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年轻人已经不知道‘地主’是怎么会事

1949年之前，大多数农村尊称土地和财富较多的人为“财主”、“老爷”。佃户（租种土地的农民）和长工，则尊称土地的主人为“东家”。那时候，虽然也有“地主”这个词汇，但除了酒宴上“略尽地主（本地的主人）之谊”的客套话之外，寓含的是尊敬、崇拜与羡慕，绝对不含贬义。

地主”究竟可恶不可恶？“土改”运动中杀掉200多万地主，是不是人人该杀？……要弄清楚上述问题，首先要了解地主的土地和财富的来源。

地主的土地和财富，大体有以下三种来源：

第一，祖传家业。

有些人家，祖上好几代前，就拥有这些土地和财富。一般有钱人家总是送子弟读书，这个书香世家，几代没出“化孙子”，因而守住了家业，代代相传，传到了这个儿孙手里。到了1950年，风云突变，这位继承者反而因拥有祖传的土地和财富遭了殃，全家扫地出门，土地和财产被没收，连生命也没有保住，被枪毙了。

“土改”中有不少“贫富颠倒，是非混淆”的现象。——中国有句古话“富不过三代”。许多财主家，不幸出了个好吃懒做、嫖赌逍遥的“化孙子”，他“崽卖爹田心不痛”，把万贯家财化得干干净净，变为沿街乞讨的“叫花子”。哪知风水轮流，“叫花子”反而因祸得福，“土改”中被划为“贫农”，分得了土地、房屋和“浮财”（没收地主的财物）。——作家余华的长篇小说《活着》，就写了这样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

第二，在外地做官、经商发了财，回乡兴家置业，购买大量土地，成为地主。

从秦始皇到清王朝，皇权专制两千多年，一直是重农轻商的小农经济社会。那时人们的观念，与现代人大不相同。那时没有银行，银钱放在家里，怕偷怕抢；存在私人票号里风险很大，不放心；那时工商业不甚发达，人们压根儿瞧不起商人，不愿意投资兴办实业。笔者小时候听到老人们的口头禅是：“要想家业稳，作田是根本”。——因此，在那个年代，人们的头脑里，有了钱之后的第一个念头便是“买田”。田是不动产，偷不走，抢不去，年年增值，死后传给子孙，家人就不会饿死了。

第三，勤劳俭朴，聪明好学，善于经营，在本地被称为“田秀才”的能干人，一辈子省吃俭用，有点积蓄便买田，土地渐渐增多，慢慢上升为中农、富农……积攒土地最多的，达到中、小“地主”水平。

正如每一个团队里，既有好人，也有坏人一样，毋庸讳言，也有靠欺行霸市、高利盘剥而上升为地主的，但这种人毕竟是极少数。那个时代，儒家学说“仁义礼智信”大行其道，社会舆论对不道德的行为大肆伐挞，大家都瞧不起走歪门邪道发了财的人，“戳他的背皮”，耻与为伍……因此，一般人都自觉或不敢走邪路。

那时候的人，信奉神佛的占百分之八、九十。人们不敢做坏事，生怕自己偶有不慎冒犯神灵被打入地狱。总体说来，在皇权统治下，通过儒家道德的宣扬教化，佛、道等宗教信仰的流行及制约，大多数时候，社会是平静、安定的。贫者安贫，富者乐善好施，相互依存，长期和平共处，没有那种“你不死，我就活不下去”的“阶级斗争”之说。

地主的土地和财富的来源，大致是上述这三种。其土地、山林、房屋等不动产，在交易、过户的过程中，都签署了契约，按章缴纳了税负，并由政府主管部门颁发了权证，既是公认的，又是合理合法的。

（三）地主阶层在农村中的作用

地主们青少年时期大都受过严格的教育，是农村中文化素质较高的群体。他们读的是《四书》《五经》、“孔孟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儒家思想，深入骨髓。95%以上的地主怜贫恤老、救济鳏寡孤独、助教兴学、救灾赈灾、修桥补路、兴修水利、调解纠纷、倡导文化活动（舞龙灯、赛龙舟、唱大戏等）……举凡农村中一切需要钱、物的公益事业、慈善事业，都是由他们带头发起，热情助并充当捐资、献物、出力的主角。

经过十年寒窗进入（官场）上层社会的，大多数是地主家的子弟。因此，当年的地主阶层，集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于一体，理所当然地成为社会的主流。

