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被毛泽东批判的钱穆最近被许多学者重视起来了

为什么被毛泽东批判的钱穆最近被许多学者重视起来了。

研究钱穆的‘为故国招魂’的现实意义何在。

 1949年8月14日，毛泽东以新华社名义发表他亲自撰写的评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点名批判了三个民国大师——胡适、傅斯年与钱穆。

毛泽东称他们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控制的其中的极少数人”。

钱穆流亡香港，创办新亚书院。新亚后来与联合书院、崇基书院合併，建立香港中文大学。钱穆获蒋介石父子礼遇，晚年定居台北。

这三人恰好都是慧眼识形势的罕见的高人。这里着重谈一谈著名历史学家钱穆为故国招魂的记录。

试图全面把握钱穆，并非易事，因其学术生涯之长、著作体量之大，在二十世纪中国学人中，罕有其匹。借助代表著作与研究成果了解其人，自然也就成为了一条重要途径。在钱穆的著作中，最具声名者大概首推《国史大纲》。

1937年，双十节后，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的钱穆与汤用彤、贺麟联袂南下。1938年，他到蒙自的西南联大文学院任教。其时，同事陈梦家建议他写作一部“中国通史”，“先成一教科书，国内受益者其数岂可衡量”。于是，他历时一年，完成了《国史大纲》，在1939年出版。

《国史大纲》以及此后钱穆的诸多著作，都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他对于写什么、怎么写，甚至为谁写，通常都有十分具体的思考。因此，在评价钱穆的著作及其影响时，必须充分地考虑到这些方方面面的因素，不能抽象地将他的某个观点等同于他的主张，再等同于他的立场。

在《国史大纲》问世前，当时学界已有吕思勉、邓之诚、陈恭禄、缪凤林与周谷城等人的《中国通史》一类著作行世，但在顾颉刚看来，“钱先生的书最后出而创见最多”。学术演进，自当后出转精。而钱著的独异之处，不仅在于其能于学术条件--尤其是图书资源十分匮乏的战时“急就”，更在于其以一书而兼“觉世”与“传世”两种效果，迄今在通史著作中独领风骚。之所以能够如此，其弟子严耕望认为，乃是由于此前六年钱穆已在北大与西南联大相继讲授通史课程。正是在此基础上，《国史大纲》得以迅速成书。而原本因为条件所限，不能以史实考证为主，只好以史实发挥为要的体例设计，使得钱穆的通史论述更为契合时代潮流，其影响自然从听众到读者，流播开来。

在《国史大纲》中，最是广为征引者是钱穆在书前手订的“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其一即“对其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钱穆此说，对于“新文化运动”以来形成的对于中国传统持有批判态度的历史观念不无回应。因此，在接受过程中也就逐渐被看作文化守成主义的代表论述。时过境迁，当“国学热”悄然兴起，“温情与敬意”在此背景中更是成为了足以与“打倒孔家店”抗衡的思想资源，钱穆也就自然成为了“国学大师”的代表。

钱穆写作《国学大纲》时，正值抗战，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他对于“温情与敬意”的强调，乃是一代士林的“心史”。陈寅恪就曾称道其《引论》是一篇大文章。余英时所谓“为故国招魂”，对于写作《国史大纲》时的钱穆而言，正是实实在在的情形。早在1937年1月，感受到时局危急的钱穆就曾指出：“窃谓今日当有一部理想之《中国通史》，供给一般治中国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问题者一种共同必要的知识。人类必由认识而后了解，亦必由了解，而后发生深厚之感情”。同年7月以后，中国军队节节败退。至《国史大纲》写作时，半壁江山已经沦陷。此说直接为《引论》所承继，彼时的忧患已经成为此时的境遇，而这对于从北平“南渡”到蒙自的钱穆来说，无疑更是感同身受，一如其在此书扉页上的献词--“谨以此书献给前方的战士”。

钱穆是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大学者。

一部钱穆的阐释史，可谓二十世纪中国思想风尚浮沉的写照。仅就肯定其成就的一方而言，当“现代”作为首要的评价标准时，论证其现代性者比比皆是；而当“传统”成为重要的价值尺度时，表彰其传统性者又孜孜以求。

既然生逢“现代”，钱穆自然属于“现代学人”。何况所谓“传统”，大都也是基于“现代”的“发明”而已。但“现代”并非铁板一块，至少在现代中国史学的谱系中，钱穆与胡适就各自建立了一种新的“传统”。

直到1968年赴台定居，钱穆才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这在胡适与傅斯年等人在世时，几乎不可想象。钱穆的现代性，自是与这一现代史学的主流范式不同。但在知识与方法的层面外，钱穆同样以其思考回应了若干重要的现代问题，只是他使用的资源可能更多出自整合的“传统”罢了。自其表言之，其取法不新；但自其里言之，则其指向不旧。

钱穆的通史论述，最为鲜明的特点是对于思想文化的关注。但在《国史大纲》中，却还有另外一条线索延伸开来，不可偏废，那便是钱穆对于从“抗战”到“建国”的思考。循此展开的，便是钱穆在1945年结集的《政学私言》一书。

《国史大纲》的最后一章《除旧与开新》论述了晚清以降的中国历史，以《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与《抗战胜利建国完成中国民族固有文化对世界新使命之开始》两节作结。《政学私言》收录了钱穆在抗战时期写作的十八篇讨论中国政治制度的文章，上下两卷分别以《中国传统政治与五权宪法》与《中国传统政治与儒家思想》开篇，下卷以《中国之前途》与《建国信望》两节作结，与《国史大纲》的理论框架可谓遥相呼应。而《政学私言》无疑可以视为钱穆以其学术方式贡献的一种“建国方略”。钱穆在1945年这一蕴藉了历史可能性的关键时刻，对于一个现代国家提供的“信望”是“中国之前途，将决于中国之文化”。这一“文化建国”的方案，本身即是一种现代态度与现代立场。换句话说，钱穆“招魂”的出发点是“国故”之思，但其落脚点显然是对于一个现代国家的制度设计。倘若不能在这一层面上达成共识，那么单纯表彰钱穆是“国学大师”，充其量也只是源于“全球化”与“后革命”时代的文化补偿心理的一种想象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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