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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应该重视和研究计划经济体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
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所面临的任务，首先不是解决资本主义工业经济中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所导致的“无政府”状态，而主要是如何加快工业化的问题，包括筹集资金问题、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工业结构安排问题、城市建设和城乡关系问题等。上述任务，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计划经济本身的作用，首先不是体现在能否准确地计算社会生产与需求之间的平衡和资源的最佳配置，而是表现为最大限度地动员社会资源，加速工业化步伐，实现赶超战略。从这个角度观察问题，计划经济本身所表现出粗放型的、随意性很大的管理，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这种自上而下的行政性管理所具有的动员和调配资源用于工业建设的特性。这可以说是计划经济为什么能够在中国形成并持续了20年之久的主要原因。也是我们今天对计划经济的历史作用褒贬不一的重要原因。
计划经济的形成，还与那个时期的国际环境有很大关系。国际环境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封锁禁运。为了打破经济封锁、避免损失，在对西方贸易方面必须借助政府的力量，全盘统筹，统一对外；同时，封锁也导致我国的对外贸易重心向苏联东欧转移，而这些国家只愿意以协定贸易的方式与我国开展贸易，不仅私营进出口商被排斥在外，地方国营企业也难直接参与。二是朝鲜战争。战后20多年，我国处于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对峙之中，历经台湾海峡危机、越南战争、中印边界冲突等，实际上一直处于帝国主义战争威胁之下。在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考虑中，不得不将国家安全放到首位。要建立独立强大的国防工业，必须加快重工业的发展。而重工业投资巨大，建设周期长，不仅需要尽可能地提高积累率，而且要将这部分剩余集中在政府（甚至主要是中央政府）手中，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实为不可避免。
关于计划经济，《中国大百科全书》所下的定义为：“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前提，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由社会主义国家根据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特别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要求，通过指令性和指导性计划来进行管理和调节的国民经济。它不仅是一种管理国民经济的方法和体制，而且是一种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
新中国前30年的计划经济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949－1952年为第一个阶段，即为建立计划经济创造条件阶段；1953－1957年为第二个阶段，即计划经济形成阶段；1958—1978年为第三个阶段，是计划经济完整形态阶段。
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起来的新中国政府，具有较强大的治理国家能力，政府的管理能力和社会的组织化程度，达到了历史空前的高度。列宁、斯大林所阐述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也为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和优先发展重工业提供了支持。中国共产党即将快速工业化作为自己坚定不移的奋斗目标，政府自然被认为是工业化的主要推进者。
建国之初，中国共产党提出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基础上，通过节制资本、统制外贸和实施“四面八方”政策（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尽快实现工业化。而如上所述，朝鲜战争后的国际环境和国家安全目标的突出，要求政府的工业化战略更强调重工业的优先发展。由于我国缺乏组织经济计划和管理工业的实际经验，因此向当时的成功范例——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学习。
20世纪50年代，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与市场并重逐步转向以行政管理为特征的计划经济，将市场机制逐渐从经济运行中排斥出去，这固然有理论和认识上的原因，即当时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以及苏联的榜样作用，但是若从当时的经济体制变迁以及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思想和政策演变的历史轨迹来看，就会发现，人的主观认识只是客观现实的一种反映，排斥市场作用与其说是学习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结果，不如说是当时中国的经济基础、发展要求和国际环境所促成。
具体说来，主要由以下因素促成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1）市场失灵。旧中国长期的战乱和国民党政府的掠夺政策，导致了经济畸形和市场调节的扭曲。新中国建立之初，市场调节受到制约，相反生活必需品供应短缺，城市失业问题严重，对外贸易受到封锁等，使得通过价格调节供需的市场机制难以发挥作用。对粮食、布、煤炭等需求弹性很小的生活必需品，政府不得不通过建立国营商业公司掌握主要资源、实行“牌价”（使市价向牌价靠拢）的办法，保障城市居民的基本生活，以维持社会稳定。（2)国家安全因素，如上述。(3) 突破“贫困陷阱”的需要。历史遗留的积贫积弱的、以传统农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和众多的人口，使得中国虽然通过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但是由于人均生产资料严重不足，多数农民只能保持基本温饱，剩余十分有限，显然靠市场的作用，短期内难以突破“低收入陷阱”、实现工业起飞。
在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过程也是市场调节作用式微的过程。1952年底，完成了对私营金融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3年以后实行了城市劳动力计划调配和主要农副产品“统购统销”，1957年以后则关闭了城市消费品自由市场。
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实际上是各级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包括与个体经济的关系）。由于我国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基本没有变，因此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制订和实施，即经济运行过程，始终存在着如何处理计划管理与市场调节的关系。
在改革开放以前，甚至可以说在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以前，许多人对计划经济与计划管理的本质是区分不开的。由于单一公有制下必然要实行计划经济（或者说计划管理只能是主要的手段），而过渡时期（无论是1949-1956年由新民主主义经济向计划经济过渡，还是1978-1992年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政府的行政性计划管理在经济运行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因此就造成了如下错觉：似乎计划经济就是政府实施行政性计划管理的那部分经济，将计划管理的必要性与计划经济混为一谈，将手段与基本制度当作一回事。直至1992年我国将市场经济作为基本经济制度以后，计划管理不言自明为一种手段，于是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争论才烟消云散。
实际上，从计划经济建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人就看到了计划经济的缺陷，并试图改革和完善它。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等领导人，从1956年起就针对计划的制订和实施提出了不少改进意见。例如刘少奇就指出单一计划管理的弊病：“社会主义经济的特点是有计划性，是计划经济，但是实际社会经济活动包括各行各业、各个方面，有几千种、几万种、几十万种。国家计划不可能计划那么几千、几万、几十万种，只能计划那么多少类，结果就把社会经济生活搞得简单了、呆板了。” 因此在1956年中共“八大”上，陈云提出的运用市场调节补充计划管理的不足和李富春提出的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并用的主张，得到全党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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