详细，外面人是很少有知道的。《中庸》上面说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见乎。’（这叫作表里如一，即是诚意、毋自欺，这是中国政治学的根本；如果无此根本，一切政治的路，都是行不通的。）文正公曾经对僚属宣誓：‘不取军中的一钱，寄回家里’，而且是数十年如一日；与三国时代的诸葛公是同一风格。因此，当时的将领僚属，多数都很廉洁；而民间在无形当中，受益不小。所以躬行廉洁，就是暗中为民造福；如果自己要钱，那么将领官吏，人人都想发财；人民就会受害不小了。
请看一看近数十年来的政治，人民所遭遇的痛苦，便知为人长官的廉洁与不廉洁，真是影响非常大啊！所以，《大学》上说：‘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孟子》说：‘为富不仁，为仁不富。’因为贪财与不贪财，关系著别人的利益、幸福很大；所以发财便能造罪，不贪财方能造福。世人都以为积钱多买些田地房产，便能够使子孙有饭吃；所以拼命想发财。今天看看上述几十家的事实，积钱多的，反而使得子孙没饭吃，甚至连子孙都灭绝了；不肯取巧发财的，子孙反而能够有饭吃，而且有兴旺的气象。平常人又以为全不积些钱，恐怕子孙会立刻穷困；但是从历史的事实、社会的经验看来，若是真心利人，全不顾己，不留一钱的人，子孙一定会发达。现在我再举几个例子来说：
宋朝的范文正公（范仲淹），他作穷秀才的时候，心中就念念在救济众人；后来作了宰相，便把俸禄全部拿出来购置义田，赡养一族的贫寒。先买了苏州的南园作为自己的住宅；后来听见风水家说：‘此屋风水极好，后代会出公卿。’他想，这屋子既然会兴发显贵，不如当作学堂，使苏州人的子弟，在此中受教育，那么多数人都兴发显贵，就更好了；所以就立刻将房子捐出来，作为学宫。他念念在利益群众，不愿自己一家独得好处。结果，自己的四个儿子，作了宰相公卿侍郎，而且个个都是道德崇高。他的儿子们曾经请他在京里购买花园宅第一所，以便退休养老时娱乐，他却说：‘京中各大官家中的园林甚多，而园主人自己又不能时常的游园，那么谁还会不准我游呢！何必自己要有花园，才能享乐呢？’范先生的几位公子，平日在家，都是穿著布素衣服。范公出将入相几十年，所得的俸钱，也都作了布施救济之用；所以家用极为节俭，死的时候，连丧葬费都不够。照普通人的心理，以为这样，太不替子孙打算了，谁知道这才是替子孙打算最好的法子。不单是四个儿子都作了公卿，而且能继承他父亲的意思，舍财救济众人。所以，范家的曾孙辈也极为发达，传到了数十代的子孙，直到现在，已经是八百年了，苏州的范坟一带，仍然有多数范氏的后人，并且还时常出优秀的分子。世人若是想替子孙打算，想留饭给子孙吃，就请按照范文正公的存心行事，才是最好的方法。
再说元朝的耶律文正公（耶律楚材），他是元太祖（成吉思汗）及元世祖的军师，军事多数是由他来决策，他却是借此而救全了无数的人民。因为元太祖好杀，他善于说话，能够劝谏太祖不要屠杀。他身为宰相，却是布衣蔬食，自己生活非常的刻苦。他是个大佛学家，利欲心极为淡泊：在攻破燕京的时候，诸位将领都到府库里收取财宝，而他却只吩咐将库存的大黄数十担，送到他的营中；不久，就发生了瘟疫，他用大黄治疗疫病，获得了很大的效果。他也是毫无积蓄，但是他的子孙，数代作宰相的，却有十三人之多。这也是一个不肯积钱，而子孙反而大发达的证据。
再说清朝的林文忠公（林则徐），他是反对英国，以致于引起了鸦片战争的伟人。他如果要发财，当时发个几百万，是很容易的。他认为鸦片贻害人民，非常的严重，所以不怕用激烈的手段，烧毁了鸦片两万箱。后来，英国人攻广东，一年攻不进，以后攻陷了宁波、镇江。清朝不得已，就将林文忠公革职充军，向英国人谢罪谈和。林公死了以后，也是毫无积蓄，但是他的子孙数代都是书香不断，孙曾辈中尚有进士、举人，至今日仍然存在，数年前故世的最高法院院长林翔，也是其中的一人，而且道德亦非常的崇高。这又是一个不肯发财，而子孙反而大发达的证据。
