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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诒和：我觉得上一代人和我们这代人最大的不同在于人性。
我们不讲空话，举几个例子，比如梅兰芳。梅兰芳胆子很小，梅兰芳很听话，梅兰芳很知进退。一般来讲，他不太会在政治上怎么表态，他非常想演戏，但是国家认为你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总结自己的艺术经验上，所以由秘书执笔，他写了《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仅此而已。
梅兰芳从49到61年，活了12年，一本书、一个戏打发了12年。但是梅兰芳是无比的生动，生动在他的人性上。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保存了自己最美好的东西。举个例子，梅兰芳有个梅党，不是捧谁就是梅党，你能进得他的书房你才叫梅党。进书房的人很少，入梅党进书房的都是什么人？
都是大资本家，大银行家，大名人，大文人，还有大汉奸。因为他们有很好的审美经验，他们有非常好的智慧，他们有雄厚的财力，他们可以无条件地把自己的这些优势输送给梅兰芳，梅兰芳一个人在台上，成就他的人是数以大计，还不要说他的观众。
49年以后梅党基本上在新政权的高压下土崩瓦解，抓的抓，毙的毙，发配的发配。比如冯耿光就在上海，他不常打电话，但是冯耿光一旦要给护国寺甲一号打电话，必然是梅兰芳亲接，而且谈话时间很长。这就很难得，因为梅先生是不接电话的。
再举一个例子，现在有一个花旦叫刘长瑜（原名周长瑜），他的父亲叫周大文，伪北平市长。此后一掳到底，到康乐菜馆做了厨子。梅兰芳常常去康乐吃饭，吃完饭之后，一定到厨房去道谢，要跟周大文握手，要寒喧。梅兰芳有四个秘书，其中一个秘书是公安人员亲自到梅宅去抓走的，如果我记忆没有太多错误的话，他应该是伪县长。
梅先生非常重视才、文笔、思路、社交，四个秘书是他的运作班子。这个人就抓了，抓了之后就死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个人应该是被枪毙了），之后梅先生跟大奶奶（大奶奶就是福芝芳，这跟陈凯歌电影里面形象是不一样的）说，你把他的家眷叫来。
这些材料上都没有的，材料上也不会有，梅先生自己也不会讲。伪县长的太太就来了，来了之后闲杂人等一概回避，大奶奶在侧，梅先生就问，你有几个孩子。她说我有两个孩子。他说这样吧，什么都别想了，您好好把孩子带好，从今天起，您和您孩子的生活费用我负担。这叫梅兰芳，这是人性，那一代人是这样过来的。
朋友聚会，在说俞振飞的绯闻，他插了一句“从此陈太太就名正言顺了”，就说了这一句，回去自责：我说话太刻薄，下次不可。最让我感动的，他和一个人约的早7点西直门溜弯。那天程先生没起来，失约，他自责，登门道谢，再一天拿了两瓶40年法国酒去道歉。这在我们今天，人们都是：我昨天忘了。但是他健全的人性不允许他这样，失信是个人品德中很严重的缺点。我们今天再没有这样的行为和举止。
所以我常常有感于我们在心灵上，我们和前辈，我们在人性的完善上，我们和前辈真是差的太远太远，我觉得最大的差距是在这里，而并不在于这一代人事业上的贡献或者说你的作为。有些是不可比的，比如张伯驹能够捐那么多的好东西，张伯驹有钱，咱们没有钱，这个不比。但是在人性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完善上，你们这一代、我们这一代和前一代差距真是非常大。
