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上海什么人才有资格贩卖鸦片白粉和红丸

旧上海什么人才有资格贩卖鸦片白粉和红丸

旧上海流行的烟毒有鸦片、白粉和红丸三种，尤以前二种为主。

贩卖鸦片、白粉和红丸的生意一本万利，什么人才有资格做这大买卖呢。

鸦片有四等：一是所谓“大土”，即印度土，是英国从印度运来的。二是云土，是云南军阀强迫农民种植罂粟，作为主要经济来源，通过走私运到上海出卖的。三是川土，是四川出产的，是四川军阀杨森、刘文辉、刘湘等人的重要经济来源。四是蒙疆土，是内蒙古出产的。蒙土又分二种，一为热河土，质较佳；一为绥远土，质劣，但宜制白粉。白粉用来制海洛因、红丸等，大都由日本浪人利用军舰运入，通过朝鲜人中间商销售。这些人受领事裁判权保护，万一事发也可逍遥法外。日本军阀政府利用这些毒品，将所得利润供给浪人头子头山满所领导的军部亡华机构“黑龙会”作经费之用。

旧上海规模最大的贩卖鸦片机构有土行、燕子窠等，都集中在法租界，由黄金荣、杜月笙等勾结外国人和军阀经营。

杜月笙做鸦片生意有两个得力助手。一是金廷荪，因贩卖鸦片发财，在今陕西南路长乐路口造了一座大住宅，还任黄金大戏院经理，一度由蒋介石任命为上海航空政券公司总经理，在法租界老北门大街中汇银行大楼内办公。另一个是杜的机要秘书徐采臣，抗战期间曾由国民党政府任命为“重庆政府上海直属通讯员”，利用他与日本大使馆兴亚院坂垣公使的关系，大唱“汪蒋双簧”，在高恩路寓所设有秘密电台，与重庆特务机关保持通讯联络。

金廷荪的徒弟楼银川和高鑫宝的徒弟吴世宝，在1930年以前，负责从十六铺码头接运由江轮运到上海的鸦片，用汽车送到东新桥宝裕里、霞飞路、宝康路、潮州、大铺人开设的土行，再由土行分销各处。

自法伯尔来沪就任法捕房总监后，下令禁止一切烟赌业，杜通过张一枢贿赂法伯尔，派人送去一副“金台面”（宴会全套餐具)及2000两金子，遭法的严拒，并要求《申报》、《新闻报》刊登启事，说明送礼的错误，并保证不再做类似事情，否则把杜逐出法租界。杜月笙即唆使法商水电公司事务部2000余人罢工，以向法伯尔示威。为了避免事态扩大，影响时局。有人在警务会议上向法伯尔建议说：“自中校莅任后，取消了烟赌二大害，受到全上海中外人士的赞赏。但上海恶势力十分猖獗，如采取手法太严，反而会影响社会治安，巴黎方面见此，有损捕房威信。为此，中校先限杜在24小时内向您用书面道歉认错，保证不再做类似事情。如杜照办，总监威信更高，事情可圆满解决。”法伯尔接受了建议。杜欣然答应，并通知赵志炎（杜的门徒)停止罢工。

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本侵华贸易主要由盛幼盒（又名盛老三，前清官僚盛宣怀的后裔)以“宏济善堂”的名义包办，由盛任该堂理事长，实际上由日本派遣军司令部控制，经常用日本运输机从内蒙古把大批鸦片运到南京，交宏济善堂转销江南各地。日本军方梅机关楠本人佐特派其特务亲信利见夫上尉为盛的业务助理，并把三井洋行大班在法租界金神父路（今瑞金路）的大住宅送给盛（今瑞金宾馆），且派宪兵保护，还要法租界捕房当局派警切实保护。日方如此重视的原因是：一、楠本大佐是日本侵华军方派在“头山满”领导的亡华机构“黑龙会”最高联络指挥官；二、日军驻华特务经费的来源，均靠宏济善堂，且能藉此毒化中国人民；三、汪伪政府高级伪员的每月10万至20万的生活津贴也靠它这是伪内政部长陈群亲口告知我的老同事程子卿的。当时盛老三把江南地区推销鸦片的买卖交给下列几人：（一）蓝芭荪，广东大埔人，一贯做烟土生意，是杜月笙的学生任文桢（前法捕房刑事科外勤股督察长）的徒弟，专销南京、苏州及杭嘉一带。抗战胜利后，逃往香港。（二）严春堂，前上海艺华影片公司老板，上海人，一贯以烟土为业，专销松江、青浦及上海地区。解放初期中风病死。（三）严潮生，浦东人，陈世昌的徒弟，浦东杨家渡的著名流氓，绰号“白马潮生”，担任宏济善堂鸦片运输队长。解放前逃亡香港。

当时，广东大埔帮蓝芑荪、蓝铭（即蓝文林）等在南京九亩地一带开设土行和燕子窠，与军警及流氓勾结，经营鸦片零售。1942年，法军在欧洲战败后，又与日本南市宪兵队长衫原中佐勾结，每日把烟士运进法租界出售。

敌伪盘踞上海时期，最大的贩卖白粉头子叫徐阿毛，绰号“咸菜阿毛”，系咸菜摊贩出身，拜杜月笙为师。他的出售机关伪装得十分巧妙，在大公寓浴室的水龙头（日本制造的）内有两根管子，一根是出水洗澡的，另一根一揿白粉就自动喷出，所以警察不易破获。此人与公共租界捕房刑事科督察长陆连奎、刘绍奎、法租界捕房刑事科探长金九林、吕竹林等关系密切。后金因独吞每月白粉津贴，经人告发，被法捕房革职。上海解放前，金逃往台湾，徐阿毛逃往香港。除此，白粉商贩还有2人，一是王永康，拜汪伪外交部长褚民谊为义父，又得丁默村的支持；一是李筱宝，拜伪警察局长卢英为师。这2人在解放前逃往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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