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上海的红灯区福州路会乐里

福州路会乐里，是旧上海有名的红灯区，它前临福州路，北靠汉口路，东邻云南路，西到西藏路。这个由上述四条马路包围的地区，除西北角的皇后大戏院、一品香大旅社和沿路店铺以外，都属于会乐里的范围。会乐里分新老会乐里。紧靠汉口路的是后弄，称老会乐里，即现在的云南中路253弄和265弄（两弄相通）。解放前那里有不少妓院，大都是向导社、野鸡堂子之类的低级妓院，如二号的“天鹅”、四号的“美星”、八号的“黄猫”等。在抗战胜利以前大都是响导社，1946年以后改为妓院。前弄即现在的福州路726弄会乐里，是上等妓院长三堂子的集中地。

 会乐里原名会金里，西靠泥城浜，是由两排简屋组成，住着一些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如人力车夫、摊贩等。1904年前后，南浔人刘景德买下了会乐里及其周围的地皮和房产，进行翻建，并将翻建后的里弄取名会乐里，后来上海人称这里为老会乐里。当时住在会乐里的，主要是小商小贩、唱戏的、打杂的，也有一些妓女。1912年泥城浜被填没筑路（今西藏中路），租界势力西移，市面逐渐繁荣，会乐里一带开始热闹起来。这一时期，因嫖客调戏慕尔堂（今沐恩堂）教会学校的女学生，被公共租界宣布三马路（汉口路）慕尔堂附近一带为禁止娼妓活动区，会乐里的娼妓活动暂时受到限制。但当时正值四马路（福州路）两侧娼妓业兴起之时，三、四马路（汉口路、福州路）已是娼妓出没的场所。迎春坊、清河坊等处的娼妓也跟着租界的扩展伸延到小花园、跑马厅一带，社会上狎妓嫖娼之风也阻挡不了；加上公共租界工部局需要为数可观的“花捐”，于是后来“禁令”被无形取消，一度门庭冷落车马稀的会乐里又热闹起来了。

 1924年，资本家刘景德看准这块地方可赚大钱，投资将沿四马路一边的老会乐里房子拆除一部分，翻造成新的里弄（即现在福州路726弄），弄内的房屋造型改为新式石库门式样。总弄面向四马路（现福州路），弄口宽4.6米。进弄后左右对称各有4条横弄，每条横弄左三右四共建7幢清水砖墙的石库门住房，共计28幢。每幢均是一堂两厢（一间客堂两间厢房），有宽敞的天井，靠近总弄通道的房屋均建有阳台。为了便于办酒宴请客，又特地在每幢房子内砌了大灶。这些房子造好后，上海人称这里为新会乐里。这种非一般里弄布局和结构的房屋，很适合开妓院的需要，房租也由翻造前每月6两银子提高到20两5钱，而且还要顶费750两。由于房租昂贵，一般住户承担不起，即使妓院主也感到棘手。而且那时租界当局尚未对妓院活动解禁，因此空关了一年。到1925年，资本家被迫把顶费降低到410两银子，并且设法使租界当局开禁，这样在会乐里带头的两家妓院“秦云”和“妙凤楼”才开始挂牌营业，从此分布在各处的长三堂子，也来到这里公开营业了。

 会乐里畸形繁荣。在前弄新会乐里开设着100多家上等妓院，在28幢房屋中，除乾元药房一家外，其余全是妓院。每幢房子少则二三家，多至六七家，可以说幢幢房子是妓院，家家户户有妓女。在1925～1948年二十多年时间里，会乐里整个弄堂几乎看不到一个小孩，即使有也是妓院主从外面买来的小女孩。每幢房子的门口都挂上一盏盏的门灯，后来也有改为霓虹灯的，其形状有圆的、方的、八角棱形的，上面都写着妓女的名字，入夜灯光齐明，藉以招徕嫖客。

 汪伪统治时期，这里的嫖客几乎都是日伪军大小头目。抗战胜利后，会乐里妓院发展到全盛时期，这里又成了国民党接收大员寻欢作乐的场所。据《时事新报》1946年1月17日一篇报道记载：“那时节，会乐里大弄口耸立着巨型彩牌，蒋主席大幅画像的四周，装着无数电灯，光耀夺目，与弄内‘红、玉、香、琴’之类的艳名广告灯互相争辉。吉普车与流线型汽车代替了过去弄堂里的三轮车与自备包车。”

 据1948年登记的户口簿记载，这里有妓院151家，妓院主200人，妓女587人，依靠妓院为生的佣工374人，总人数1161人，据1949年1月统计，这里妓院总数为171家，约占当时上海800多家妓院的五分之一。