我这里补一句话，周佛海的机要秘书是孙曜东，他被关了几十年，后来在军警献策的时候被释放出来，回到上海，给了一笔钱就算打发了，出来给了一个安置费，他没有办法过日子，给张伯驹写了一封信。你要知道在文革期间，75年，大家钱都很少，他在上海的时候吃了闭门羹，原来他们家开饭两桌，一桌孙家，还有一桌是唱戏的，他曾经找过所谓的艺术家，最后人家都没有怎么搭理他，因为75年大家经济上都很困难，他冒然地给张伯驹写了一封信，张伯驹立刻让潘素每月给孙先生寄40块钱。
朋友们，那是文革75年。还没完，张伯驹又跟大奶奶（福芝芳）说，他说孙先生出来了，生活很困难，我让潘素每月寄40块钱。福芝芳二话没说，潘素寄多少我寄多少。以后福芝芳每月照样给孙先生寄40块钱。
所以我们一直认为，福芝芳身上不是霸气，福芝芳身上是侠气。这个差别是太大了，如果再问文革中她对杨宝忠一家，她对尚小林一家，她死后对许多人，你会为之落泪，因为福芝芳的所为完全是她的天性，我应该这样，大爷没了，大奶奶在，我能担多少我担多少。
我觉得这是那一代人和我们这一代人很大的差别。啥都没说就走了，个个是角儿。我就觉得那一代人走了，啥都没说，个个是角儿，包括康同壁一手好字，一手好画，一手好诗，她是第一批中央文史馆的馆员。温家宝还比较喜欢诗词，现在他也常常说点诗词，他说文史馆是不是该出本诗集。就这个堂堂中央文史馆，不存康同壁的一首诗，最后没有办法，他们说，我们觉得恐怕要找那个叫章诒和的人。然后就辗转问说，你有没有康同壁的诗词。我说我有，不是原件，是复印件。他说能不能我们复印。我说不用复印了，我就送给你们。因为人家康先生就是那的。一点声音都没有。
康同壁后来发病住在医院，没地方让她住，就住在挂号处的通道里，风吹着。人家说，这是名流，是不是能找间房。名流？名流就该这样吹。一直把康先生吹死。你想想，我就觉得那一代人，对他们极不公正，什么都没有讲。这些人是非常会讲的，我讲的不一定都是写报告，我说的是文字、绘画这些。什么都没有留下就走了。我就觉得我认识他们，我要活下来我就得写他们。
我常常跟贺卫方讲，我说我们都没有故事，你也没有故事，我也没有故事，那一代人绝对是故事。朋友们，我没讲的多着呢，他们真是太生动。
有的不一定说多糟糕，我就举一个细节。我现在在研究程砚秋程先生，他住在海淀，玉泉山底下程家花园。有一天他调嗓子，正调着嗓子，出来一个人，（说）您别叫了，中央首长在睡觉。程先生，得，咱就回去吧。过了一个星期，他又去了，他又调嗓子，他说您别调，我们中央首长还睡觉呢。程先生说，他什么时候能醒啊。绝对是原版，我绝不扯谎。他说咱这首长什么时候能醒啊，您跟我说一点行吗。他说我是唱戏的，我必须得调嗓子。
后来那人说，您下午。他说好。但是你要知道，唱戏的必须是早上调嗓子，没说下午，下午那就歇了，因为晚上该开锣了。到下午了，他一调，那门又开了，出来一个首长，程砚秋一看，阅人无数，一看，这就是每天早上睡觉不让调嗓子的那个。后来程砚秋就走了，没打招呼，他觉得不是他所能够往来的人，就走了。那警卫员就说，这就是每天早上调嗓子的，我没让他调。这首长说，赶紧给我问问他叫什么名字。再一天下午，程先生又去调了，这警务员就说，请问您尊姓大名。程砚秋。这就报上，跟着这首长就出来了，我是你的戏迷。程先生说，您尊姓大名。任弼时。无限的精彩，我写程先生这些都没写。
后来两个人特有意思，他说我是你戏迷，我最爱听你唱《锁麟囊》。程砚秋说《锁麟囊》我不唱了。为什么不唱？不是您给禁的吗！这开玩笑了。他说不唱了。他说我到哪听去？他说我最后一次中南海。后来任弼时说那天我没去。他说这么着吧，我给你弄一个唱片。任弼时说您什么时候能拿给我。他说好象三日之后。那天四门大开，程砚秋就进了任弼时的房间，任弼时特别高兴，接受了他这个《锁麟囊》的礼物。任弼时说，您送给我礼物，我也得回赠。一本《共产党宣言》。程先生说，我谢谢您，回去咱好好阅读。这些都非常有意思。后来程先生拿了这本书也没看，就搁那了。
