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良宇与周正毅等小兄弟怎样狼狈为奸

陈良宇与周正毅等小兄弟怎样狼狈为奸

从陈的父亲的房子说起

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之后，黄浦区的黄河路，几乎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一条以餐饮著名的大马路。黄河路位于上海著名老牌星级饭店国际饭店后面，原本是一条不起眼的小巷子，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大概是受到邓小平南巡讲话的鼓励，因此一下子汇集了各种特色的许多酒店。上海滩好赶时髦的人群，纷纷到黄河路就餐。原本这条只有三百米长的街上，居然开出了六十多家酒店。

却说陈良宇的小弟陈良军，从农村插队回来之后，一直在一家街道工厂工作，看到哥哥步步高升，心里感到极不平衡。陈良宇担任黄浦区区长的时候，也从来不允许他在黄浦区插足。到一九九三年，陈良军看到黄河路上新开了如此多的饭店，家家生意兴隆，因此也十分眼红。不料陈良宇的小兄弟，官居黄浦区房地局局长的吴明烈，主动找上门来。

吴明烈本是陈良宇一手提拔起来的小兄弟。他向来眼头活络，拍马功夫十分了得，在陈良宇鞍前马后伺候日久，也和陈家上下混得十分熟悉。吴明烈担任黄浦区房管局局长之后，早就想帮助陈的父亲陈更华解决住房问题，也就是退回或补偿陈更华在文化革命期间被没收的南京路房子。但是陈良宇却一直不让吴明烈这样做，生怕传出去影响他的升迁。到一九九三年，陈良宇离开黄浦区后，吴明烈数次登门陈更华家，以小辈的礼节拜访陈更华。南京路的房子退回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一来已经十分老旧，两来随时有可能拆迁，所以吴明烈让陈更华作主，选择一个他喜欢的地段和套型，另外补偿他一套房子。

陈更华和李谋真都算是老上海，年纪也大了，因此对上海新建的楼盘看得眼花缭乱，莫衷一是，挑来挑去，看了一年多也没有决定。吴明烈因此到石门路陈家跑了许多趟，毫无厌烦之意。最后还是陈良宇拍板，帮陈更华挑了一套位于新天地附近顺昌路的房子。因为陈良宇知道，这里以后建的都是休闲会所和高档公寓，既有新天地的人气，生活方便，又非常清静安逸，适合老年人居住。房子的面积是一百三十九平方这一档，按实用面积算，也和陈更华在南京路福利公司楼上的那套房子相差无几。按照上海楼面的市价，顺昌路的这套房子，价值人民币三百多万。但是陈更华当年买下南京路最“闹猛”地段的豪宅，其价值当也不少于现在的三百多万。

陈良宇拍板决定了房子，吴明烈当然十分开心，并让手下人顺便给装修了一下，陈更华也付了一些装修费，只不过装修费用极低，不足以买材料的钱。这件事情上，外界传言多有谬误，认为这是吴明烈行贿陈良宇，其实这倒多少有点冤枉了陈良宇。因为这套房子，本来就是补偿陈更华被共产党没收的豪宅的。从陈更华个人角度，被夺走的房子予以归还，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只不过相对而言，其他大量被共产党掠夺走财产的上海人，就没有陈更华如此幸运而已。

至于房子的装修，也不算出格。当官的在装修上占点便宜，简直是小菜一碟。网上传言说是吴明烈示意手下按照“超低价、超标准、超豪华”的“三超”要求进行装修，肯定是胡说八道。因为陈更华本人既非党员，也不是干部，不过是一个退休的高级工程师，哪里来的标准一说？所以这“超标准”一说，非常牵强附会。

陈更华和李谋真七十多岁得到顺昌路的新房子，自然是十分开心。日子也过得越来越顺心。陈更华的一生，和同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相比，过得相当顺遂，上半生过着人上之人的好日子，下半世虽然在共产党手中吃了些苦头，却也青史留名。上海医疗器械的进步，多少要算上陈更华一份。同时他还是上海医疗器械研究所第一台国产颅脑CT扫描仪的主要研发人员，和倪芝娣、翁新华等老科学家齐名。

