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子文的中国建设银公司的模式是否还有用

宋子文的中国建设银公司的模式是否还有用

中国建设银公司从成立的动机看，就是要以民间的身份出面，可以避开国际上许多法律和条约的限制，干许多政府出面不容易干或不适合干的事，当时是尽量避免日本的干扰。再从其成立后的业务活动看，所做业务如非国家性质的企业是难以想象的。

　　另外，从其发起人股东的身份构成和组织形式看，中国建设银公司也与一般民间性质的股份制企业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先来看看中国建设银公司第一届董监事的名单及其背景：

看看中国建设银公司第一届董监事名单及其背景（1934年6月）

姓名 年龄 股份数 公司职务 社会背景（主要任职）

孔祥熙 54 20 000 董事长 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

宋子文 40 25 000 执行董事 国民政府委员、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后任中国银行董事长

贝祖诒 41 30 000 执行董事 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外汇部主任

叶薫 55 5 000 董事 大陆银行董事兼经理

陈行 44 10 000 常务董事 中央银行常务理事兼副总裁

唐寿民 43 30 000 常务董事 交通银行总经理、中央银行常务董事

胡笔江 53 35 000 常务董事 中南银行总经理，兼交通银行董事长

周作民 50 15 000 常务董事 金城银行总经理

徐新六 44 10 000 常务董事 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

宋子良 35 15 000 常务董事、总经理 中国国货银行董事兼总经理，1936年辞去中国建设银公司总经理职

张嘉璈 45 30 000 常务董事 中国银行总经理、建设委员会常委

徐堪 46 10 000 董事 财政部钱币司司长、中国国货银行董事、1935年升任财政部常务次长

李铭 47 10 000 常务董事 浙江实业银行总经理、中国银行董事长

叶琢堂 59 10 000 常务董事 中央银行常务理事、后任四明商业银行总经理、中央信托局局长

杨敦甫 5 000 董事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常务董事、副总经理

李煜瀛 53 25 000 常务董事 中国农工银行董事长、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建设委员会常委

刘体智 56 5 000 董事 中国实业银行总经理

陈光甫 53 10 000 常务董事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中央银行常务理事

席德懋 42 50 000 董事 中央银行业务局总经理

谢棋 48 25 000 常务董事 前财政部统税署署长

钱永铭 49 10 000 董事 四行储蓄会总经理、后任交通银行董事长

张汉城 70 000 董事 中国实业银行常务监察、裕华银行总经理

宋汉章 62 20 000 董事 中国保险公司董事长、中国银行常务董事、后任中国银行总经理

张寿镛 58 10 000 董事 中国女子商业储蓄银行常务董事、财政部顾问，曾任财政部政务次长

齐致 41 10 000 董事 中国农工银行总经理

张静江 57 25 000 监察人 国民政府委员、建设委员会委员长

宋子安 15 000 监察人 中国国货银行监察人、松江盐务稽核所稽核，后接任公司总经理

张慰如 46 5 000 监察人 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理事长

瞿祖辉 5 000 监察人 国华银行常务董事

徐补荪 10 000 监察人 上海金业交易所理事长、中和商业银行董事长

王怀忠 41 15 000 监察人 中国垦业银行总经理

孙衡甫 59 6 000 监察人 四明商业储蓄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

傅宗耀 62 15 000 监察人 中国通商银行总经理

王宝磮 监察人 中央银行常务理事

　　资料来源：转引自郑会欣《从投资公司到“官办商行”》，第69－70页。

　　从这份董监事的名单看，这家注册资本定为国币1000万元的股份有限公司，几乎包罗了当时中国国内所有有名的银行及金融机构，再加上前后任行政院副院长及财政部长亲自坐镇其中，其声势之浩大，阵容之雄壮，可谓一时无双。

　　中国建设银公司资本总额1000万元，分为100万股，每股10元，上述董监事所分占的股份就达591000股，占总股数的59.1％。而且，这些董监事名下的股份，绝大多数并非自己私人出资，而是代表各银行参股，这更增加了这家企业的不寻常气氛。

　　这家企业从筹备到成立，速度同样不寻常。1934年3月，刚有报纸披露上海正在筹组银公司的消息，4月18日银公司的募款章程即开始呈报备案，6天后的4月24日上海市社会局准予备案，5月28日财政部予以核准。5月31日银公司召开发起人会议，两天后的6月2日，成立大会即已召开，中国建设银公司正式宣告成立。以如此速度筹备建立的中国建设银公司，在近代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可能开创了大型股份制企业设立的最快记录。

　　再从业务活动方面来看。中国建设银公司成立后，其主要的活动分为以下几方面：一是与外国资本的合作。据宋子文自己讲述，“在民国25年时，中国建设银公司与英国之中英银公司及汇丰银行合作，成立英金贷款，为完成杭宁段铁路之用。复在26年抗战之前，成立贷款两次，一为拟用以建筑自浦口至襄阳之铁路，一为建筑自广州至梅县之铁路”。此外，“银公司又代江西省政府向英方贷款，建立南昌之水电厂”。在与法国财团合作方面，则“成绩更佳”，先是由“巴黎和兰银行，东方汇理银行，拉柴斯兄弟公司及中法银行等4家，组织法国银团，与银公司合作，从事中国铁路之建设及矿产之开发”。1936年12月，中国建设银公司与法国银团和南京政府交通部“订立贷款合约，以供修建成渝铁路所需之材料”，南京政府则“担负在国内所需之资金”。到抗战爆发时，“该线全路地亩均已购妥，全部隧道亦已完成，即桥梁路基亦均已完工”。上海和南京沦陷后，建设银公司又与法方合作，“成立建筑南宁至镇南关之铁路，以通越南”。1939年，则签订“规模更大之计划”，“拟由昆明接至四川之叙府以通长江，同时对于开发沿线矿产计划，亦曾加以商讨”。在与美国合作方面，因为“美国对华经济发展之重要，不在铁路而在工业方面”，因此建设银公司与美国实业界磋商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工业方面，包括“人造丝、纸张、肥料、卡车，及橡胶之制造计划”等。