再看林公同一个时候发大财的人，我可以举几个例子：就是广东的伍氏及潘氏、孔氏，都是鸦片里发大财至数百千万银两的。书画家大都知道，凡是海内有名的古字画碑帖，多数都盖有伍氏、潘氏、孔氏的图章，也就是表明了此物曾经在三家收藏过，可见得他们的豪富。但是几十年后，这些珍贵的物品，又已经流到别家了。他们的楠木房屋，早已被拆了，到别家作妆饰、木器了。他们的后人，一个闻达的也没有。这三家的主人，总算是精明能干，会发这样的大财；当时的林文忠父，有财却不肯发，反而弄到自己被革职办罪，总算太笨了吧！然而至数十年以后，看看他们的子孙，就知道林文忠公是世间最有智慧的人，伍氏、潘氏、孔氏，却是最愚笨的人了。
上海的大阔老很多，我所认识的，也可以举几个例子：一个是江西的周翁，五十年前，我在扬州鄙岳萧家，就认识这位元富翁。（当时的这两家同是盐商领袖。）有一天，周翁到萧家，怒气勃勃的，原来是因为接到湘潭分号经理的来信，说是湖南发生了灾荒，官府向他们劝募捐款，他就代老板周翁认捐了银子五百两，而周翁嫌他擅作主张，捐得太多，所以才发怒。那时他已有数百万银两的财富，出个五百两救济，还不舍得。后来住在上海，有一天，谭组安先生与他同席，问他，如何发到如此的大富？他说，没有别的法子，止是积而不用。他活到八十多岁才死，遗产有三千万元，子孙十房分了家，不过十几年，就已经空了。其中有一房子孙，略能作些好事，这一房就比较好，但也是遭遇种种的意外衰耗，所余的钱也不多了。若是以常理来说，无论如何，每房子孙都有三百万，不会一齐败得如此之快；然而事实上，却是如此。若是问他如何败法？读者可尝试著闭目一想，上海阔少爷用钱的道路，便能够明白，不用多说了。这位老翁，也是正当营业，并未取非分之财；不过心里悭贪，眼见饥荒，而不肯出钱救济；以为积钱不用，是聪明。却不知道此种心念完全与仁慈平等的善法相违反，我若是存了一家独富之心，而不顾及他家的死活，就是不仁慈、不平等到了极处。除了本人自己受到业报外，还要受到余报的支配，也就是《易经》所谓的余庆、余殃的支配；使独富的家败得格外的快，使大众亲眼见到果报的昭彰，能够醒悟。（而本人所受的果报，若不是现世报，则旁人是不能见到的。）
再说一家，是上海十几年前的地皮大王陈某，家中的财产有四千万银元，兄弟两房，各分两千万。一九二五年，我到他家吃饭过一次，他住的房屋十分的华贵，门前有一对石狮子，是上海所少见的。他的客房，四面的墙壁全部都装了玻璃架，陈列的铜鼎，都是三千年的古物。有一位客人，指著告诉我说：‘这一间房子里的铜器，要值银元一百五十万；中国的有名古铜器，有一半在此。’这几句话，正是主人最高兴听的。原来一般富人的心理，就是要夸耀，我有的东西，都胜过一切的人。而惟有道德名誉是钱办不到的，这些富人无可奈何，只好在衣服、珍宝、房屋、器具上，争豪斗胜，博得一般希望得到好处的客人，来恭惟奉承。（骄奢两字是相连的，骄就是摆架子，奢就是闹阔。上海常看见的是大出丧，一日之间，花费一、二十万的银元，以为是荣耀；但是若要请他们出几千元帮助赈灾，就不大容易了。这是普通人多有的卑劣自私的心理，并非是单说某一家。这一位主人，当然也未能免俗。）在我看见他之后，不过才七年的时间，上海地价忽然惨落，加以投机的损失，以致于破产。陈家的古铜珍宝，房屋地产，一切的一切，都被银行没收变卖，主人也搬到内地家乡去了。
