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出中国最高价的国画的最后二位画家的悲惨

画出中国最贵的国画的最后二位画家的悲惨

拍卖出最高价的中国画

拍卖时间：2017年

成交价：9.315亿元人民币

《山水十二条屏》是齐白石最贵的画，创作于1925年，可以说是其风格转型期里最具代表性的山水作品，同时也是目前社会可流通的尺幅最大的山水十二条屏。

苏轼《枯木怪石图》

拍卖时间：2018年

成交价：4.117亿元人民币

宋代大文豪苏轼的《木石图》（又名《枯木怪石图》）以3亿港币起拍，4.636亿港币成交，创下了苏轼作品的拍卖最高纪录。

 

王蒙《稚川移居图》

拍卖时间：2011年

成交价：4.025亿元人民币

《稚川移居图》描绘了东晋葛洪携带家眷移居罗浮山，修道炼丹的故事。

 

北宋佚名《子母猴》

拍卖时间：2011年

成交价：3.62亿元人民币

图绘一母猴呈侧蹲式扭首坐立，闭嘴抿鼻双眸炯视，神态安详而严肃，似在眺望无限之远方，流露出一种超然而清淡的超逸之感。

 

房大年、文宗帝《万岁山图稿本》

拍卖时间：2010年

成交价：3.348亿元人民币

此时罕见之艺术精品。文宗帝和房大年二人所画《万岁山图稿本》，峰峦竞秀之间，云水楼台掩映，亭廊轩榭，纵延蔓回，楥檐高琢，勾心斗角，图中心位置绘有巨型太湖石。

  

徐悲鸿《九州无事乐耕耘》

拍卖时间：2011年

成交价：2.668亿元人民币

《九州无事乐耕耘》是一幅农耕题材的作品，这种人与动物相结合的宏幅巨制在徐悲鸿的创作中是极为少见的。此图的题材、构图、造型与任何古人的图式完全不同，直接从生活对象出发，以朴实的艺术语言表现对象的现实性和典型性，以呈现普通生活中所流露出的情味，以涵容大自然内在的生命律动。

 

张大千《桃源图》

拍卖时间：2016年

成交价：2.34亿元人民币

全幅高约七尺，上方几近满画，以极厚重的石青石绿等矿物颜料，反复泼洒，层层堆叠。从该画中可看出大千泼墨和泼彩的结合可谓驾轻就熟、炉火纯青。画面下方留白，近岸处醒以桃花数丛，嫣红粉嫩，烂漫怒放，清香袭人，旁有渔翁钓艇，似入桃源之境，这样的景象也是张大千毕生所求。

李可染《万山红遍》

拍卖时间：2012年

成交价：2.935亿元人民币

创作于1964年的《万山红遍》是成就李可染在中国近现代画坛地位的里程碑式作品。该画题材取毛泽东“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诗意而成。1962至1964年之间，李可染偶得半斤故宫内府朱砂，大胆尝试用朱砂写积墨山水，创作了“万山红遍”题材。据考证，“万山红遍”共有7幅存世。

 

潘天寿《鹰石山花图》

拍卖时间：2015年

成交价：2.7945亿元人民币

《鹰石山花图》创作于上世纪60年代，是潘天寿艺术生涯的巅峰之作，亦是其“中西绘画要拉开距离”理念的最佳诠释。此画采用了潘天寿独创的山水与花鸟相结合的创作图式。所写内容则由其花鸟画中经典的鹰石、山花、野草等元素构成，舍去了文人画逸笔草草的随性，在当时反传统呼声此起彼伏的大环境下，最大限度地结合传统养分与时代精神，开拓出全新的花鸟画创作体系。

看看，到文革年代，李可染和潘天寿的遭遇。

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李可染被剥夺了作画的权利，作为“反动权威”关进了美院的“牛棚”。和他一起被关进“牛棚”的还有中央美院、中国美术家协会的党政领导、系主任、教授和个别的学生，那一年丙午，李可染59岁，正是他的老师齐白石“衰年变法”的那个年龄。

在文革中，他受到批判的作品是《苦吟图》、《钟山风雨起苍黄》、《万山红遍》等，还有他写的《寂寞之道》——那是前辈艺术家的名言，从事艺术要有苦行僧精神，不能急功近利，要甘于寂寞。李可染屡次以此教育学生，很多人从这里受到教益。

房子被别人占住，剩下不到一半，被占去的四间房子里的东西，全堆在美院的小厨房里，书则堆进了过道，屋里屋外贴满了大字报。为李家做饭的王大娘气不过这些黑白颠倒的事，几次要去揭大字报，都被邹佩珠劝止，生怕因此连累了这位秉性正直的大娘。当时李家和全国千万个家庭一样生活艰苦，有时一天只有几角钱的伙食费，但她总是尽心尽力地把饭做好，维持李家老小的生活。

李可染后来极少向人谈及他在那黑白颠倒岁月中的经历。只是当时曾经与他一同患难的人们在回忆文章中讲到他一鳞半爪的情况。他在“学习班”，曾因背不好“老三篇”而遭受斥责。开饭值班时分不匀馒头，被学生看守恶言相加。无端的欺凌、侮辱，他只能忍受。但同时，他为“专案组”中有像梁乐山这样暗中保护他的学生而感到欣慰。他也竭尽所能地暗中保护、照顾比自己更弱的人。当时，有个美术史系的学生万青力和李可染、吴作人等人关在一起，大家睡在上下两层的木床上。万青力的下面是李可染。

