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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失败，关键就是在财政上的失败
军人出身的蒋介石，脑子里没有经济财政与战争间应具有何种恰当关系的概念，也缺乏现代经济常识。开战之初，蒋介石曾对马歇尔说：“虽说在城市中的经济状况比较严重，但是中国的经济大部分是建筑在农村人口的基础上的，因之，在一个长的时期内，不致有经济崩溃的危险。”
他不知道，微薄的农业剩余产值远远不够他的那些机械化军团的开销，而战前的各种政策又导致城市工商业不景气，外国贷款也不肯轻易到位，最终，政府就只能靠发货币来维持庞大的军事行动了。自负心颇强的蒋还不愿让财经专家干扰他的“剿共”战争。面对各种应对经济危机措施都失灵后，政府高层于1947年5月召开会议，商谈缓解财政赤字之问题，然对于削减军费支出的方案，蒋介石一概拒绝。在蒋看来，一旦共产党被消灭，通胀问题马上会缓解。这种逻辑使他孤注一掷，并未发现现代化战争的“黑洞”一旦形成，最终会将开启它的人和政权一起吞噬。
在国民党统治的大多数时期内，其统治的经济基础主要是东中部沿海沿江城市，尤其是经济发达的江浙。城市中的工商界是缴纳税收和认购公债的主力，他们为国民党维持统治和进行战争提供了绝大多数资金。此外，由于居住于国民党经济、文化中心，以及中国与国外联系的通道上，城市中活跃的知识精英发出的声音，对政治的影响非其他区域可比。因通胀率迅速上升，城市居民收入的上升和政府对居民微弱的补贴远远落后于法币贬值的速度，城市居民破产了，这不仅给政府收入雪上加霜，还加快了城市精英和市民与政府离心的速度，社会动荡加剧。
自1946年底至内战结束，上海、南京、天津、北平、武汉、杭州等城市的各大报刊中抨击因政府之无能，导致的物价像脱缰野马、民不聊生的文章几乎成了每日的主题。
上海《文汇报》报道：“米店仍借口无米供应，故仍无粒米做开，······场外涨风益炽，特别白面猛叩三十万大关。”“食油，涨无止境，市势益形汹涌，因限价业已取消，货主任意哄抬。”“杂粮，全面奔腾，价格再见高峰，因米价续告激升，货主售意颇淡，黄豆售样几告绝迹，市上成交寥寥。”“面粉涨势益厉，因粮食俱告飞升，且有限价即将取消说，场外交易混乱，执主扳持益力。”“卷烟、火柴、肥皂等日用市价，连日上涨颇巨。昨晨日用品市场开市，势极紊乱，一片喊买，人心激昂，执货者只有漫天要价，不愿脱货，致形成无市状态。”自1947年5月开始，江浙地区接连出现抢米事件。
江浙地区是当时国统区经济最富庶的地区，战火尚未波及，连这些地区都饥荒遍地，可想其他地区之境况何堪。为了弥补巨大的军事开支，政府于1946年10月1日起，扩大了货物税之范围，对麦粉、水泥、皮包、茶叶、饮料品、化妆品等新税，提高了棉纱、烟酒等货物税率。1947年初又开征了营业税和建国特捐等。因军费开支巨大，地方财政不得不将所得收入大量上缴中央。为了维持地方开支，再加上政府贪腐严重，内战时的苛捐杂税花样多得出奇。这些税费加重了人们对政府的不满情绪。
学界、工商界和工薪阶层因恶性通货膨胀而受到极大影响。学生无力承担学费而辍学之现象涌现。在校学生缺衣少粮，营养不良。通胀使大学教授之薪水大为缩水，还抵不上抗战前的三分之一。自南京地区来看，自1945年底到1946年底，物价上涨了十七倍，而教育人员薪金只增加了七倍。若以抗战前物价为基数，至1947年4月，南京的生活指数已上涨了一万两千多倍。许多学校的学生和教师纷纷罢课、罢教，上街向政府请愿抗议。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中共地下党发动的“五二反饥饿、反内战”运动才会在国统区形成气候。
该运动获得了社会舆论的广泛同情和支援。1946年至1947年，受物价上涨危害还有依赖外国市场和倾销到国内市场洋货竞争的城市民营工商业。高通胀使生产商不得不面对：实际购买力普遍下降导致需求减少；高工资；利率提高；燃料、水电及运输费用有增无减；购销税和生产税不断增加；银行不给提供贷款等影响生产积极性的弊病。恶性的通货膨胀使民营工商业纷纷倒闭或歇业。
到1948年初，上海3000余家大中型工厂开工率只有20%；天津工厂已倒闭70—80%；青岛的1000余家工厂的开工率还不到该市工厂总数的四分之一；广东400家工厂能开工的不足100家；沈阳3000多家商号仅存1000家。大批工人失业。在上海，尚未失业的工人因政府强要一些工人“捐款”以及工厂主为降低成本给工人减少工资等原因，纷纷举行罢工，抗议政府的行为。商店和服务业多是晚开门，早打烊。此外，公务员等工薪阶层因薪水贬值，而生活艰难，普遍对执政者感到不满。
有人说：“财政上的失败，就是把有钱的老百姓变成穷人，这就是蒋介石失败到台湾的最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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