这就叫故事，这些人是有故事的，我们是没有故事的。甭管我们俩在杭州也好，在上海也好，你没有故事可写。现在就是这样。所以我想，如果我能够和这批人认识，还有故事，我就觉得我写出来，其他的都不在我考虑之内。
梅兰芳从49到61年，活了12年，一本书、一个戏打发了12年。但是梅兰芳是无比的生动，生动在他的人性上。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保存了自己最美好的东西。举个例子，梅兰芳有个梅党，不是捧谁就是梅党，你能进得他的书房你才叫梅党。进书房的人很少，入梅党进书房的都是什么人？
都是大资本家，大银行家，大名人，大文人，还有大汉奸。因为他们有很好的审美经验，他们有非常好的智慧，他们有雄厚的财力，他们可以无条件地把自己的这些优势输送给梅兰芳，梅兰芳一个人在台上，成就他的人是数以大计，还不要说他的观众。
49年以后梅党基本上在新政权的高压下土崩瓦解，抓的抓，毙的毙，发配的发配。比如冯耿光就在上海，他不常打电话，但是冯耿光一旦要给护国寺甲一号打电话，必然是梅兰芳亲接，而且谈话时间很长。这就很难得，因为梅先生是不接电话的。
再举一个例子，现在有一个花旦叫刘长瑜（原名周长瑜），他的父亲叫周大文，伪北平市长。此后一掳到底，到康乐菜馆做了厨子。梅兰芳常常去康乐吃饭，吃完饭之后，一定到厨房去道谢，要跟周大文握手，要寒喧。梅兰芳有四个秘书，其中一个秘书是公安人员亲自到梅宅去抓走的，如果我记忆没有太多错误的话，他应该是伪县长。
梅先生非常重视才、文笔、思路、社交，四个秘书是他的运作班子。这个人就抓了，抓了之后就死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个人应该是被枪毙了），之后梅先生跟大奶奶（大奶奶就是福芝芳，这跟陈凯歌电影里面形象是不一样的）说，你把他的家眷叫来。
这些材料上都没有的，材料上也不会有，梅先生自己也不会讲。伪县长的太太就来了，来了之后闲杂人等一概回避，大奶奶在侧，梅先生就问，你有几个孩子。她说我有两个孩子。他说这样吧，什么都别想了，您好好把孩子带好，从今天起，您和您孩子的生活费用我负担。这叫梅兰芳，这是人性，那一代人是这样过来的。
朋友聚会，在说俞振飞的绯闻，他插了一句“从此陈太太就名正言顺了”，就说了这一句，回去自责：我说话太刻薄，下次不可。最让我感动的，他和一个人约的早7点西直门溜弯。那天程先生没起来，失约，他自责，登门道谢，再一天拿了两瓶40年法国酒去道歉。这在我们今天，人们都是：我昨天忘了。但是他健全的人性不允许他这样，失信是个人品德中很严重的缺点。我们今天再没有这样的行为和举止。
所以我常常有感于我们在心灵上，我们和前辈，我们在人性的完善上，我们和前辈真是差的太远太远，我觉得最大的差距是在这里，而并不在于这一代人事业上的贡献或者说你的作为。有些是不可比的，比如张伯驹能够捐那么多的好东西，张伯驹有钱，咱们没有钱，这个不比。但是在人性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完善上，你们这一代、我们这一代和前一代差距真是非常大。
我这里补一句话，周佛海的机要秘书是孙曜东，他被关了几十年，后来在军警献策的时候被释放出来，回到上海，给了一笔钱就算打发了，出来给了一个安置费，他没有办法过日子，给张伯驹写了一封信。你要知道在文革期间，75年，大家钱都很少，他在上海的时候吃了闭门羹，原来他们家开饭两桌，一桌孙家，还有一桌是唱戏的，他曾经找过所谓的艺术家，最后人家都没有怎么搭理他，因为75年大家经济上都很困难，他冒然地给张伯驹写了一封信，张伯驹立刻让潘素每月给孙先生寄40块钱。