1966年李可染刚过60岁，他动作迟缓，持重寡言。最初的十几天，没说过什么话，只是有时见人微微一笑，神情宽厚慈祥。关进牛棚的人彼此之间是禁止说话的，还不如同牢的犯人。每天除了背语录、早请示、晚汇报、扫校园、洗厕所以外，就是写认罪交待材料。写那玩意儿，是再苦不过的事。屋子中间，是小课桌拼成的台子，写交待时几个人就围坐在台子旁边。李可染写字慢极了，短短的一横，好像要拉半分钟，圆珠笔在纸上走不动的样子，而且每天都是一页纸，两三行(许多年后，李可染告诉万青力说，当年他是在“练字”呢)。有一次，万青力实在写不下去，就在纸上画了三百二十四个方格，涂黑点，画白圈，自己跟自己下围棋玩。正玩得聚精会神，忽然，李可染身体向万青力靠过来，用左胳膊肘压在万青力画的棋盘上。万青力猛一抬头，见两名看守正好迈进门槛，便慌忙把纸藏了起来。晚上睡觉前，万青力爬上床，低声对李可染说：“多亏您……”李可染伸出一个手指头摇了摇，示意他不要说话。后来万青力被转移到别的房间，收拾行李时，李可染和吴作人分别把两个小纸包塞在他的口袋里。万青力搬到别的房间以后，还是睡上床。睡觉之前，他打开那两个纸包，吴作人给他的纸包里是5块饼干，李可染给他的纸包里也是5块饼干。万青力只觉得鼻子一酸，泪水止不住涌了出来。

李可染一生在艺术上有胆有识，做人则忠厚诚朴，清白磊落，没有什么把柄可抓。1968年，他和版画家古元一起，最早被“解放”。1969年，他被召到北京饭店作画，但画出的画不能署上自己的名字，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又被请去补上了署名。

1970年的4、5月间，李可染和许幸之、滑田友等一批老教授又被下放到湖北省丹江口的文化部“五七”干校，开始是下田拔草，后来被安排在传达室看自行车和接、传电话。夫人邹佩珠送李可染到丹江口之后，随即和美院师生员工一起下放到河北省磁县的部队农场劳动。李可染和邹佩珠的3个孩子，李小可从部队复员回京，在内燃机总厂当了锻工，一干就是10年。李庚上山下乡去了内蒙古草原。李小可和李庚现在都是很有成就的画家了。女儿李珠自幼喜欢画画，文革中插队到宁夏固原，在六盘山下的生产建设兵团劳动锻炼，因患脉管炎，几乎把腿锯掉，后来分配到泾原县当小学教师。一家人被分得七零八落。

李可染下放丹江口时，邹佩珠放心不下，曾前去探望。她去时是十分炎热的天气，看到李可染同滑田友他们住的房子地面凹凸不平，这位女雕塑家总算又找到了用武之地，帮他们把地面铲平，垫上煤渣、灰土混合的三合土，用石头夯实，把屋顶也给修理好了。屋子的外边长着很深的草，蚊虫肆虐，邹佩珠又抓紧时间给他们编了个草帘子。李庚也去过丹江口，帮父亲用石头垒起了猪圈。

文革初期，浙江美院打响了“打潘战役”，潘天寿成为第一批被批斗的对象。他却坦然以对：“没有做过坏事，所以不用怕。”9月的一个雨天，他被拉上街头揪斗，强迫他自报罪状。潘天寿只说自己在“创新”方面没有做好，而拒绝认罪，当晚回家便高烧不止。

耿直不屈的性格，让潘天寿在劫难中吃尽苦头。他被关进“牛棚”长达3年之久，还被勒令写认罪的思想汇报。1967年初，他被带到嵊县参加批斗大会。1968年，《浙江日报》整版发表污蔑他的文章，引发社会铺天盖地的批判。“革命干将”们也群起而攻，把他的家抄得底朝天，抄没的书画、文稿有六七车之多。他们还把他的作品批为“黑画”肆意践踏，踏上一个个鞋印。

长期的关押批斗、身心折磨，让他的身体迅速垮掉，体重骤减30多斤，出现发烧、浮肿等症状。然而潘天寿始终坚守道德底线，批斗时绝不说一句假话，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更不承认莫须有的罪名。

1969年初，红卫兵不顾潘天寿病弱的身体，强行把他押解回家乡海宁，让他跪在雪地上，接受父老乡亲的批斗和羞辱。红卫兵逼他喊“我是反动学术权威”，他立刻回绝：“拿掉反动两字，我是学术权威。”结果，他的脸被涂满墨汁，还被拳打脚踢。

海宁，这座让他萌生绘画梦想的地方，最终成为粉碎他梦想的地狱。在返回杭州的火车上，潘天寿趁看管人员熟睡时，小心翼翼地捡起一枚香烟壳，颤抖着写下生命中最后的诗歌：

“千山复万山，山山峰峦好。一别四十年，人老山未老。”

“莫嫌笼狭窄，心如天地宽，是非在罗织，自古有沉冤。”

回到“牛棚”，他更把诗句写于“思想汇报”中，附上说明“我应当用无话不可对人言的态度写出来，以示真实而无隐晦”。

1969年4月，潘天寿又被押往工厂参加劳动，因心力衰竭而昏迷。因得不到及时治疗，他于1970年8月出现血尿病症。1971年5月，有人向卧病在床的潘天寿宣读他的定案结论，说他是属于敌我矛盾的“反动学术权威”。他依旧傲然说：“去掉反动，我不反动。”1971年9月5日凌晨，75岁的国画大师在黑暗中凄然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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