陈更华一九九八年开始，以近八十高龄，迷上了电脑，也成为上海第一批上网的网虫之一。他还联络上了离休干部张黎，两个八十老翁经常在一起切磋电脑和上网的事情。到陈良宇出事为止，陈更华仍然以八十多岁高龄，出入于网络论坛。李谋真在小儿子陈良军发迹之后，则热衷于炒股票。陈良军的不少股票都在李谋真的名下。至今在网络上略加搜索，还可以查到李谋真是多家上市公司的股票持有者。

毛玉萍杀入黄河路

陈更华还住在石门路的时候，吴明烈往来陈家，大都和陈良军见面。当时陈更华的父母已经过世，陈良军一家和陈更华、李谋真住在一起。吴明烈知道陈良宇的这个小弟弟，是李谋真的心肝宝贝，因此也和陈良军混得烂熟。陈良军后来避开两老，去找了一次吴明烈，让他帮助在黄河路找一个门面。

贵为堂堂的黄浦区房管局局长，这点小事当然不在话下。吴明烈二话不说，就吩咐手下去帮助办理，搞了几个门面让陈良军挑选。但是陈良军一没资金，二没有做过生意，而且“爷娘 ”也反对他下海。觉得堂堂的市委副书记弟弟去开饭店，会让陈良宇很没面子。

但是陈良军致富心切，也不肯放弃这么好的机会。后来他找了一个原来上山下乡的朋友，一起投资，在黄河路这条著名的美食街开了一家逍遥渔村大酒楼。名堂虽然吓人，叫逍遥渔村大酒店，其实两个人既没有经验，也没有多少资金实力，所以装修简陋，门面窄小，大致也就是一个夜排挡的格局。经营饭店的人都知道，海鲜酒店是最难经营的，因为需要大量的鲜活海鲜支撑门面。而且必须保证天天有鲜活的海鲜，才能有顾客上门。陈良军误打误撞，开了个海鲜酒店，经营上面自然颠三倒四。海鲜经常变成了海臭还不舍得扔掉，顾客上门就宰，结果这个海鲜酒店，成了黄河路上最不景气的饭店之一。

就在这个时候，上海滩的女闻人毛玉萍杀入了黄河路。她一进黄河路，就高屋建瓴，一下子在一百二十七号买下了整个上下五层楼作为店面，开出了有名的“阿毛炖品”大酒店。这家炖品店以粤菜炖品为招牌，特色菜为二十二元一位的秘制炖鹿肉、五十八元一位的佛跳墙、和一百八十八元一位的红烧大排翅。

“阿毛炖品”开业的时候，整个黄河路为之轰动。毛玉萍的两位“干爹”，专程从东南亚赶到上海的东南亚富商，特意前来捧场。其中一位酒酣耳热之时，当场又提出给“干女儿” 一笔资金，助她拓展事业。陈良军虽然没有被邀，日后听说其开业场面，唏嘘不已。

“阿毛炖品”开业之后，果然生意兴隆。人来人往热闹不说，门口还总是停着数辆豪华轿车，说明前来吃饭的不是等闲之辈。其中最高级的一辆法拉利跑车，也是当时上海绝无仅有的一辆，却归“阿毛炖品”的主人所有。“阿毛炖品”的女主人虽然面容佼好，风韵尚在，但是男主人周正毅却长得非常英俊。据说这个出身寒微的男人对所有年龄的女人都有强大的杀伤力，属于“法兰西爱情学院”毕业的高材生，谈情说爱的圣手。现在却拜倒在毛玉萍的裙下，两个人共同创业。

在陈良军眼中，虽然哥哥陈良宇位高权重，却一点也不值得羡慕。当那劳什子共产党的官，每天忙得要命，还要处处小心。虽然处处可以享受，口袋里却没有钱。陈良军更欣赏毛玉萍和周正毅的生活，觉得他们过得非常洒脱。周正毅倒还罢了，毛玉萍却是上海滩难得一见的“海派”女人，交际广泛，三教九流无比关系紧密。尤其是出手大方无比。无论是谁，只要到了“阿毛炖品”，都是热情招待，临走用这辆最漂亮的法拉利跑车送走。据说在他们位于西郊的别墅里，每星期都要举行热闹的“派对”，上海滩有钱有势之人，都围在毛玉萍身边，寻欢作乐。陈良军听到这些传闻，端的是无比羡慕，一心向往。