再说一个实例，就是上海哈同花园的主人，近日报纸上常有讥讽的评论：说他们生平，对于慈善事业，不肯多多帮助，并说他有遗产八万万银元。试一设想，财产八万万的收入，就照二厘的利息来计算，每年也应该有一千六百万，如果他们肯将这尾数的六百万元，用作救济贫民之用，那么全上海的难民，就可以得救了。在三年前，上海的难民所中，有十万人，每人的粮食，以每个月两元计算，全年不过才两百余万元。到去年米贵的时候，难民所中的难民才不过一万几千人，每人的月费三十元，一年共五、六百万元，也还不过是他们收入年息的三分之一罢了。再说上海死在马路上的穷人，去年将近有两万多人，前年不过一万多人，再前年不过是几千人，就单说去年米贵，死人最多的时候，如果办几个庇寒所和施粥厂，养活这两、三万人，也不过一年花个五、六百万元就够了。这在他们来说，不过是九牛的一毛，然而这一毛，却是舍不得拔。如果能化几百万元，救几万个穷民；它自己家用，若是没有特别的挥霍，就是无论如何的阔绰，还是可以将一年所余的利息若干万来用作储蓄的。这样一来，一方面得到了美名誉，一方面作了救人的大功德，再一方面又仍然每年增加了若干万的积蓄。这样的算盘，实在是通极了。然而他们却没有这样智慧的眼光，一心只想这一千六百万元，一滴不漏，全部都收到自己的银行帐上，归为己有，任意的挥霍。竟然没有想到这肉身是会死的，自己既无子女，结果财产全归了他人。几万万的财产，一旦变为空花，只是徒然的带了一身的罪业，往见阎王，而且又遗下了一片不美的口碑，留在这个社会。
他们也挂信佛的招牌，但是全不知道《药师经》上开宗明义，就详细的说明了悭贪不舍的罪过。经上说：‘有诸众生，不识善恶，惟怀贪吝，不知布施、及施果报；愚痴无智，缺于信根，多聚财宝，勤加守护。见乞者来，其心不喜；设不得已而行施时，如割身肉，心生痛惜。如此之人，由此命终，生饿鬼界，或畜生道。’因为大富之人，钱财有余，自己也没有用处，明知道多数人将会饿死，却不肯施财救济。若是从道德上责备起来，这简直是间接的杀人。积钱最多，力量最大，而不肯布施的，他所负的杀人罪就更重了。譬如见到一个极小的孩子，站在井边，快要落井了；有一个人在旁站著，全不开口，也不拉开这个小孩，而让他落井死了。我们一定会说，这个孩子算是被他杀死了一样。而富人见灾不救，正是一样。何况是大富如此，连利息的一小部分都不肯舍，那么马路上死的几千几万的饥民，岂不是要算他杀死的一样吗！杀死几千几万人的罪过，难道是用骄慢心，以信佛作为幌子，勉强化点挥霍不尽的小钱，作点专卖面子的善事，就以为自己已经是作了功德，便可以免除一切的罪过么？我想恐怕天地鬼神，决不会如此含糊的宽恕他。所以我说这一段事实，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分别真伪，打破心里的悭贪，切不可蹈积财不施的覆辙！
俄国的大文豪托尔斯泰曾说过：‘现在社会的人，左手进了一百万元，右手布施了一、二元，就称为是大慈善家。’由此可知这种行为，是世界的通病。
总而言之，保富的方法，必须要有智慧的眼光，也就是要有辽远的见识、与宏大的心量；以上所说范文正公等几位，就是属于此类。而其余不善于保富的人，普天之下滔滔皆是啊！他们不能使子孙长保富厚，止因为是自己的智慧不够；能见到一点，却遗漏了万端；止看见表面，而看不到内涵；简单点说，他们看历本，止看见初一，还不知道明天有初二，更不会晓得年底有除夕，但是像这等愚痴的人，虽然很多，而社会有慧根的人也不少，一经人点拔，即可觉悟，智慧的眼光忽然就会开朗了。
再讲到如何是智慧的作法，请细细玩味老子《道德经》上的两句话如下：‘既以为人，己愈有；既已与人，己愈多。’本篇文所叙述的范文正诸公的几个例子，就是这两句话的注脚。须知老子是世界最高哲学中的一个，（《道德经》与道士的道教全无干涉，不可误认老子即是道教。）他的政治、经济、军事学也都极为高明，他的人生哲学，是不能为时代所摇动的。老子学说的精义，有一句是：‘反者，道之动。’大意是要反转过来，就是翻然觉悟的动机；他的书，全部多半是说明这个道理。再引两句如下：‘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雄者，譬如是有钱有势，可以骄傲，乃人人所贪图的；惟有智慧的人，反过来，却是要避免这样炫赫的气焰，极力的向平淡卑下的方面作去，免招他人的嫉恨。‘为天下溪’这句话是众人反而归服他的意思。‘白’者的意思，譬如作大官，享大名，体面荣华，别人羡慕，这也是人人所求之不得的。但是有智慧的人，反过来，却要避免体面荣华，极力的韬光养晦退让谦虚，《中庸》说：‘衣锦尚絅，恶其文之著也。’譬如穿著锦绣的衣服，却要加上罩衫，不愿意使锦衣露到外面。这是表明了君子实修善义，不务虚名，以避免产生负面的影响，此种人更为社会所敬重。这些见解，都是与世俗之见相反的。换句话说，违背了情感欲望，以求合乎理智，这种话，多数人是不入耳的，或者以为这是讲天文学，不能懂。然而社会上也有不少具有慧眼的人，当然是会赞许的。
