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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美国著名历史学者谈中美关系中的关键问题
先说有关何时何事何人导致美国社会上下对中国、中共甚至中国人出现反感，大致也可以归纳为三种观点。
第一，2008年。这种观点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是起点，因为从那时起，西方世界深陷金融危机，中国却一花独放，逆向发展。不到两年，在2010年，中国的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老二，西方世界和美国社会深深地感受到了危机，有点类似1964年中国研制原子弹成功，美国上下感到震惊一样。
第二，2012年。2012年中国走进新时代，以及由此而来的一系列放弃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战略的动作，包括南海、香港、台海、新疆、修宪、一带一路，都是美国民众改变对中国看法的动因。
第三，2018年或2020。2018年美国政府的一系列动作，恶化了中美紧张局势，一大标志是2018年10月美国副总统彭斯的重大政策演讲，意味着美国对中国自1994年克林顿以来的接触政策的终结，也意味着中美全面脱钩的开始。随后的一系列冲突，强化了这种脱钩战略的实施，包括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防疫战、区域战，甚至民航战等，十面埋伏，全面发难。美國對華的接觸戰略正式終結。
总之，自2008年或2012年或2018年以来，中国逐渐失去了部分美国的民心。
美国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2020年4月，是美国民意在过去41年来对中国最不友好的一年，不喜欢中国的比例突破历史最高纪录，从1989年3月的13%，到今天的67%；喜欢的比例从1989年3月的72%，降到现在的33%。即使1989年8月也只有53%不喜欢，喜欢的也有35%，形势很严重。
于是，两国逐渐从合作者，变成了竞争者，甚至是敌对者。其中的要素不外六个：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实力消长（老大与老二之争）、经贸冲突、区域冲突、以及领导人因素。
历史就是这么如此往复地出现否定、肯定、否定之否定，冷战、接触、再冷战。所以，对于具有历史感的人，今天的讨论非常有意义。我们更希望中美双方的智库都能理性、平衡、客观地分析今天两国再度面临新冷战的原因、案例、后果，尤其需要假设，如果中美博弈的牌局还能再来一次，双方是否可能少出或不出哪些臭牌、烂牌、蠢牌。
我是不想、不能也不敢对未来中美关系算命，因为我们历史学者只相信结果，不讨论如果。但学历史能帮助我们产生四大功能：记忆、敬畏、谦卑和宽容。现在让我们看看从历史中能得到什麽样的启示。
第一，中美关系改善的几大节点，主要靠人为努力。长期在美国读史，导致我越来越倾向于认同一些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因为过于迷信唯物主义的一大后果是相信宿命论，以为一切由客观、经济、战略、制度决定，人是没有什麽努力的空间。成也客观、败也客观。其实，我研究历史的心得是，个人、众人在历史发展中，经常发生决定性作用，而不是完全由客观环境、经济发展、战略格局、制度文化所决定。
中美关系历史发展都证明了许多关键的节点是由个人所决定，与客观环境没有必然联系。例如毛泽东在吃了安眠药、昏昏欲睡之时，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于1971年4月访华，从此小球转动了大球；1972年尼克松访华，毛泽东一句“台湾事小，世界事大”，就将美国在台湾的存在这一本质性问题，云淡风轻地一句带过；1979年，邓小平在决定中美建交时，也不再坚持美国必须停止军售台湾，尤其对此后美台签订的《台湾关系法》，也是眼开眼闭，但这可是当年毛、周定下的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三大底线之一：断交、撤军、毁约，毁掉美台“共同防御条约”；2001年4月11日，王海的南海撞机事件，克林顿死活不说apologize，只是将一句sorry, 变成了very sorry而言，结果也就雨过天晴了。
第二，中美关系恶化的节点也大多是人为的因素决定。今天，人为因素是从正面向反面运作，是不断向脱钩方向发展，形成负反馈效应，出现所谓的加速度分离的趋势。
目前，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力量和美国国内的脱钩力量，表面上是逆向而行，势不两立，但实际效果是殊途同归、相向而行，中国的左和美国的右，都是追求自力更生、独立自主、闭关锁国的方向，美国鹰派需要中国民粹的友好“配合”，进一步激化中美矛盾，才有可能长期推行脱钩政策，华为就是一块引诱中国民粹这头公牛发怒的“红布”。所以，极左与极右经常是惊人的相似，线的两端，一旦成为圆形，就自己不自觉地拥抱在一起。历史就是这么讽刺与哭笑不得。