陈良军却没有想到，七窍玲珑的毛玉萍，没有隔乐多久，就“轧出苗头”，隔壁这家不景气的小饭店老板陈良军，居然是堂堂市委副书记的嫡亲弟弟。毛玉萍和周正毅却做得非常漂亮，装作一点也不知道这么回事情一样。暗地里找了一个陈良军的小兄弟，找机会请陈良军到“阿毛炖品”吃饭。

陈良军到了“阿毛炖品”，受到毛玉萍的热情款待。不仅周正毅相陪，毛玉萍还找了两个她的小姐妹，都是精致漂亮的女人，一起把陈良军弄成众星拱月的样子。陈良军受宠若惊，深觉周正毅和毛玉萍非常“上路”。因此也推心置腹，和周正毅结交。如此一来，惺惺相惜，两相契合，很快就打得火热。此后，陈良军和周正毅结拜为兄弟，场面上几乎不分彼此。这才引出来日后上海滩上的一场惊天大案。

周正毅怎样发家

回头再说周正毅，本是上海滩“下只角”的贫苦人家出身。他出身于上海杨树浦路一千六百七十七弄旁边的万兴坊。杨树浦地区是当时上海工业区杨浦区内的“工业区”，产业工人聚集，多住在低矮的棚户屋里。周正毅的父亲在上海电站辅机厂任工人，以一人的收入养活一家大小。周是家中的老幺，哥哥姐姐众多。周的母亲多年前就去世，因此家境十分贫寒。

周正毅一九七七年在上海控江中学初中毕业，但是在他自己写的简历里，却一直以“小学文化”自居。因为一九七七年正值“文化大革命”结束，当年各类学校的学历均不被承认。从这个角度看，周正毅非常“诚实”。中学毕业后，周正毅顶替父亲进了上海电站辅机厂下属的一个“三产企业”，当了个记帐员。

八十年代初，周正毅受到周围兄弟们的影响，辞职下海，和家里人一起在上海杨浦区定海路、平凉路的弯角处开了一间小小的烟纸店。在差不多同时，周的母亲在经营一家小规模的馄饨店。在传说中的周正毅早期“故事”中，“馄饨店”一直扮演了“准第一桶金”的角色，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馄饨店运营的时间并不长，周正毅的主要精力是放在了那间十多个平方米的烟纸店上。

周正毅的烟纸店主要经营外烟、当时还有新鲜的一次性打火机、南方批发进货的小饰品，兼收外币。周正毅还从市区倒腾来一批印有英文字母的广告衫叫卖。应该说，周正毅当时勤勉努力，十分用心地经营他的小生意。“周正毅在做生意方面脑子的确蛮好！”他的一个朋友感慨地回忆 。

为此，周正毅在此期间，还经常到当时上海的华侨商店（现南京东路和浙江中路口）门口做过“打桩模子”。所谓“打桩模子”，就是站在银行和华侨商店门口，不断地询问行人是否要换外币的外汇“贩子”，社会地位极低。南京路上两个上了年纪的外币贩子曾经回忆说，周正毅在南京路当“打桩模子”的时候，中午节约得连一碗面条都舍不得吃，几只冷馒头就打发了一顿中午饭 。当时周正毅还喜欢把头发剃得精光，因此人送外号“光啷头”。

一九八六年，上海滩兴起一股到日本留学淘金的风潮。周正毅也随着这股风潮，前去日本。留学是假，打黑工是真，甚至于有上海人为了短时间内挣到足够的钱，而在日本干背尸体下楼的工作（日本人认为尸体不能坐电梯）。周正毅也不例外，拼死拼活在日本干了三年多，终于挣了五十万人民币，于一九八九年回到上海。

据说周正毅在日本的时候，有一次在咖啡馆里扮演了救美英雄的角色，救了一个被人调戏的香港女子。他的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评价：周正毅这个人，对女人的魅力无穷。十个女人碰到周正毅，九个要昏倒。“我们也搞不懂，女人就是肯为他花钞票，哪怕是他刚认识的女人，这点本事，你不服都不行。”那个香港女子也是同样。她不仅深爱周正毅，而且还给他六百万港币，让他自己去闯事业。