中篇
天道是什么呢？《易经》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个阴阳，不是虚玄的，一一都有事实可以做为依据：譬如，有日必有夜，有寒必有暑，有春夏就有秋冬，有潮涨就有潮落。由这些自然界的现象来观察，一一都是一盈一虚，一消一长。从这个道理推及到人事，也是如此：例如说人事的一盛一衰，一苦一乐，一忧一喜，一治一乱等等。但是天时的阴阳，有一定的标准，是万古不变的；而人事的盛衰，则是随著人心的动向，变化无常。这种无常的变化，乃是依著天道一阴一阳有一定的标准，发动出来的。我们试说如下：
比如说一个人若是喜欢骄傲，就一定会有忽然倒架子的时候到来；一个人若是喜欢懒惰安逸，就一定会有极困苦的日子到来；一个人若是喜欢悭吝贪钱，就一定会有嫖赌浪费之子孙替他破败；一个人若是喜欢机巧计算，就一定会有糊涂愚笨的子孙被人欺骗。这些变幻的人事，有智慧的人，自然会留心看得出来，晓得与日月起落、寒暑往来的道理是一样的。天道是个太极图，半边是黑的，半边是白的，中间有一个界限；过了这个界限，阴阳失去了平均，就要起变化了，这叫作阳极则阴生，阴极则阳生；换句话说，就是盛极必衰，消极必长。
古今以来的伟大圣哲，都能够洞悉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教人常须自己立在吃亏的地位，就是要谦卑退让，舍财不贪，克己利人。凡俗之中，没有见识的人，是一定不肯做这种吃亏事的。在新学家而言，还要讥笑的说，这是消极的道德。要知道一切伟大积极的事业，都是从这种消极的道德人作出来的：因为惟有消极的克己，才能够积极的利人；惟有舍财不贪，才能兴办公众的利益；惟有谦卑退让，才能格外的令人尊敬钦佩，作事也格外的顺利，容易成功。开始似乎是吃亏，后来仍然是会得到大便宜的。
浅见无知的人，止能看见一切事物的表面，不能看见事物的对面。譬如像下棋一样，止看得一著，看不到第二、三著。不知道世间事都是下棋，我若是动一著，对方就要应我一著，而且马上就有第二三著跟著来。佛法说明一因一果、感应的道理，实在是世界上最高的科学跟哲学。我把下棋拿来作譬喻：我们说一句话、作一件事，都是对人动了一著棋；我们出言作事的时候，心中打定的主意，就是对天公动了一著棋；一切人、一切物，都是我们下棋的对手。
我们对一只狗，表示好意，狗就会对我们摇摇尾巴表示亲热；若是恶声对他，他就会拖下尾巴走开。对人则更不用说了！我若是对待别人谦和宽厚，别人就会感谢；若是待人骄傲刻薄，别人就会怀恨在心；这还是小的对手。若是我们欺淩了没有能力的人物，或是存心害人，或是用巧妙的手段占人家的便宜，他们受了损害还不觉得。或是藉著特别的地位，例如作官、作公司的经理等职务，暗中谋取私人的利益；或是自己富厚，而对于灾难不肯救济，自己家里却是享用舒服。这些事，众人固然是无可奈何，法律也办不到他，他算是棋赢了，他对方的棋都输了。可是天道却是不许他赢，会替众人作他的大对手，老天只要轻轻的动一著，就叫他满盘棋子都呆了，到底使得他一败涂地；这叫作‘人有千算，天止一算。’我们天天都是在对人下棋，实际上是在对天下棋；若是对人赢得愈大，就会对天输得更厉害。反过来讲，若是人肯让松些，还处处帮旁的人一著，使旁人免得输，而我自己的棋，也是不会大输的，反而要对天赢了一盘很大的棋呢！