朋友们，那是文革75年。还没完，张伯驹又跟大奶奶（福芝芳）说，他说孙先生出来了，生活很困难，我让潘素每月寄40块钱。福芝芳二话没说，潘素寄多少我寄多少。以后福芝芳每月照样给孙先生寄40块钱。
所以我们一直认为，福芝芳身上不是霸气，福芝芳身上是侠气。这个差别是太大了，如果再问文革中她对杨宝忠一家，她对尚小林一家，她死后对许多人，你会为之落泪，因为福芝芳的所为完全是她的天性，我应该这样，大爷没了，大奶奶在，我能担多少我担多少。
我觉得这是那一代人和我们这一代人很大的差别。啥都没说就走了，个个是角儿。我就觉得那一代人走了，啥都没说，个个是角儿，包括康同壁一手好字，一手好画，一手好诗，她是第一批中央文史馆的馆员。温家宝还比较喜欢诗词，现在他也常常说点诗词，他说文史馆是不是该出本诗集。就这个堂堂中央文史馆，不存康同壁的一首诗，最后没有办法，他们说，我们觉得恐怕要找那个叫章诒和的人。然后就辗转问说，你有没有康同壁的诗词。我说我有，不是原件，是复印件。他说能不能我们复印。我说不用复印了，我就送给你们。因为人家康先生就是那的。一点声音都没有。
康同壁后来发病住在医院，没地方让她住，就住在挂号处的通道里，风吹着。人家说，这是名流，是不是能找间房。名流？名流就该这样吹。一直把康先生吹死。你想想，我就觉得那一代人，对他们极不公正，什么都没有讲。这些人是非常会讲的，我讲的不一定都是写报告，我说的是文字、绘画这些。什么都没有留下就走了。我就觉得我认识他们，我要活下来我就得写他们。
我常常跟贺卫方讲，我说我们都没有故事，你也没有故事，我也没有故事，那一代人绝对是故事。朋友们，我没讲的多着呢，他们真是太生动。
有的不一定说多糟糕，我就举一个细节。我现在在研究程砚秋程先生，他住在海淀，玉泉山底下程家花园。有一天他调嗓子，正调着嗓子，出来一个人，（说）您别叫了，中央首长在睡觉。程先生，得，咱就回去吧。过了一个星期，他又去了，他又调嗓子，他说您别调，我们中央首长还睡觉呢。程先生说，他什么时候能醒啊。绝对是原版，我绝不扯谎。他说咱这首长什么时候能醒啊，您跟我说一点行吗。他说我是唱戏的，我必须得调嗓子。
后来那人说，您下午。他说好。但是你要知道，唱戏的必须是早上调嗓子，没说下午，下午那就歇了，因为晚上该开锣了。到下午了，他一调，那门又开了，出来一个首长，程砚秋一看，阅人无数，一看，这就是每天早上睡觉不让调嗓子的那个。后来程砚秋就走了，没打招呼，他觉得不是他所能够往来的人，就走了。那警卫员就说，这就是每天早上调嗓子的，我没让他调。这首长说，赶紧给我问问他叫什么名字。再一天下午，程先生又去调了，这警务员就说，请问您尊姓大名。程砚秋。这就报上，跟着这首长就出来了，我是你的戏迷。程先生说，您尊姓大名。任弼时。无限的精彩，我写程先生这些都没写。
后来两个人特有意思，他说我是你戏迷，我最爱听你唱《锁麟囊》。程砚秋说《锁麟囊》我不唱了。为什么不唱？不是您给禁的吗！这开玩笑了。他说不唱了。他说我到哪听去？他说我最后一次中南海。后来任弼时说那天我没去。他说这么着吧，我给你弄一个唱片。任弼时说您什么时候能拿给我。他说好象三日之后。那天四门大开，程砚秋就进了任弼时的房间，任弼时特别高兴，接受了他这个《锁麟囊》的礼物。任弼时说，您送给我礼物，我也得回赠。一本《共产党宣言》。程先生说，我谢谢您，回去咱好好阅读。这些都非常有意思。后来程先生拿了这本书也没看，就搁那了。
这就叫故事，这些人是有故事的，我们是没有故事的。甭管我们俩在杭州也好，在上海也好，你没有故事可写。现在就是这样。所以我想，如果我能够和这批人认识，还有故事，我就觉得我写出来，其他的都不在我考虑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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