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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改"斗地主"的套路现在还有用处吗
在决定对一个地区开展土地改革后，当地党委首先会派遣“土改工作队”进入各村，每支工作队大概3至5人左右，其工作任务就是主持该村的土改运动。工作队的成员一般是各级机关的干部或者是民主团体的知识分子，但为防止对土改带来阻力，规定工作队员必须要回避本籍。
工作队进入村庄后，就拥有了“钦差大臣”的身份，若发现村支书和村长渎职或有其他不法行为，有权随时将其罢免，重新进行选举。通过这种方式，工作队很快建立起在农民心目中的权威。
接下来，工作队需要取得农民的信任。通过走访了解村里的情况，工作队争取进行准确摸底，搞清楚村里的大致情况，比如哪些可能被划为地主、哪些是富农、哪些又是贫雇农。但一开始工作队的走访并不顺利，很多农民出于对地主的惧怕，不敢对工作组说出实情。
然后，通过划成分的方式，将农民与地主在“阶级”上分离开来。划成分的方式主要是“自报”与“公议”相结合。即户主必须亲自报上自家在村子解放以前的收入来源与经济地位，同时通过公开讨论的方式来确定每个村民的成分。若有不实，会有其他人当场指出来。
成分主要有贫农、中农、富农与地主等几种。在这种环境下，人人都希望自己被定为贫农，因为这样不但可以免于被斗争，而且还能分到地主的一部分财产或土地。因此，在划分成分的时候，地主必然会极力避免自己被划为地主，在这时旁边的贫农就会站出来指出他应该被划分为地主的理由。
在确定地主，也就是斗争对象后，要发动农民主动起来与之斗争却并非易事。因此，这就需要工作队深入贫农家中去“访苦”“引苦”，使他们深深地感受到地主给自己带来的苦难。
工作队确定斗争对象后，需要引导贫农们起来斗争。但是工作队员们很快就发现，一些贫农表现并不积极。因为有的地方村庄的土地占有情况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高度不均，且大家同住一个村里，几乎都是沾亲带故的，平时抬头不见低头见，而且事实上并非所有的地主都与雇农势同水火，甚至有的地方双方关系还较为“和谐”。起初不少人并不愿意首先撕破脸带头向地主发难。相反，在工作队动员他们起来斗地主时，不少贫雇农反而还产生一种不耐烦的抵触情绪。
对此，为了顺利实现土改目标，工作队员颇费心思。他们采取多种形式来做贫雇农的工作。例如在陕南山区进行土改发动群众后，工作队员还排演了著名话剧《白毛女》，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观众们除了看的过程中对演员们的演技喊“好”外，都没有太大的效果，他们反而认为：“黄世仁为远处的地主，他们当地的地主是好人”。在湖南醴陵，有的贫农还说：“我拿了地主的工资，是靠它养活了全家，因此，地主不算剥削。”不少贫雇农还受宿命论的影响，工作队员发动他们去分地主土地的时候，他们还说：“小人命薄，命里注定，分别人的田要生病”。甚至有的提出：“毛主席既然打算帮助我们农民，为什么不印点子钞票，把地主的地买下来分分呢？”不少人无法理解地主对他们的剥削，称：“我给地主干活，人家管我饭吃，年底还给工钱，这都是说好了的。要是年底不给工钱，或者不给饭吃，我可以告他。可是人家确实给钱了，也给饭吃了，那还有什么错处？”这些言语，可以说让工作队员们哭笑不得。
其实农民之所以不愿起来斗争地主，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怕变天”。因为国共两党此时已经兵戎相见，究竟鹿死谁手还很难说。若农民们起来斗争了地主，将来若国民党秋后算起账来，他们肯定要倒霉。
工作队很快就意识到这一点，在动员农民起来斗争地主时，首先要向他们讲明局势，证明国民党不久就要被打倒，不可能给地主们秋后算账的机会。但是要让他们大胆斗争，必须要找一个突破口，即有人带头斗地主。在农民们看来，群体总是安全的。所以，工作队需要找一个“苦大仇深”的领头者，这个寻找的过程就成为“访苦”。
访苦，是指工作队要在村里寻找典型的“苦主”，他们往往经历过一些悲惨的往事，工作队员一般会将目标人群锁定在老人、妇女及村里的边缘人这三类人身上。
