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护共产党积极反右的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落得家破人亡

拥护共产党积极反右的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落得家破人亡

反右高潮过去不久，1958年3月16日，这批在中国大名鼎鼎的“著名民主人士们”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召开了一个“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社会主义改造促进大会”，在会上通过了给毛的效忠书，作出了肉麻的保证：“我们决心把民主党派成员的千颗心，万颗心，联成一颗心，把这颗心献给党，献给人民，献给社会主义！……我们请党、请毛主席、请全国人民作我们的监誓人，随时考验我们的忠诚和决心”。这是第一次由中国所有的民主党派的名义在天安门广场上开的效忠会，比后来文革中红卫兵的效忠会差不多要早了八到九年。

这里要重申的是：这些民主党派政领导人在反右中的讲话、指示和重要报刊文章，常常比中共的各级首长还远要疾言厉色、极左激烈。无疑，这些讲话等等给后人留下了一份重新认识、思考和定位中国所谓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重要历史记录。

1878年，黄炎培出生在江苏省川沙县，也就是今天的上海浦东新区，他后来成为近现代中国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以及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主要发起人之一。

黄炎培的幼子黄方毅透露，1945年7月1日，黄炎培等6人，作为“第三方领袖”，为促国民党与共产党和谈，应邀访问延安。

1945年7月4日，毛泽东问黄炎培对延安观感如何。黄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这次对话，也就是后来著名的“窑洞对”。

黄炎培从延安回重庆后，兴奋异常。他闭门谢客，仔细回忆在延安的所见所闻。他口授，夫人姚维钧执笔，写出《延安归来》一书，从延安观感、延安人物印象、延安政治作风、延安会谈情形等多个层面，对中共大唱赞歌。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后，以各种身份从重庆赴延安的人有多批。其中一些人也出版了延安纪行，但没有一人像黄炎培这样，明确表示对中共领导人和中共施政的赞赏与支持。

延安之行，成了黄炎培1949年选择投奔中共的重要转折点。

但实际上，他到延安，除去抵达延安的一天和离开延安的一天，在那里的时间只有三天。这三天里，他和毛泽东交谈了十多个小时。余下时间，不过走马观花而已。

1949年10月1日中共夺取政权后，黄炎培曾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常委、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主任委员等。

可是，他那著名的“历史周期率”，却开始被禁谈了。

据黄炎培之子黄方毅说，20世纪50年代初，中共内务部的一次部务会议上，首任部长谢觉哉做报告时，引用了黄炎培在延安跟毛泽东谈的“周期率”，以及毛关于“民主”“监督”的说法。谢觉哉提出了“民主监政”的新口号，认为对各级政权机关，应该实行民主监督。

没想到，这番话却引来听众席上南方某省内务厅厅长的质问。这位厅长起身站起，问：“我们提民主监政是针对国民党反动政权的，难道我们共产党的人民民主政权还需要监督吗？这样监督来监督去，不是要监督到毛主席头上了吗？”

这个提问令谢觉哉猝不及防，他想要解释，却也解释不清。

之后，不知是这位厅长还是什么人，把这件事上报中央某领导，该中央领导完全支持这位厅长的意见，批评了谢觉哉，并且明令以后不准再在党内党外引用这段“黄炎培周期率”的对话。

七个“右派”一个“反革命”

黄炎培原本有一个令人羡慕的大家庭。他和第一任妻子王纠思育有六子六女，和第二任妻子姚维钧育有两男两女。

黄炎培的子女们都非常优秀，比如，长子黄方刚，清华大学毕业，后到美国卡尔登大学、哈佛大学深造；次子黄竞武，清华大学毕业，后到美国哈佛大学深造；三子黄万里，到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深造；四子黄大能，复旦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后赴英国隧道水泥公司学习；幼子黄方毅，毕业于美国杜克大学。

黄炎培的长女黄路毕业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长女婿张心一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二女儿黄小同燕京大学肄业，二女婿王国桢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四女黄素回、四女婿陈锵，都是医学院毕业。

如果中共真像毛泽东当年说的那样搞“民主”，“让人民来监督政府”，黄炎培的子女们可能会有更大的作为。

但是，中共建政后，毛泽东“念念不忘阶级斗争”，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把“民主”“监督”抛到九霄云外，发动了几十场血腥残暴的政治运动。

1957年，毛先鼓动知识分子给党提意见，帮党整风，实际是“引蛇出洞”。当“蛇”都被引出洞后，毛立即发动反右运动。

当时，毛泽东顾虑黄炎培的名声，没把他打成右派，但他的子女却没能幸免。

三子黄万里、四子黄大能、五子黄必信、长女黄路、四女黄素回及其丈夫陈锵、二女黄小同的长子王实方，都被打成右派；二女黄小同因笃信基督，被内定为“反革命”。

1957年6月19日，黄万里在清华大学校刊发表散文《花丛小语》。他有感而发，谈了人民对政府的监督及政府决策民主化的必要性。毛泽东看到后批示道：“这是什么话？”毛发话后，黄万里立即被打成右派。

之后，黄万里被剥夺教书、科研、发表文章的权利，被下放工地劳动，在大会小会被批判；他的子女升学受到影响。

1966年5月文革爆发后，黄万里被鞭打至出血，被剃阴阳头；他的家多次被抄，一些颇有价值的字画、文稿、照片被撕为碎片。不久，他被赶出家门，三代同堂住进清华最简陋的集体宿舍。他的工资被扣，每月只发20元生活费，还被勒令每天打扫水利系馆内外。

1969年，黄万里被下放江西鄱阳湖劳动，1974年被揪回清华大学批斗。他头顶着右派分子的帽子长达23年。

黄炎培的子女中，黄必信性格最内向，为人朴实，沉默寡言。教书之外，闲来无事时，他喜欢用苏州评弹演唱李商隐的诗“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其他人听不懂他唱的是什么，但他却边弹边唱，乐在其中。然而，就是这么一个散淡平和之人，也被打成右派。

文革开始后，黄必信再遭冲击，造反派轮番上阵，对他审讯逼问，内心脆弱的黄必信承受不了这种打击，1966年6月14日，他在家中上吊自杀，年仅41岁。就在他自杀不久，他14岁的小女儿黄可清1966年10月26日失踪，从此人间蒸发。

连遭丧夫失女之痛，黄必信的妻子余启运痛不欲生，但是，造反派并没有放过她。1968年6月15日，余启运在“隔离审查”中遭严刑拷打、被逼跳楼（也有说是被推下楼）重伤，流血过多致死。

黄炎培在文革爆发前去世了，他的夫人姚维钧，出身书香门第，能诗善文。她活到了文革，却在文革中成了黄炎培的替罪羊，遭到毒打与侮辱，1968年1月20日，姚维钧服安眠药自杀，不满5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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