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利亚被捕的真实情况

贝利亚被捕的真实情况

关于贝利亚被捕的情况曾经流传过三种说法，一种说法是，1953年6月27日贝利亚在赴苏联大剧院观看歌剧《十二月党人》的路上被捕，并当夜被处决。第二种说法是，贝利亚应邀出席波兰大使的招待会之后，在返回途中被伏罗希洛夫和布尔加宁逮捕，经审判后立即处决。第三种说法是，贝利亚于1953年6月26日下午出席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因拒捕被以莫斯卡连科将军为首的一批高圾军官用冲锋枪当场击毙。

事件的直接策划者赫鲁晓夫对此也先后有几种不同的说法。

关于贝利亚神秘之死，众说纷云，莫衷一是。

苏联元帅基·谢·莫斯卡连科的文章《全国意义的政治事件》，披露他受命逮捕贝利亚的经过，具有权威性，文章如下：

　　……上午九点钟赫鲁晓夫通过克里姆林宫的自动电话交换机打电话找我，问候之后他问道：“您周围有没有同你关系密切，并且像你这样忠于党的人？”我想了想，回答说：“有这样一批人，他们绝对忠于党。”然后赫鲁晓夫要我带这些人到克里姆林宫原先斯大林工作的办公室找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格·马林科夫。他补了一句，要我带上防空计划和雪茄。我回答说：我带上所说的一切，但我早在战争期间，在1944年就戒烟了。赫鲁晓夫笑着说，需要雪茄的不是我所想的人。到这时候我才想起要带上武器。最后他说，他立即给国防部长布尔加宁去电话。赫鲁晓夫关于要带武器的暗示使我想到，要执行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一项重要任务……

　　我按了一下电铃，召来执行特别任务的军官В·И·尤费列夫少校，参谋长А·И·巴克索夫少将、政治部主任И·Г·祖布上校，我告诉他们要到克里姆林宫去并带上武器，但他们手头都没有武器，所以我叫来参谋部警卫队长М·Г·希日尼亚克少校，命令他分发给他们手枪和子弹。由于人数不多，我又打电话给内卫部队参谋长（原防空军区参谋长）Л·Ф·巴季茨基，叫他带上武器到我这儿来。

　　接着国防部长布尔加宁来电话，说赫鲁晓夫同志给他去了电话，建议我先去他即布尔加宁那里……我带着武装好的一批人到了布尔加宁那里。布尔加宁单独接见了我。他说，我接到赫鲁晓夫的电话，所以就召你来了。需要逮捕贝利亚，他在克里姆林宫的卫队人多势大，并且忠于他。你有几个人？我回答说，5人，他们全都是久经战场的军人，绝对可靠，忠于共产党、苏联政府和人民。他回答说：“这一切都很好，但人太少了。”随即问我：你认为还可以找谁来？但不能耽搁。我说，您的副手华西列夫斯基元帅。不知为什么，他当即否定了这个人选。我问他，在有影响的军人中谁现在在部里。他说：格·康·朱可夫。于是我建议让他来。他同意了，但要朱可夫不带武器。不过，我们人还是少，所以他问：“你认为还可以请谁参加？”我首先提议总政治部副主任勃列日涅夫，我在战时认识他，那时他在第一和第四乌克兰方面军，是位勇敢的将军，忠于党和人民的政治工作者。在战争中我多次见过他。我提的第二个人是沙季洛夫中将。也是总政治部副主任，前第一乌克兰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第三个是坦克军中将格特曼，原我前线坦克军团司令。第四个是炮兵上将涅杰林，是我在战时认识的。第五个布尔加宁建议邀请莫斯科军区军事委员会成员А·М·普罗宁上将。

　　由于时间仓促，他们全都没有武装。只有勃列日涅夫有一支手枪，是布尔加宁给的。

　　为什么赫鲁晓夫偏偏看上我，我难以回答。贝利亚被捕后……我们在向马林科夫作例行报告时，他好象对我和总检察官Р·А·鲁坚科同志说过，在找莫斯卡连科同志之前，为采取这一行动我们曾找过一位苏联元帅，但他拒绝干这件事。这位元帅是谁，我和鲁坚科同志没有问。

　　赫鲁晓夫是在战时的军事行动中认识我的，……战后我们很少见面。我个人同贝利亚不熟悉，没会见过他，仅从报刊上知道他。因此对赫鲁晓夫的建议（布尔加宁把它具体化了），我是当作我们党、我们中央及其主席团的任务接受的。应当指出，中央主席团的全体成员，包括莫洛托夫、马林科夫、伏罗希洛夫以及其他人，对我都很好。

　　6月26日11点，我们根据布尔加宁的意见乘他的汽车驶往克里姆林宫。他的汽车有政府的标志，进入克里姆林宫时不受检查。到了部长会议大厦，我同布尔加宁乘电梯上去，而巴克索夫、巴季茨基、祖布、尤费列夫走楼梯上去。朱可夫、勃列日涅夫、沙季洛夫、涅杰林、格特曼、普罗宁等乘另一辆车随后到达。布尔加宁领我们大家到马林科夫办公室前的接待室，自己进入了马林科夫办公室。