在工作队员的引导下，“苦主”们开始明白，他们之所以穷，是因为世世代代遭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工作队员继续引导，“地主之所以敢压迫剥削你们，是因为蒋介石是地主阶级的总头目，现在我们共产党来了，要为你们撑腰，使你们翻身做主人”。这自然会使农民产生对共产党的“爱”和对国民党的“恨”。
在培养好“苦主”的同时，工作队员会进一步扩大“苦主”范围，让他们提供村里其他同样“苦大仇深”者的线索，为工作队员确定下一个目标打下基础。
待动员到若干个“苦主”后，工作队员便将他们集中起来，让每一位“苦主”都向其他“苦主”倾诉自己的苦难，达到“比苦”“攀苦”的效果。这样，既加强了他们的苦难意识，更培养了他们的诉苦技巧，为即将在全村范围召开的“诉苦大会”准备了条件，“斗地主”的高潮部分也随之到来。
诉苦会，是工作队举行的一种群众集会形式，规模较大之时，要求全体村民（包括地主）都要参加，同时安排“苦主”们在大会上声泪俱下地讲述自己被地主压迫剥削的悲惨经历。这种集会的主要目的在于激发与会者对地主的同仇敌忾之心。通过这种集会，打垮地主在农民心目中的权威，最后迫使地主低头认罪，承认自己的剥削。
诉苦会的场地也很有讲究，要求会场必须严肃，参会者不得嬉笑，以达到清冷肃穆的氛围。要求会场保持严肃的态度，且小组会应在贫苦农民所居住的“暗淡破烂房屋”，选择在晚上昏暗的灯光下更加直接有效。
诉苦会没有固定的规模，家庭会、小组会、贫农会、村民代表会、村民大会等，各种类型的都有。但一般是从小到大，从家庭会到村民大会。在会上，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哭”，哭能充分调动会场情绪，渲染会场氛围。诉苦者苦，听者哭，小孩哭，大人哭，青年人哭，老年人也哭，不少地方“贫农大会上绝大部分的干部与群众哭成一团，有些哭得（昏）死过去了”，不少人指着恶霸说：“你还有这一天啊！落在我们手里，你瞧瞧这些老爷的劲头吧！在共产党领导下换天下啦！
但斗地主也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农民一旦与地主撕破脸则“开弓没有回头箭”了，出于担心地主将来会报复的思想，往往会把地主“往死里斗。
在地主承认自己的剥削后，农民就开始算“苦账”，即分配地主的土地与财产，这就是土改中斗地主后期的重要内容：算账与翻身。
在诉苦后，地主就被要求交出多余的土地与财产，这些都在土改工作队选出的村干部的支持下进行。村干部通过给农民算账，帮助他们认清地主的剥削程度，进而迫使地主交出预先隐藏的财产。这种算账既会出现在动员农民起来斗地主之时，也会出现在分配地主财产之时。为了鼓励那些主动起来斗地主的农民（他们一般也是受压迫较深的群体），在算“苦”账中往往会享有优先分配权。
算账的一个重要目的在于巩固成果，消除农民心中可能存在的负罪感。因为斗争汉奸、恶霸，对于他们而言容易理解，但是要让他们心安理得地接受本属于地主的财产，却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正如前面所说，在不少地方地主与雇农的关系并非有如冰炭同炉，相反，有的地主还与雇农之间关系颇为融洽。因此，通过给农民算账，在干部的精心引导下，让他们弄清楚地主对他们这些年来的剥削总量。这样，农民就会消除心中存在的忐忑不安，理直气壮地接受“斗争的果实”。
在地主被打倒之际，也是农民“翻身”之时。地主一般在乡村中都具有较大的声望，他们往往主持着村里的大小事务，享有摊丁、祭祖及与政府打交道的特权，故而在农民们的心目中威信自然也较高。但斗地主后，他们家中的物品几乎被没收殆尽，物质生活更是陷入困境，而且在乡邻眼中的地位陡降，不仅不再被人尊敬，反而成了人人都可以唾骂嘲笑的对象。
地主在村里原本占有的权威荡然无存，而这个权力真空随之被新的群体所填充。土改中的贫农团成员，那些在斗地主过程中表现积极的贫雇农，很快成长为村庄中新的权力掌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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