周正毅回到上海之后，就靠这些钱以及自己的积蓄，在北京路上开了一家当时生意还比较火爆的美通饭店，并在上海嘉定经营桑拿和卡拉 OK。据说一九八二年周正毅移情别恋，决定因为毛玉萍而放弃那个香港女子，结果那个香港女子因爱生仇，决心报复。而且曾经在珠海花了五十万港元雇凶，欲断周正毅一手，后来经过周正毅的大哥出面摆平 。这倒有点像廉价爱情小说的故事了。

总之，周正毅从此和毛玉萍结合，两个人共同创业。虽然至今并未正式结婚，但是过的却是夫妻生活，也已经有了一个共同的孩子。

毛玉萍也是上海黄浦人，与周正毅年纪相若，年轻时颇多姿色。据其自称，八零年代后期持单程证到香港一皮革厂当车衣女工，月收入一万多港元。但是接近毛的知情人士表示，她是八十年代后期闯深圳的风尘女子之一，是在风月场所积累的第一桶金。后来，很可能是通过所谓两名东南亚富豪的干爹而到香港，进而发迹的。

周正毅和毛玉萍的豪阔和大气，彻底征服了陈良军。因此在他看来，和周正毅这样的人结拜兄弟，乃是一种荣幸。而周正毅和毛玉萍也从来没有直吼吼地通过陈良军，求过陈良宇什么事情。周正毅和毛玉萍的海派脾气，乃是在朋友圈中先广为耕种，不问收获。他们相信时机成熟，自然会有所报答。

周正毅和陈良军关系真正变得亲密，还是周正毅在股票市场上点拨了陈良军几招，使得陈良军平地发了一笔横财。周正毅的朋友都知道，周正毅真正的发财捷径是炒股票。一九九五年趁着国企职工股上市流通的高峰期，倾囊所有，用个体户名义，仅用几元的代价大肆收职工股。等到这些职工股一上市，马上就会涨到几十元。周正毅和毛玉萍实实在在地发了一笔。在这个过程中，陈良军的饭店已经开不下去了。周正毅以兄弟的情义，点拨陈良军到黄浦区去收购即将上市企业的职工股。陈良军虽然没有本钱，却也倾其所有，和母亲李谋真一起出手炒了一把。

黄浦区的企业，当时要申请上市的情况，都在陈良宇的小九九之中。因此李谋真陈良军母子也借着陈良宇的名头，弄了不少职工股，特别是陈良宇一手搞起来的新世界百货等企业。等到这些企业上市，陈良军和李谋真都发了一笔股票财。当然陈良军和李谋真都是小本经营，所投入的资金十分有效，因此获利也不算多。但是陈良军和李谋真都非常感激周正毅。周正毅和毛玉萍因此也多次见过李谋真。毛玉萍笼络人心的手段非常高明，见面必是厚礼一份，并以周正毅和陈良军平辈的交情，一口一个“干妈”地称呼李谋真。两者之间关系非常亲密。这也就为日后陈良宇插手静安区东八块地块的事情打下了伏笔，并最终成为胡锦涛和温家宝扳倒陈良宇的最好口实。

东八块的真实情况

再说和陈良军结义兄弟的周正毅和毛玉萍，在九十年代中期国有企业改制上市的时候，通过廉价收购职工股，转手变成上市公司股票，足足发了一笔。一九九七年亚洲金融风暴，使得香港股市一片低迷，连蓝筹股都跌得无人问津，周正毅和毛玉萍又一头扎进了香港股市，大量收购蓝筹股，也在随后的股市反弹中获利颇丰。同一时间，国际饭店后面的“阿毛炖品” 生意兴隆，“谈笑有权贵，往来无穷人”，“阿毛炖品”不仅仅是周正毅和毛玉萍的利润之源泉，也是周正毅等用来交际的特别场所。

随着“阿毛炖品”名气越来越大，出入于“阿毛炖品”的人群也不断地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陈良宇的弟弟陈良军索性关掉了自己的逍遥渔村海鲜酒店，一心一意地炒股票。但是因为他是周正毅的结义兄弟，因此出入“阿毛炖品”，如同自己的酒店一样。三天两头在“阿毛炖品”吃饭和应酬，从来不用付帐。“阿毛炖品”竟成了陈良军的办公室一样。