 “长三”堂子最早出现在上海城内小东门一带。1853年小刀会起义，清政府为断绝城乡居民对小刀会的接济，强令这一带居民“迁移暂避”，并焚烧小东门、十六铺一带民房二千余间，因此娼妓也跟着迁到福州路东西公和里、东西荟芳里、东西尚仁里及山东路久安里、汉口路美仁里。后来租界向西扩展，妓院也跟着西移到清和坊（现浙江南路118号）、迎春坊（现湖北路203号）等处，后又延伸到小花园。“长三”妓院主要集中在福州路新会乐里，其次是汕头路群玉坊、云南路福祥里等处。

 “长三”的活动方式，要经过“打茶围”、“叫局”和“吃花酒”三个阶段。

“打茶围”是第一步。“长三”打茶围时，外场一见有生客到来，便高声叫喊“客到”，并用堂中茶碗泡一碗茶，表示接待。打茶围不需要马上付钱，但一定要有熟客伴同才行，打茶围以后，嫖客便成为妓女的相好，既可随便上门玩，又可随时“叫局”应召。

 “叫局”是第二步。局有酒局、牌局、戏局，以酒局为主。嫖客叫局即是差仆人或酒馆的跑堂把局票送到妓院。局票即是在相好的妓女名片上写上嫖客名字，妓女接到局票，立即应召“出局”。妓女出局风雨无阻，不能随便推却。

 “吃花酒”或叫“做花头”，是第三步。嫖客和妓女往来一段时间以后，便在妓院摆酒设宴，邀请朋友捧场。经过摆酒以后，嫖客便算和这个妓女定了情。这些名目繁多的一整套规矩，都是妓院主、老鸨的敛财勾当。长三堂子历来是达官贵人、富商大贾、流氓大亨的淫乐场所。据《旧上海的帮会》记载：“杜月笙在长三堂子请一次 ‘花酒’，以抗战前的银元计算，要花五百至一千元。”

 随着会乐里的兴盛，周围形成了适应这种高消费的吃、喝、玩、乐服务网。供吃喝的有大西洋菜社、中西菜社、万寿山酒楼、印度饭店、皇后咖啡馆等；供住宿玩乐的有扬子饭店（内设舞厅，现改名申江饭店）、一品香大旅社、爵禄饭店（内设舞厅、弹子房、咖啡厅等，现改名为岷山饭店）、大中华饭店天蟾舞台、皇后大戏院等。此外还有药房三家，花柳医生诊所两家，专供妓院租用的木器店两家，当铺一家，汽车行一家，洗衣作坊、照相馆、理发店、水果店数家，还有贩卖毒品的十余家，按摩院两家。这些地方是花天酒地场所，也成为藏垢纳污的渊薮，又是巡捕地痞流氓等恶势力在租界的财源。如皇后大戏院和皇后咖啡馆是扬子饭店经理张柏涛和棉纱商吴志伦等于1924年集资建造的。爵禄饭店是当时的“大亨”杜月笙、黄金荣、徐定生等于1927年开设的。日伪统治时期伪警局的特高科在里面住着通讯员，从事搜集情报活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接收大员、贪官污吏、投机商人纷纷来到会乐里，他们将搜刮得来的民脂民膏大量倾注到这个“销金窟”里来，使会乐里营业空前兴盛，热闹非凡。使会乐里成为繁华区里的繁华园，不夜城中的不夜店。

 畸形的繁荣掩盖不了妓女的悲惨命运，名妓也不例外。抗站前后，会乐里最红的名妓为十五号的惠然老九，她室内布置得十分豪华，家具全部饰有龙头龙尾，披着金灿灿的龙鳞。其他是十二号的小玲珑、二十二号的梁红玉、十号的筱双珠、十三号的蝶情、十七号的楚英、二十号的克雷斯阿六等，都是走红的妓女。尽管她们都是长三堂子时的名妓，但是几年以后却很少有好的下场。如克雷斯阿六会讲几国外语，还替自己起了一个洋名，曾经门庭若市，红极一时，后来人老珠黄，又染一身重病，结果惨死街头。

 当时长三堂子著名的还有公和里、荟芳里（福州路）、尚仁里、群玉坊（广东路）、一颗印、久安里、日新里、公阳里、美仁里等。19世纪70年代后，发展至跑马厅、小花园、汕头路、北海路等处，最著名的有会乐里、福致里、福祥里（云南路）、美仁坊（汉口路）、文元坊等。1920年，公共租界工部局统计有妓女12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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