　　几分钟后，赫鲁晓夫、布尔加宁、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出来见我们。他们对我们说，贝利亚最近对中央主席团的其他委员蛮横无礼，侦察他们，窃听他们的电话，跟踪他们，调查主席团委员到哪儿去，同谁会面，对大家粗暴之至，等等。他们告诉我们，现在要开中央主席团会议，一听到马林科夫的助手苏哈诺夫的暗号，我们就进入办公室，逮捕贝利亚。现在他还没到。随后他们进入马林科夫的办公室，包括贝利亚在内全体到齐后，就开始了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虽然会开得并不长，但我们的感觉却相反，好象很长很长。在这期间我们每个人都想得很多……

　　经过了一小时，即1953年6月26日13点发出了约定的暗号，我们五个全副武装的人加上第六位朱可夫同志，立即冲进开会的办公室。马林科夫同志宣布：“以苏联法律的名义逮捕贝利亚。”大家拔出手枪，我把手枪对着贝利亚，命令他举起手来。这时朱可夫搜查了贝利亚，然后我们把他押到部长会议主席的休息室，主席团全体委员和候补委员则继续开会，朱可夫也留在那里。

　　这一切贝利亚毫无准备，他惶然不知所措。逮捕时他的皮包里有一张纸上用红铅笔写着：“警报，警报，警报”，整张纸上都写满了这几个字。看来，当会议开始谈起贝利亚并批评他的活动时，他立即感到危险，打算把这张纸交给克里姆林宫的卫队。

　　除了主席团委员布尔加宁、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赫鲁晓夫，看来谁都不知道，也没想到过逮捕贝利亚。

　　这以后会议又开了15—20分钟，然后全体中央主席团委员和朱可夫乘车回家。我们五人：我、巴季茨基、巴克索夫、祖布、尤费列夫留下，看守贝利亚，外面接待室的所有门口由勃列日涅夫、格特曼、涅杰林、普罗宁、沙季洛夫看守。

　　贝利亚神情不安，企图走近窗口，几次要求上厕所，我们五人举着手枪押着他来来往往。从种种情况看，他在想方设法给内务部的卫队发信号，该卫队身着军装和便装（但带武器），无所不在。时间拖得很长，我们都饿了，马林科夫的助手苏哈诺夫一直在接待室，他弄来了茶点。但天还没有黑，无法悄悄地把贝利亚押出克里姆林宫。夜22—23时，接待室突然出现贝利亚的第一副部长马斯连尼科夫大将和政府卫队司令弗拉西克中将。他们大喊大叫，要求解释这里出了什么事。我出去平静地回答他们：“你们别大喊大叫”，并立即给布尔加宁去电话。他命令要他们立即离开克里姆林宫，然后让把耳机交给马斯连尼科夫。他们说些什么，我不知道，但放下耳机后，他们立即离开了。后来在审判贝利亚案件时，马斯连尼科夫开枪自杀了。

　　在6月26—27日之交的夜里，大约在24时，在苏哈诺夫的帮助下我要了五辆有政府标志的3ИС—110小汽车，命他们开往位于基洛夫大街的莫斯科防空军区司令部。这时候根据我的命令从军区司令部挑选了30名共产党员军官，由作战部部长叶拉斯托夫上校率领，全副武装分乘五辆汽车未经检查开进了克里姆林宫。他们一到，立即接替了原由贝利亚警卫的克里姆林宫楼内的卫队。这以后在卫队的警卫下，贝利亚被押出来，坐在3ИС—110小车居中位置的车上。押送他的有全副武装的巴季茨基、巴克索夫、祖布、尤费列夫。我坐在前排司机旁边。另一辆车上坐着从防空军区来的6名军官。我们乘这两辆车不停顿地穿过斯巴斯克大门，把贝利亚押往莫斯科市卫戍部队禁闭所……

　　次日，1953年6月27日，星期六，我和巴季茨基、格特曼等同志呆在禁闭所的办公室，贝利亚的副手克鲁格洛夫和谢罗夫上将来找我。他们受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之命来同我一起侦讯贝利亚案件，贝利亚被指控滥用权力及其他案件。我觉得这样不合适，因为他们的首长受到指控，而他的副手却来审讯。于是我要求让巴季茨基和格特曼和我一起参加审讯。但后两人坚决拒绝这一建议。我们争论了很长时间，得不出结果。我打电话给中央委员会马林科夫，没找到他。那边回答我说：全体中央主席团委员都去大剧院参加歌剧“十二月党人”或者“战争与和平”的首演式了。我给那边去电话，请马林科夫或赫鲁晓夫接电话。接电话的是马林科夫，我报告了事情的原委，他同其他同志商量后告诉我：请你们三人一起来剧院。

　　幕间休息时，全体中央主席团成员聚集在大剧院的贵宾室。谢罗夫和克鲁格洛夫报告说，我和我的同志对待贝利亚的态度错误，关押贝的程序不对，并说我不愿同他们一起进行审讯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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