另一伙特殊的朋友，则是上海各大银行的实权人物。银行商业化之后，银行是既要巴结客户，又要被客户巴结的一个特殊群体，因此各个银行的头头脑脑，应酬极多。这些朋友在毛玉萍的笼络手段下，多喜欢到“阿毛炖品”来应酬。这样，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阿毛炖品”几乎天天有银行的朋友，多则十桌，少则三二桌，“阿毛炖品”几乎成了银行干部的食堂。

在“阿毛炖品”的银行客中，其中一位乃是上海银行界的精英和骄子，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行长刘金宝。刘金宝是一九七六年进入中国银行的工农兵大学生，一九七七年起被派往伦敦中国银行任职。八十年代初回到上海，就在“阿毛炖品”开业那一年，升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行长。

刘金宝和毛玉萍之间，关系密切，如同兄妹。据说毛玉萍八十年代中期在上海西郊别墅的著名派对上，就经常有刘金宝的影子。而刘金宝在上海的时候，似乎还是蒙毛玉萍的照顾，经常介绍他认识上海滩的闻人。到一九九七年，刘金宝调任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办公室主任的时候，也正是周正毅和毛玉萍杀往香港的时候。

周正毅和毛玉萍的性格大概有一定的一致性。手头有了一点钱之后，就要做超过自己实力和能力的大生意。一九九七年底，周正毅成立了一家上海农凯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从此一发不可收，几年之内陆续注册了盘根错节，互相关联的企业近百家，着实在上海滩上玩了一把。玩到疯狂的时候，手头居然有了四家上市公司，五块上海最中心的地皮准备开发。

周正毅和毛玉萍疯狂的发家历史，内容丰富多彩，情节跌宕起伏，犹如古龙的武侠小说，这里且不详细评说。唯独和陈良宇人生有关的“东八块”故事，必须详细叙述。因为正是“东八块”地皮由周正毅开发，使得陈良宇被迫走向了前台，而且造成了和胡温中央的对立。

2001年五月，国务院正式批复并原则同意《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一九九九－二零二零年）》，明确提出要把上海建设成为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和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之一 。翌年二月，陈良宇正式担任上海市市长，因此高声叫喊“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大力实施这个所谓的总体规划。这个总体规划，看上去花团锦簇，前景美丽，实际上则是要将上海市中心的老百姓通通迁往城市边缘，然后在市中心腾出空地来改造成美轮美奂的高楼大厦。

制订这些规划的上海高官，当然不会征求上海老百姓的意见，也不会想到老百姓的痛苦与不便，只是纸上谈兵，描绘美好的鸿图。其中有一块地皮，就是在上海的市中心静安区的东北部，东至成都北路、南至北京西路、西至石门二路、北至南苏州路，占地面积达二十六万九千平方米。其中有住户一万二千家。因为这一块地皮在规划上又划分成了八块，因此有了一个古怪的名称，叫做“东八块”。我们书中的主人公陈良宇，就跌倒在这块“东八块” 土地上。

引进外资的骗局

陈良宇担任主管金融、财政和规划的市委副书记兼副市长的任上，协调上海市建设和管理委员会、上海市城市规划局、上海市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上海市住宅发展局四个部门，于二零零一年二月九日颁发了有名的所谓沪建城六十八号文件，“沪建城（二零零一）第零零六八号《关于鼓励动迁居民回搬，推进新一轮旧区改造试行办法》”。根据这项文件规定：旧区改造过程中，鼓励居民回迁，同时开发商可以享受“土地出让金为零”的政策。当时正值上海开始大规模旧区改造，这一文件也可以解释为是不与民争利，让开发商给受影响居民更多合理补偿。但是这也可以解释为政府把旧房拆迁的麻烦转移到了开发商头上。但是这个表面上看上去像个溜光水滑的鸡蛋的文件，恰恰是裂缝最大的一个蛋，也是最容易让苍蝇下蛆的蛋。因为“土地出让金为零”，使得上海滩的冒险家激动得浑身颤抖。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优惠，包括：减免拆除公房补偿费、房屋拆迁管理费、工程质量监督费、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费；减免或免收人防设施结建费；市政、公建设施包于建设等。这种种优惠政策，无疑会吸引像周正毅这样不计后果，敢于冒险之人。

根据这个臭名昭著的六十八号文件，上海市政府在二零零一和二零零二年两年中，经上海市建委、房地局等部门共同认定的旧区改造地块共三百零七幅，总土地面积一千三百五十万平方米 ，都是以“土地出让金为零”的模式出让的。其中地段最好，最有开发前景的就是所谓的“东八块”地皮。