　　二是打入国内证券市场，经办政府的印花税和承办公司债券。三是投资经营能源工矿事业。1943年12月，中国建设银公司曾发表过一份业务报告，对公司抗战前的经营业务有一个大致的描述，据该报告称，仅在能源工矿交通方面，公司经营的“荦荦大者，为扬子电气公司之首都电厂与戚墅堰两电厂、淮南铁路与煤矿、汉口既济水电公司、江南铁路、川黔公司之成渝铁路、广梅铁路、中国棉业公司、中国木业公司、中国矿业公司、西京电厂、南昌水电公司、庐山升降电车及咸阳酒精厂等”。

　　这份报告中提及的这些战前和战时工程，或是需款数额巨大，或是需要政府担保，或是属于大型交通项目的铁路和煤炭电力等能源项目，而且大多数是在1934年6月中国建设银公司成立到1937年7月抗战爆发前的3年时间内进行的，即使从常识判断，也决非一般的民间企业所能承担。仅从这家对外自称“纯系私营商业公司”的实际主持者宋子文在取得扬子电气和淮南煤矿的控制权后所说：“既有扬子既济的电，淮南、璠乐之煤，自不难以廉价之电力使上海、南京、汉口，构成电力网，发展我国中部工业” 的话语来看，其口气也绝非“纯系私营商业公司”的老板所能发出。

　　正因为有如此的背景，中国建设银公司的资产扩张速度是惊人的，在其成立两年半的时间即1936年12月31日的结算表上，其资产总额就已达3280多万元，高出其资本总额1000两倍多，而1936年一年的纯益，就达191万多元。

　　或许有人认为，将中国建设银公司纳入国家资本企业不解，认为建设银公司至少在表面上并没有国家股份在内，何以将其认为是国家资本企业？这确实是关键问题。但是，正如前文所述，在近代中国，特别是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判断一个企业的性质，以是否“国家政权控制的企业”为标准，是关键和决定性的因素。因为在这里，政府的手段可以有多种。只要企业的成立目的、组织形式和业务活动具备国家资本企业的最基本特征，人员又具浓厚的国家背景，就可以认为它是国家资本企业，官股——或者至少是公开的官股——有无，并不重要。

　　关于中国建设银公司的性质，日本北海道大学图书馆收藏有一份1934年7月日本朝鲜银行调查课编印的对中国建设银公司的调查报告，可以从一个侧面帮助我们对这家公司的性质进行判断。

　　该调查报告首先认为，中国建设银公司是“（国际）联盟――列强――中国亲欧美派合作产生”的经济组织，认为对于这家由“平时经常嫉视反目的财界人物和银行”，现在“站在共同利害立场上创设出来的一个投资机构”，日本“不能不给予相当的重视”。调查报告认为中国建设银公司创立的目的，是日本在扶持伪满洲国成立之后，“列强以之包摄中国，孤立面临国际危机的我国”，同时又以之为通道，使中国与列强“提携倍密”，并“包藏牵制我国发展意图在内”的机构，因此需要对其给予“十分的监视”。在对中国建设银公司与英美法等“列强”的关系进一步进行分析后，调查报告对中国建设银公司的性质断然下了结论，认为其是“政府的代行机构”。表面上虽然是“中国人的公司，主导权却在列强”。该调查报告同时还透露出日本政府对此的对应政策之一是：“如果中国人不能认识到日本是维持东洋和平秩序的责任者，依然诱导第三国的政治经济势力，推行对维持东洋的繁荣和秩序造成障碍的政策，我国将采取最有效的适当防卫手段毫不犹豫的给予回击……”，应当使“中国方面充分彻底的了解这一点。”

　　从这份调查报告看，日本方面对中国建设银公司的成立以及与英美法等国的关系高度重视，认为中国建设银公司的成立是对日本独占中国的“障碍”。同时也可看出，日本方面通过调查后毫不犹豫地断言中国建设银公司的性质是“政府的代行机构”。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了中国建设银公司的国家资本性质。

　　再回到中国建设银公司来。这家公司从成立的动机看，如上所述，就是要以民间的身份出面，可以避开国际上许多法律和条约的限制，干许多政府出面不容易干或不适合干的事，尽量避免日本的干扰。再从其成立后的业务活动看，同样如上述，所做业务如非国家性质的企业是难以想象的。

　　也正因如此，中国建设银公司在筹备成立的时候，就被社会视为“是一个半官的公司或经济委员会的一个外委”，到四十年代，更是与一统公司、孚中公司、扬子建业等公司一起，被社会目为“官办商行”而成为包括国民党上层人士猛烈抨击的对象。

      但这种“官办商行”的看法，倒确实在某种程度上点出了这类国家资本企业具有的特点。

（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