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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上海出租车大亨划为反革命晚年困守旧货铺
周祥生（1895—1974），浙江定海人。小学毕业后到上海在餐厅当侍应生，后升为领班。1919年起经营出租车业务。1923年独资创办祥生出租汽车行。1930年5月上海华商出租汽车同业公会成立，当选该会会长。1932年，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成为拥有数百辆Taxi经营规模的公司董事兼总经理，并以公司电话号码40000为标志，彰显中华民族四万万同胞的影响力。
距今九十年前的1932年元月，闯荡“十里洋场”事业有成的周祥生以非凡的魄力，拿出10根金条（100两）与电话公司的洋人经理比克做了一笔交易，将电话公司名下“40000”号码移至祥生出租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重金买来“40000”电话号码，当然有其做大做强出租车生意的考量，乘客毋须煽动记忆翅膀，当时全国四万万同胞，由此及彼自然而然将出行订单抛向“40000”。用深谙广告效应的周祥生话说：“中国四万万同胞，上海电话号码只有5位数，40000则象征四万万同胞，因此我们的广告语就是：四万万同胞，拨4万号电话，坐四万号车子。”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滩商界版图的传奇人物刘鸿生、周祥生，现如今在他们出生地浙江舟山仍传为美谈。舟山名人纪念馆引以为傲将两位并称：“乡贤双生”。前者刘鸿生（1888—1956）以经营开滦煤炭起家，之后一发不可收拾投资火柴、水泥、毛织等行业，被誉为“中国火柴大王”、“毛纺业大王”；周祥生则当仁不让成为十里洋场的“出租车大王”。
1974年2月12日，周祥生罹患胃癌亡故，享年79岁。家属到派出所领取死亡证时，见到他名字下面有粗粗的“反革命”三个字，才知道这就是属于他的“定性”。
1932年1月28日淞沪战争爆发，日本派海军陆战队进攻上海，十九路军将士浴血抗战，全市人民奋勇支持。当时，周祥生亲自驾驶一辆朋友捐赠的装甲车，成功穿越日本封锁，将车献给了十九路军。为此，他还得到了一枚十九军蔡延锴赠送勋章。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这时南京国民党政府准备拆迁武汉，急需大批车辆，他不顾公司股东反对，把公司 150多辆汽车出让陆军交辎学校，让他们可以快速安全撤退。
在全民抗战的腥风血雨中，正当盛年的周祥生以自己铮铮铁骨和民族气节，鼎力支持抗日将士，为此领受了那枚抗日救国勋章。孰料，时过境迁的若干年后，竟成为泼向自己的脏水成为反革命了。这也就成了出租车大亨困守旧货铺（时称，日用品调剂商店）不堪境遇的起因。
周祥生廿八岁那年，也就是1923年与人合资开办祥生汽车行，置汽车5辆，首次亮出了‘祥生汽车行’的招牌。六年后的1929年，其余股东退出，车行由祥生独资经营，祥生车行已经拥有20辆雪佛兰车，在华商汽车出租行业中独领风骚。”
就此，周祥生人生连连开挂。1930年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和美孚、亚细亚等石油公司的汽车、汽油，为应付世界经济危机，一再跌价竞销。祥生汽车行抓住机遇顺势而为，以付订金20%的方式向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订购进雪佛兰牌轿车60辆。
翌年，周祥生生意场上好友季宾臣熟悉外汇行情，预测国内银元对美元的比价，美元汇价将看涨，愿提供3万两白银帮祥生扩大车行业务。如此这般，周祥生以100两白银兑45.5美元的比价向花旗银行兑换美元，订购雪佛兰轿车400辆。两个月后，100两白银兑换美元的比价降至24美元，加上购进的部分轿车转手出售，双双获利。祥生公司资本更加雄厚，周祥生本人声誉和社会地位随之水涨船高，得到明显抬升。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十里洋场不再岁月静好，战争阴云笼罩上海滩。这时南京国民党政府准备退迁武汉，急需大批车辆。