当然，“东八块”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一块肥肉。虽然“土地出让金为零”，但是整个区域内有居民一万二千多户，动迁成本十分高昂。以每户平均补偿二十五万人民币计算，动迁整个区域的前期费用就要高达三十亿。而这三十亿砸下去，才不过能够拆平这一块土地。因此除非实力极强的开发商，轻易是不敢动作的。

但是周正毅却毫不犹豫地把“东八块”土地拿了下来。这当然并不因为他有这样的实力，而是他有特殊的本领。一是胆大，除了杀人放火，他什么都敢干；二是他和银行关系密切，许多银行排着队在他屁股后面，要贷款给他；三是他还有最大的一个杀手锏，那就是市委书记兼市长陈良宇的嫡亲弟弟是他的结义兄弟。这是整个上海滩，无可比拟的优势。

陈良军在周正毅点拨之下，和老母亲李谋真在股票市场里喝到了第一口水。因此他一门心思钻进了股票市场，变成了一个十足的股迷。在他眼里，股票要比爹娘都要重要。但是随着股票市场的波动，陈良军也有点看不准变化了。因此除了靠陈良宇的牌头，买入新股可以赚一点以外，手头的股票也有赚有赔，甚至有些成了“老鼠仓”，粘在手中，甩都甩不脱。就在这时候，周正毅找到了陈良军，以一万股农凯系股票的代价，请他参与“东八块”地皮的开发工作。陈良军这个股迷，看到免费的一万股农凯系的股票，好比是老色鬼看见了美女，骨头都几乎酥软，自然毫不犹豫地投身周正毅，为“东八块”地皮开发出力。

二零零二年五月二十八日，上海顶级的波特曼大酒店举行了一场隆重热烈的签字仪式，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政府广为邀请香港和上海两地金融、地产界人士，参加了这一仪式。其中就有将静安区的这块土地，化整为零，分割成了八块，热热闹闹地签订了八个合同。第二天，上海市《解放日报》等各大报刊、电台、电视台、网站作了广泛的报道，静安区委宣传部机关报《静安时报》二零零二年第三百七十期还刊登了签约时的大量现场照片。

但是，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样个轰轰烈烈的引进外资、改造旧城的大项目，居然是上海市高层安排好的，由上海市静安区政府和周正毅联手进行的一个骗局。因为在那天签署的沪房地资静（二零零二）第十九至第二十六号《上海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这八个合同，合同的一方是上海市静安区房屋土地管理局，另一方是所谓“香港佳运投资有限公司”，根本是子虚乌有的虚构公司。根据后来被拆迁的上海市民调查，周正毅自称法人代表的这家 “香港佳运投资有限公司”，根本没有在香港进行过注册登记，其在合同上所注明的法定地址“香港金钟夏馨道十六号远东金融中心一八零一室”，也根本没有这家公司。更有意思的是，按照中国的外资企业投资法，任何外国公司到中国任何地方投资，都要先办一份“外商投资批准证书”，这也是对外商投资企业的初步审查。但是这个所谓的“香港佳运投资有限公司”连这个最起码的外商投资证书都没有，纯粹是拍拍脑袋，想出一个子虚乌有的香港公司名称，就敢签订价值达四五十亿（当时的土地评估价值）的上海市中心大幅土地转让合同，真正是胆大包天。

这也是官方和周正毅两相勾结，进行明显合同诈骗的一个证据。当时的静安区区长姜亚新是黄菊的秘书，主管城建的副区长是明芳则是陈良宇的一个小兄弟。他们当然也不至于蠢到连对方的营业执照都不予验看就签下静安区这块中心土地合同的程度。显然他们得到了陈良宇的旨意，既要挂出引进外资的羊头，又要把狗肉卖给自己人。除此之外，还要避免引起中央的注意，所以他们把一块地分成了八块，分别签了八个合同，才把土地转让给周正毅。