许多科场失利、无意于仕途的读书人，回到乡梓后，因其品德高尚、学问丰富、主持正义、办事公平，往往被推举为地方领袖，掌握着村、乡、区的地方事务的管理权。而当年的政府（县级以上）是那样软弱，既没有“社会救济”概念，又没有过问地方事务的经济实力。因此，大量地方事务便责无旁贷地落在本乡本土有声望的富绅（地主）的肩头上。

兴办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需要大量资金，光凭空口叫叫喊喊，是没人信服你的，关键时刻要带头拿出白花花的银子来。有声望的富绅带头捐了巨资，人人跟进，形成“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局面，才能募集到大量资金，才能办好地方事业。那时候，差不多所有的乡村，都有德高望重、公益事业心强的地主，带头捐资。

当年地主将土地出租，解决了贫苦农民的就业问题，与资本家办工厂给城市贫民提供就业机会，与当今外资进入中国解决城乡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是一码事。地主收租是土地投资的回报，工商企业利润提成是资本的回报，同样是一码事。

“地主”这一阶层当年在农村占有的土地和财富较多，是多种社会力量长期碰撞取得的均势与平衡，是两千多年来社会优胜劣汰、自然选择的结果，是一种符合当时社会需求、合理合法的重要的政治经济结构要素。

两千多年前，孟子说：有恒产者，始有恒心。这话的意思是：只有财产较多的人，做事才有责任心。因为他要对自己的财产负责，对自己的家庭负责，对自己的声誉负责……绝对不会乱来。当年，地主阶层以其财富、道德、学识和声望，责无旁贷地担负了政府职能缺失部分的职责，在农村中起着稳定社会的中流砥柱作用。

 “土改”时，批准杀人的权力在区一级，二十来岁的区长或区委书记掌握着全区十多万人的生杀大权。深夜，区、乡干部会议结束，大家劳累了一天，睡觉去了。年轻的区委书记（或区长）坐在煤油灯下，根据各乡上报的材料，勾画明日的杀人名单。

这时，如果这位年轻人心地比较善良，他手中的“朱笔”稍稍留情，对于可杀可不杀的人，尽量不划红勾，这些人就可能幸存下来。如果这位年轻人“阶级斗争”观念比较强，杀红了眼，“朱笔”一路勾画下去，则明日刑场上便有十多位地主的天灵盖被打飞……要是这位年轻人打瞌睡，“朱笔”误点在某个原拟不杀的人的名字上，醒来后又没有发现这一错误，这人明天也就完蛋了！

杀人的权力虽然在区一级，但实际上，某位乡干部要杀谁，甚至因私仇某位贫雇农要求杀谁，跟区委书记说一声，少有不批准的。

斗争地主的场面十分野蛮，拳、脚、鞋底、棍棒、皮鞭一齐上，打得皮开肉绽、口吐鲜血、伤筋断骨，惨叫哀号之声，不绝于耳。对于某些强加的罪名，跪在斗争台上的地主想解释一下，战战兢兢刚开口，台下在积极分子的带领下发出一片震耳欲聋的口号声，淹没了地主那微弱可怜的声音；台上的积极分子立即抽耳光，拳打脚踢，打得你根本无法开口……

在这节骨眼上，起作用的是“人性”。这位地主如果性情特别温和，待人十分宽厚，以前从来没有得罪过任何人，没人告他的状，也许能逃过一劫，留下一条小命。如果几十年来因某件鸡毛蒜皮的小事，或说话不小心，得罪过某位贫雇农，在土改干部的挑唆下，贫雇农指控他是“恶霸地主”，就完蛋了。——只要有人说你是“恶霸地主”，你就是“恶霸地主”，没得分辩的余地。

在贫下中农这一方，如果人性好，富有同情心，看到地主挨打挨斗被杀十分可怜，不记恨往日的小事，宽宏大量，什么也不说，这位地主的小命也许能保留下来。如果是个生性嫉妒、幸灾乐祸的积极分子，见人受罪心里乐，看到杀人便兴奋，告状时添油加醋，无中生有，一个一个的地主，便死在他手中……也有经不住土改干部反复劝说，说错一句话致使某位地主丧命的，事后这位善良的农民良心发现，一辈子追悔莫及！

杀地主，没有任何标准。每个村子都要杀，不杀是不行的，上面的政策规定：“户户（地主家）冒烟，村村见红”。假设那个村子里没有人够资格评上地主，就将富农提升为地主；假设连富农都没有，就“矮子里面拔将军”，把某位倒霉的富裕中农提上去……总之，至少要杀一个，杀一儆百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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