众多危机集合的结果，正在导致中美关系向自由落体的趋势下滑，尤其是美国对华四派出现惊人的一致：接触派、务实派、民粹派和强硬派，前面三派共同向强硬派或鹰派靠拢。
第三，从未来而言，中国还有人为的空间，推动中美友好。我们失望，但还不至于绝望。法国总统马克龙说：“是该想一想不可想像的事情了”（It is time to think the unthinkable）。毛泽东说：在困难的时候，我们要看到光明。只有多从主观方面寻找原因和动力，我们才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等我们人力难以控制的因素。
目前而言，中美推动两国关系走向正面的机会与窗口还剩几个。
其一，是美国的地方因素。All politics is local。美国所有的政治都是与地方有关。这个地方主要是指州、市、县和社区。至今，美国地方支持中美合作的根基还没有出现根本性的动摇。以前中国只关心白宫，后来开始关心国会，然后关心跨国大企业，现在必须与美国的地方建立命运共同体，潜力极大。这次防疫大战，中国与加州和纽约进行了很有效的合作，就是明证。
其二，是普通民众的因素。美国向来是先有公众舆论，后有外交政策。对于民意调查，建议大家要结合盖洛普和皮尤两大民意调查机构，比较分析。盖洛普的长处是同一个问题，持续几十年地问，形成趋势；皮尤的长处是具有深度与分类。今年3/29皮尤进行的民调有四大数据值得分析，有助于寻找阻止中美关系恶化的思路。
一是美国50岁以下的年轻人，对待中国不友好的比例较少（蓝色），53% vs 72%” 。
二是美国民主党人比共和党人，对中国不友好的比例相对较低，62% vs 72%。
三是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比中国更有可能成为世界经济的龙头，59% vs 30%。这能帮助美国人不断增加自信，减少危机感和焦虑感。
四是83%的美国人认为，美国的军事力量比中国强，绝对的自信。
所以，民意的波动真正应验了民意如流水的真理，只要一有风吹草动，民意立即出现正向或反向波动。所以，希望大家密切关注民意的趋势，过去41年，哪些年出现波动？为什麽这些年会出现波动？什麽具体事件导致这些波动？有了这些实证数据以后，再去研究如何防止美国民意的波动？又如何拉抬美国的民意？我们学经济史的不仅相信理性，更相信演化理性，一定要观察历史演进过程中的民意。
其三，550万美国华人的因素。我们这批人是中美关系友好的既得利益者，也是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者，改革了，我们上大学；开放了，我们留学美国。所以，面对中美关系的危机，大家千万不要幸灾乐祸、置身事外、隔岸观火、互相甩锅，要多多提倡550万美国华人命运共同体。
我们需要多多告诫美国各界，要王道，不要霸道，王道是do what you should，美国要多做自己应该做的，这就具有道德标杆，追求一个道德的上限，不要比烂，更不要用劣币驱逐良币；霸道是do what you can，美国只做自己能做的，比如类似维护世界和平与正义，因为能力有限，就放弃不做了，只想美国优先。尤其是，霸道意味着：只要我能做，就做，于是就可能出现：只要我的实力决定我能放火，只要我能阻止你点灯，我就做！这就会导致美国的世界地位不断地向下沉沦。
其四，中国还是需要低调行事。美国在19世纪的GDP水平，几乎不被人注意，其排名一直躲在很难被发现的位置，长期排在中印英法德的后面，如1820年的GDP。
但在美国于1877年完成美国南部战后重建、1890年完成西部边疆开发，内功大增，突然弯道超车，在1890年，其GDP成为世界老大，使英法德三个欧洲强国，防不胜防。见1890年的GDP。
尤其是美国成为GDP老大后，一直韬光养晦到1945年，装“孙子”的时间长达整整55多年。还有，你看美国在1930年的GDP，已经远远超过世界各国，但无论参加一战还是二战，美国开始都不想秀肌肉，都是被逼无奈、情非所愿。
例如，当苏联1917年10月革命后退出一战，美国才加入一战；同样，二战打了二年多，珍珠港事件才逼着美国没有退路，被逼上阵，因为美国当时一直信奉孤立主义，而不是国际主义。一直到了战后，实在没法遮遮掩掩了，才雄赳赳、气昂昂地成为真正的老大。只是在2016年后，在现任美国总统的努力下，美国的外交战略再度从全球主义拉回到民族主义。
所以，中国应该深深体会在国际舞台上，懂得低调、谦卑的种种好处。应该多强调中国还有6亿人的月均收入只有1000元或140美元而已；多强调我们现在只能搞地毯经济，才能生存下去；多强调第二波疫情在北京反弹的悲情，而不是高姿态地发表什麽抗疫白皮书，少在别人还在受伤的心口上撒盐，多亮亮自己的伤口和多晒晒自己的弱点，在此时此刻，非常有用。
尤其是，在行动上不要争老大。历史事实早已证明，一旦国力大涨，更需要在内外政策上谦虚谨慎不张扬，减少与老大正面对撞的力度。过去130年的美国发展史表明，当美国在1890年成为GDP老大后，已经完败了四个老二强国（不一定以GDP为标准的老二）：英国、德国、苏联和日本，对手既有不同的制度和信仰，如德国法西斯和苏联共产主义；也有不同人种的盟友，如日本；更有同文同种同制度同战友的英国，统统碾压没商量。所以，美国整老二的战略和战术已经整得炉火纯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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