就在同一天，周正毅再次显示他通过陈良军，通天的本事和能力。他以零地价受让东八块土地之后，同一时间又和姜亚新、是明芳签订了《上海市静安区石门二路以东地块五十八街坊地块委托拆迁及大市政设施配套合同》。用的还是同一个子虚乌有的“香港佳运投资有限公司”。但是这个合同，等于是又把拆迁的麻烦，一脚踢回给了政府。周正毅以小小的代价，让静安区政府帮助他把地面上的建筑全部拆迁掉。这个代价是周正毅在一年内分三期向静安区政府支付拆迁费九点七四亿，而静安区政府就要像恶狗一样把土地上的住户强行迁走  。而周正毅这一方监督政府履行拆迁的，正好是上海“一哥”陈良宇的亲弟弟陈良军。这个时候，陈良军不仅收下了周正毅农凯系的一万股股票，而且还成了农凯系的高级管理人员。

姜亚新和是明芳同这个子虚乌有的香港公司签订合同之后，居然十分激动，在整个静安区进行了动员。静安区党委还专门以《在我区“东八块”改造中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这篇文章，向静安区的党员进行了战斗动员。静安区不惜抽调了一百多名干部，为周正毅的这个项目充当马前卒，在地块上进行强行拆迁。

这几乎是一个完美的骗局，上自上海市长陈良宇，中有静安区的区长副区长，下有陈良宇的弟弟参与督阵。但是遗憾的是，陈良宇不是疏忽，就是错误地估计了周正毅的实力，更加疏忽，或者没有估计到的，则是“东八块”上一万二千户人的智力和抗争能力。

陈良宇出手

周正毅和陈良军利用所谓的上海市城建第六十八号文件，免费得到了上海市中心的一大块土地。但是六十八号文件的本意是居民回迁到开发地块的话，开发商才能以零地价获得土地。但是周正毅和陈良军得到土地之后，马上又把拆迁的麻烦让给了静安区政府。

静安区政府根本不提回迁这一说，而是全区动员，强行拆迁。也就是说，根本不管地皮上老百姓的意愿，也不管肯不肯签订合同，到时候就拆。偌大个东八块土地上，一万两千多户人家，虽然大多数老实可欺，却也有那不肯屈服的，坚持要回迁这个黄金宝地。而且找出六十八号文件，证据凿凿。他们还联合起来委托了一个专门打拆迁官司的律师郑恩宠，和静安区政府对簿公堂。

那姜亚新和是明芳本来就底气不足，弄许多劳什子的障眼法要上瞒过中央，下瞒过老百姓的众人之眼。静安区党委进行全区党员动员，也是生怕拆迁户闹将起来，抖落出这所谓“引进外资”，“八个合同”的老底。因此面对拆迁户有组织的抵抗，竟十分地恐慌。

这个时候，陈良宇被逼出了前台。当时静安区政府已经不足以掌控局面，二零零三年五月二十八日，六名拆迁户和郑恩宠律师有理有据地将静安区政府和周正毅告上法庭，虽然败诉，但是多次试图到北京上访。这个时候，陈良宇已经是个忘乎所以的上海土皇帝，不可一世，每天都在鼓吹什么“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遇到阻力则是“华山天险一条路”，根本不会考虑到老百姓的利益。再者，这些拆迁户和和郑恩宠律师熟知了陈良军和周正毅穿着一条裤子，如果任由他们到北京上访，等于要直接把陈良宇牵扯进去了。为此，陈良宇十分恼火，亲自主持会议，把郑恩宠给抓了起来，然后对拆迁户采取行政裁决强迁的强硬办法，谁去上访就拘留谁。如果说周正毅的确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并且能够迅速地把东八块建设启动起来，也许这件事情就成了千古之冤，那些拆迁户也只能是打落门牙往肚里咽，最终这个骗局，也变成了陈良宇、姜亚新之辈的政绩。偏偏这个周正毅，多少有一点臆想型的自大狂毛病，多年来造势显示自己的财力，但是事实上根本没有多少自己的资金。就在他以子虚乌有的香港公司名义和静安区政府签订合同的时候，他其实已经陷于资金链断裂，举步维艰的泥潭。

在这种情况下，周正毅在和静安区政府签订土地受让合同，竟也是为了弥补其资金链断裂之险。二零零二年八月，周正毅仍以以“佳运投资有限公司”的名义与上海市静安城建投资有限公司签订了《关于指定石门二路以东地区五十八街坊地块拆迁人的协议》，确认周正毅的佳运投资公司以占股份百分之九十九的投资比例支付东八块的房地产工程所需费用资金。这次的“佳运投资有限公司”，注册地是在英属维尔京岛，而不是虚构的什么“香港金钟夏馨道十六号远东金融中心一八零一室”。