生意嗅觉灵敏的周祥生意识到战争的愁云惨雾迫在眉睫，祥生公司同样面临生与死的命运考验。日寇铁蹄下，掠夺祥生资产易如反掌。有鉴于此，周祥生适时调整经营策略，紧缩经营规模，他想将可能到来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周祥生当时心里也很清楚，与其血本无归，不如随机应变，趋利避害牢牢捏住“硬通货”。
这是一桩经理人在特殊时期无可挑剔兼无可奈何的明智抉择，于是乎，周祥生没有什么犹豫，果断拍板，非常干脆将150辆小车以近于新车的价格，出让给陆军交辎学校。
再一个，当时公司还面临还贷的燃眉之急。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周祥生根本不以为自己有啥不对劲。事后，作为公司当家人的周祥生将售车所得款项按公司股份金额以50%的比例发还股东，做法依法依规合情合理。
然而，生意场上自有生意法则。虽说祥生公司名号缘自创始人周祥生，且有公司65％的股权，可毕竟有个董事会，不走程序似有不妥。实际上，之前周祥生与董事会已暗生嫌隙。有的董事背后议论他刚愎自用，独断专行。先前他以自己股单作抵，抽调公司现金65000元，去建造私人住宅时，就跟董事会成员产生龃龉与矛盾。
五十年代初，每况愈下的周祥生忍痛抛售其在市中心豪宅。
在周祥生的观念中，以他在社会上及出租汽车行业中的地位；以他开创公司基业和厥功至伟的贡献，董事会成员不会与他斤斤计较。何况，他身边还有个一手栽培起来的胞弟，眼下掌管着公司营运管理实权。哪知道，恰恰就是这位同胞手足，不知何时，已倒向他人怀抱，正等着接坐他那把交椅。兄弟阋于墙这档子事，深深刺痛了周祥生的心。
事情闹到这个份上他自然血脉贲张气恼不已，然后就发生了和董事会“拗断”的不愉快场面，致使周祥生交出辞去总经理职务的信函而收场。
董事会斗争的结果是，周祥生所有的股权全部出让由公司接受。公司方面则以每月奉致200元，赠予两辆新式轿车为利益交换代价。
办完了事务上种种交接之后，周祥生身心疲惫回到舟山乡下，以修复“拗断”所带给他的精神内耗。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当周惠国的周祥生回到上海，已是1942年底，日军早已进入租界，铁蹄下的十里洋场依然灯红酒绿，但那只是刀架在脖子上的苟且偷生。
彼时，由于日军断绝汽油供应，全市出租汽车停业，祥生公司招聘一批腰圆膀粗的“骆驼祥子”，经营人力三轮车。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周祥生笑逐颜开，在他打出人生“王炸”的原点——上海滩重扯“祥生”旗号，创办了上海祥生交通公司，置卡车、轿车等90余辆。并且拿出大开大阖的经营魄力，同时开设“祥生钱庄”、“祥生饭店”、“祥生电台”，并添置着一艘名号为“祥生”的货运船。
轮船买了不久，解放军即将渡江作战进逼上海。为免遭内战殃及池鱼，周祥生依照老的套路，跟着轮船从上海开到香港。
到了香港不懂广东话，着实让周祥生抓耳挠腮不得要领。为此苦恼的周祥生不得已又带着家人返回上海。
1949年8月，周祥生将交通公司的全部车辆登报拍卖，发给工人3个月工资，将祥生交通公司解散。同时，祥生饭店生意也不景气。关门大吉前，周祥生在饭店辟出一间店面，出售祥生饭店的桌椅、餐具、灯架等饭店残留物品，以后干脆改为旧货寄售商店，公私合营时并入华艺旧货店……
周祥生在华艺旧货店的那段日子里，心情很是不爽。公私合营后，原先从舟山乡下投奔周祥生谋生的徐姓同乡“反仆为主”成了周祥生的顶头上司——公方经理。先前客客气气的徐某逐渐进入“角色”。饶是如此，性格刚烈的周祥生再次拿出“拗断”的决绝，这就等同自动辞职。
1966年“文革”爆发，周祥生在劫难逃，家里先后被抄家达13次之多，连得沾亲带故所在单位的造反派也插上一脚。批斗、打扫阴沟等“标配”层层叠叠，为此吃了不少苦头。周祥生经受着精神和体力的双重迫害，生存环境从原来居住的4号，被赶到32号亭子间，一个人居住，每天起早摸黑，打扫弄堂挖阴沟。在一次劳动时，为了躲避一辆飞驰而过的汽车，近70岁的周祥生不慎滑进了阴沟，挣扎了好一会儿，才硬撑着爬了上来，全身沾满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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