上面所说的范文正公，是个最显明的例子，他本来很穷，作了将相几十年，到死的时候，仍然没有私人的田产园宅。若是从俗人的眼光看起来，他算是白忙了一世，然而他对天却是赢了一盘大棋，他的子子孙孙，多是贵盛贤才啊！其余的像耶律文正公、林文忠公、曾文正公几位，都是肯输棋的，到后来都赢了天公一盘大棋。而那些会赢棋的许多人，发了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几万万财的，却是后来被天动了一著，就都输完了。古人说的：‘人定胜天，天定亦胜人。’天定就是一定的天理。阴阳的定律，是要平均的，人们作的事情过了分，就是失了平均。由于我们的心，先违反了阴阳定律的中和，所以起了反应，受到阴阳定律制裁，使回归到平均的状态。天公下棋，是不动心，也不动手的，而人们就自然输了。譬如对墙壁抛皮球，球自然会回抛过来，抛的力量越大，球回的力量也更大，而墙壁本身，亦并未动手费力。所以《书经》上说：‘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孟子》说：‘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意思就是自作业，自受报；这跟佛经所说的：‘自造因，自结果。’正是一样的道理。
而所谓的人定胜天，也不是真正的胜了天，这是说人照天的定理，存心作事，究竟会得到后来的胜利。本来穷困的，后来亨通了；本来忧患的，后来得到安乐。这样的胜利，便是天理的胜利。我虽然说善人对天赢了棋，实际上就是天赢了；须知天道是永不会输的。天道一阴一阳的平均，就是中道，又称中和；《中庸》上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世间的人事若是失去了平和，就会引起天道的变化；就像如战争及饥荒等等的大劫数，都是由于人事的不公平、人心的不中和而引起的。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国与国之间的斗争，无论暂时的胜负如何，结局仍然是两败俱伤，就是暂时胜利的，也将终归于失败。请翻一翻世界各国的历史，就知道赢棋的，到底也都是输了，这就可以知道天理终久是公平的。人心的不平不和，究竟是会被天理裁制的。
世间的人类，男人与女人的数目，永远是平均的。有姓张的一母生十男，也有姓李的一母生十女，所以合起全世界的计数，男女的数目，不会相差太大的。这就证明了天道的公平，与阴阳的中和，其中有不可思议、自然调整的能力。若是我们想要仗恃著我们的本领，来违反天理中和的能力，最后毕竟是要自己吃苦头的。如果若是天理阴阳没有裁制调整的力量，那么人的男女数目，也不会永远的平均，世间一切的事情，都会永久失去了公平，而强的、巧的则永远富贵，善人也永远不会抬头了。
欧美人用短浅的眼光来观察天理，以为世间只有强的、巧的会得到胜利，安分懦弱的，应该被人制服，所以名为‘优胜劣败’。这种不究竟的学说，引起了世人的骄满作恶：骄就是有所恃而无恐，我有势力，不怕你，摆架子，显威风；满就是有势要用尽，有福要享足，专顾自己的私利，不替他人设想，只管目前快意，不为日后顾虑。德国、日本等国家的野心侵略，就是被此等学说所误啊！
天道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就是过分的，要受到制裁；吃亏的，要受到补益。中国的圣哲，儒家、佛家、老庄的垂训，都是反覆的叮咛，说明这个道理。《易经》上说：‘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祸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尚书》说：‘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又说：‘惟天福善祸淫。’（这个淫字，不是单指性欲，而是指一切事情的放纵与过分，可以说就是骄满。又再具体的说，就是骄奢淫逸，贪狠暴横。）淫字的对面就是善。善字的意义甚为广泛，若是要确切的说明，众善都含有谦德的意义，都是以谦德为基本。《易经》是说明天道的书，乾坤两卦是总说天道的大意：乾卦说：‘能利天下，而不言所利’，这就是谦德的意义。坤卦说：‘坤虽有美，含之以从王事，不敢成也。’这句的解说，是才华不露，功名不居，就是不务名，不夸功，也是谦德的意义。《金刚经》说：‘度尽众生，自觉未度。’又说：‘布施济众，不觉有施。’这是世界最高的道德，也包含了谦德在内。