周正毅之所以要用一个注册了的“佳运投资有限公司”再次和静安区政府签订协议，就是因为土地到手，可以向银行贷款。但是没有注册过的所谓“香港佳运投资有限公司”，则显然不能用于银行融资。因此他用同样名义，到大多数世界地图上找不到的英属维尔京群岛去注册了这样一家公司。

该做的手脚都做完了，二零零三年四月二十九日，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周正毅用“东八块”地皮做抵押，向上海交通银行贷款六点五亿元。同一天又向上海农业发展信用总社贷款三点五亿元。据说他以这块地皮做抵押，和上海农业发展信用总社签订的信贷合同中，获得授信额度高达五十亿之多。这三点五亿，只不过是总合同中的第一笔贷款而已。

但是周正毅的资金缺口非常大，他从两家银行贷来的这两笔钱，根本没有用在支付给静安区政府，用以支付“东八块”拆迁户的补偿，而是用于在香港收购上市公司、填补农凯系公司的资金空缺。结果等于他把静安区政府和拆迁户当成了冤大头，到规定日期，即二零零三年五月二十七日前，一分钱也没有交纳给静安区政府。正因为是这样，所以零三年五月二十八日六名拆迁户和郑恩宠律师就有充分理由将静安区政府和周正毅告上法庭。其实当天这些拆迁户和郑恩宠并不知道，周正毅在前一天已经被公安部门采取了强制措施。

周正毅出事，事出突然，也出乎陈良宇的意料之外。其实周正毅在香港大举收购上市公司，资金来源又是中国银行香港分行，早就引起了中纪委的注意。二零零三年五月二十二日，时任中国银行香港总裁的刘金宝忽然接到中国银行总部“紧急回京开会”的通知，并被告知会有新的人事任命。当时，银行业界正盛传刘金宝将出任交通银行行长的消息。所以当天下午出现在北京中行大厦的刘金宝，安排好了当晚的饭局，并和一位副行长的专职司机打好招呼，约好送其前往后，随即回到下榻的中国银行的招待所——中苑宾馆。但是就在这中苑宾馆里，他被守候多时的中纪委的官员扣留，接受“双规”，并开始对其担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行长及中国银行香港分行总裁期间涉及的违规贷款问题进行调查。

审查刘金宝的中纪委官员出于种种原因，对扣留刘金宝一事予以严格保密。五天以后行文到上海，命令上海市公安局对涉案人员周正毅采取强制措施。所谓采取强制措施，就是给关起来。当晚就有小道消息传出。“东八块”六名拆迁户和郑恩宠律师前往静安区人民法院状告周正毅的时候，正是周正毅旗下四家上市公司股票价格狂跌之际。

刘金宝被扣留，周正毅被抓，几乎是一副多米诺骨牌，引发了一系列的效应。零三年六月一日至二日，香港廉政公署出动一百多名调查员，进行连续四十八小时的旋风式行动，在香港中环中心写字楼和其他几处私人住宅拘捕二十多人，当中包括正欲从码头离港的毛玉萍。

从五月二十九日至六月一日，周正毅旗下的两家上市公司“上海地产”和“上海商贸” 股价暴跌，“上海地产”跌去百分之四十，“上海商贸”跌去百分之二十一，均于六月二日被停市。三天之内，周正毅财产缩水达八亿之多。

对于陈良宇来说，这次中纪委直接绕过上海市，直接对周正毅下手，无形之中对陈良宇造成了威胁。更严重的是中纪委的拘留名单上居然有陈良军的名字，而且陈良军也的确被监视居住，控制住了。这个时候，离陈良宇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不过是七八个月的时间。据上海官场人士说，周正毅在刘金宝出事后曾与陈良军密谈过，要陈良军找其兄陈良宇 “帮帮忙”。这大概是周正毅深知刘金宝一出事，必定会牵扯出周正毅。但是事出突然，周正毅被抓后，陈良宇也十分着急。尤其是其母亲李谋真，因为陈良军被控制，四处找不到人，因此一天几个电话打给陈良宇，立逼他找出人来。

接下来是陈良宇居然敢向胡锦涛、温家宝叫板，请看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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