再说，孝弟忠信礼义廉耻，都是义务心重，权利心轻。而义务心，是自己觉得我对他还有义务应尽，这就是谦。世间作恶的人，不过是权利心重，没有义务心。古语说，重利轻义，正是谦德的反面。所以，一切道德都在谦德里面：由谦发动，对父母兄弟，就是孝弟；对社会人群，就是忠信礼义廉耻。凡人对于谦德善行，都是恭敬欢喜；而对于骄满恶行，都是怨怒隐恨。那么天道的降福降祸，说是天道，实是人情；说是天降，实由自作啊！上面的文已说过，天道就是人事的表现，《尚书》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华严经》说：‘若令众生生欢喜者，则令一切如来欢喜。’所以，我们为善加福于人，我们自然还得其福；我们为恶加害于人，我们自然还得其祸。从此可知，我们对面的一切人、一切物，就是天，随处都是有天理存在其中的。除此以外，更没有别的天理可以表现。
那么我们对他们作事、说话，起念头、表示脸色，都要格外的小心注意。虽然他们或是愚笨，或是怯懦，或是老弱、孤儿、寡妇，无人帮助；我们若是欺淩了他们，我们在不久的将来，我自己、或我的子孙，也会同样的愚懦孤寡，被人欺淩。反过来说，若是我们对于这些无力可怜的人，心存慈愍，并且设法帮助他们，后来我也会得别人的帮助，而我的子孙则永远不会愚懦孤寡，被人欺淩了。这种天理循环的感应果报，有智慧眼光的人，自然能在社会上，一家一家的人事上来观察，更可以在历史上，一个一个善恶的人的结果来证明。这也是社会科学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啊！
一九四二年六月云台卧病书
下篇
去年（一九四二年）春天，我曾经写了‘保富法’上、中两篇文章，送请‘罗汉菜’月刊刊出，后来因为患病卧床，未能继续撰写下篇。今年春天，经荣柏云、黄警顽两位先生将该文再送登《申报》，颇受读者们赞许，并有许多人出钱印单行本；但是因为没有见到下篇，而感到遗憾。
我写下篇的计划，原本想专门收集些古人行善积德，能使子孙富贵显赫的事迹，做为印证。近来因为编写‘先母崇德老夫人纪念册’，恭敬谨慎的叙述了数代祖先的嘉言懿行，并且特别撰写了‘七世祖乐山公行医济世善行的果报’这篇文章。七世祖乐山公舍己利人，两百年来，我家多代子孙，都受到他的福德庇佑，可以做为‘保富法’这篇文章非常适当的佐证资料。
这虽然只是一家人的私事，但是乐山公的善行事迹，曾经刊载于‘府县志’这本书中，而且又为当时的社会贤达，所推崇重视；祖先数代的积善事迹，也有历史资料可以考证，堪称足以取信于社会大众；正好是‘保富法’的证据，所以将它作为‘保富法’的下篇，我想应该会得到读者们的认同。
我时常自我检讨，听闻圣贤的道理，既然已是很晚，知道自己的过错，又已经是太迟；回想生平所作所为；所犯的罪恶过失，不胜枚举，真是愧对祖宗父母、天地鬼神啊！而现在自己则已是衰老迟暮，疾病缠身；更是觉得缺乏补过的勇气和力量，深恐祖先的德泽，自我而坠，从此没没无闻；所以恭谨地撰述祖先的德行，用来告诉后人，使大家能获得一些警惕、启示和策砺，以略补我的过失。
开始的时候，并不敢将此文刊出问世，实在是因为好友们一再的督促与要求，务必要完成‘保富法’这篇文章的全文；这才敢将此文拿出刊行，并盼望能对读者们有所交待。
一九四三年四月聂云台卧病书
（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