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江南地区看土地改革时真正的农民对地主的态度

从江南地区看土地改革时真正的农民对地主的态度

1950年土改时，江南地区遭斗争的部分人被打死。镇江专区被斗争者7,563人，其中6,772人被打，被打者占斗争对象的89.54％。松江专区奉贤县5个乡斗争245人，打了其中的218人；嘉定县马陆区被斗36人，其中被打者31人；江阴县沈舍乡在26次斗争中被打死的3人，打得半死的4人，被小打的169人；宜兴县寺前乡斗72人；武进县遥观乡斗了4人，打3人。有调查显示，无锡县遭到跪、冻、打的有872人。青浦县龙固区在1950年11月1日至3日就打死17人。苏南在斗争中一共打死60人，其中镇江专区4人、常州专区6人、松江专区50人。实际上，被打死的不止此数，仅常州专区江阴县长泾乡就打死18人，金坛县打死2人。

 土改期间，苏南共有293人自杀，其中镇江专区97人、苏州专区81人、常州专区59人、松江专区22人、无锡县24人。这些自杀者中，有些地主是畏罪自杀，有些地主感到土地财产被没收了，生活没有出路了，更多的自杀者是被乱斗乱打的气氛所吓倒，害怕在斗争中被折磨而自杀。江阴县有2个女地主因怕斗争而上吊自杀。武进县在斗争中吓死及与斗争有关而自杀的有20人。宜兴县在斗争中造成地主23人自杀。溧阳县中有26人自杀，其中地主14人、小土地出租者2人、富农1人、中农3人、贫农5人、其他成分1人。溧水县有27人自杀，其中绝大部分为地主，不少是因为害怕斗争或在斗争被清算而自杀。

 所谓打人者既有干部也有群众，往往是干部指示、默认打，甚至带头打，有时还进行斗争和打人比赛。许多干部认为不打就是缺陷，指示并动员农民打人。武进县一个区提出“干部不能打，群众可打”。该县一个区委副书记在农代会上说：“要打就打，要骂就骂，有苦诉苦，有冤诉冤。”嘉定县一个区的审判会上，有个干部吹着口哨要求诉苦人打人，最后喊“不打就是包庇”。主持这次会的区委书记说：“要群众斗争，规规矩矩是不可能的。”嘉定县合村乡乡长在斗争会上喊：“地主老实不老实？”群众答：“不！”乡长又喊：“怎么办？”群众说：“打！”这样就打起来了。嘉定县北营乡开庭审判时，一个村干部在群众中喊：“要不要打嘴巴？”有的群众答：“要！”他又喊：“打几个？”群众答：“打两个！”他喊：“要谁打？”群众答：“要诉苦人打！”台上的干部对诉苦人说：“群众要你打，你就打！”诉苦人说：“我从未打过人，我不打。”干部继续喊打，诉苦人才打了地主两个嘴巴。干部要求继续打，甚至喊“不打是包庇！”高淳县下坝乡一干部在斗争时号召：“欢迎某某上来斗争！欢迎某某上来打！”无锡县一个区干部指示群众吊打伪保长的老婆和15岁的儿子，脚上挂石头，弄得他们死去活来。昆山县农会主任在斗争前布置：我一翻眼，你们就准备；我一合眼，你们就绑；我再一翻眼，你们就动手打；我手一摆，你们就停止。江阴县的一个区长拿棍子在万人大会上动员群众打，要求每个诉苦人都要打，造成群众不敢上台诉苦。丹徒县高桥区三洲乡干部提出“斗争中有两条路线，一条斗争地主，一条同情地主”，要挟群众斗争地主，不少地方用“不斗争是包庇”、“不斗争要吃官司”来强迫群众斗争地主。

不少区、乡、村各级干部亲自上阵，带头打人。嘉定县新建乡斗争一个地主，区委宣传科长首先上台打，然后是县委工作队、区干部、村干部、民兵轮流上台打。总结这次斗争会时，区委宣传科长说：“打人是对的，会议是胜利的。”乡长说：“我们代表农民，我们打就是农民打。”个别干部认为，在斗争会上打人打得太轻是一种遗憾。嘉定县南翔区一次斗争会，区委书记总结时很不满意，说“最大的缺点就是打得轻，打得不漂亮”。江宁县第四区土改工作队干部张道福连打7个地主。嘉定县马陆区动手打人者150人，其中区干部2人、乡干部6人、村干部29人、民兵12人、群众109人。无锡县开源区出现了斗争比赛，看谁斗得凶。

 以上情况很清楚，什么人在兴风作浪，将土地改革运动搞成腥风血雨。

 在遍及苏南乡村的乱斗乱打乱杀中，大部分农民并未失去理智，而是保持着最基本的人性。高淳县下埃乡小河村地主跪在那里被冻打，个别农民掉泪。墙图村台上干部打，下面贫农王小化、陈老美等喊：“不要打了，再打再冻地主吃不消了。”高淳县东埃乡一个老太婆已准备好了控诉的内容，但到会场看到地主被打得可怜，没有诉苦而跑回去了。丹阳县朝阳乡六村地主金福昌（一般地主）不承认转移过粮食，工作队顾某便打他耳光。台下数百群众齐声叫道：“不能打，他是苦出来的好地主。”土改工作队干部为追交粮食，将地主韦张氏绑在柱子上不闻不问，韦张氏被绑得大哭大叫，惊动了周围的群众，绝大部分群众觉得她可怜。丹徒县九吕乡斗争会上，当场有一老太婆低下头流泪，同情被吊打的人。太仓县浮北乡斗争会上，有的群众看到剥地主的衣服，跪在石头上，就流泪，有的拔腿就跑。奉贤县张翁庙斗争会上打死地主卫春陶，小学教师反映说：“罪应该死的可以正之以法，罪不该死的，不一定非把人家打死。”嘉定县马陆区新建乡群众说：“斗争地主是好的，但为什么要打呢？”嘉定县南周乡干部打斗争对象后，群众很反感，区委书记去该乡时300多群众围住他问：“为什么要打？”嘉定县长浜乡打徐嘉如、徐衡人时，大部分民兵将民兵符号暗暗取下，怕大家要求他们动手打，妇女小孩都离开了会场。江阴县长泾区沈舍乡一次斗争4个地主，打死2个，参加会议的部分群众不知为什么要打死，反映说：“有罪应由政府判决，为啥要打死呢？”高淳县双桥乡斗争地主时，乡干部用皮带抽打，致使一些群众同情地主：“哎呀，还光着身子，打不痛？”江宁县秦淮乡斗争地主汤万金的儿媳，对她灌凉水时，80多到会群众中吓走60余人，只剩下几个民兵和积极分子。汤万金外出讨饭时，群众给得特别多，标示同情。江宁县水晶乡斗争地主袁慕鑫时，民兵队长周大好亲自跳到台上打，农民说：“把他打晕，怎么和他说理。”

 乱斗乱打现象的出现有多方面原因。首先，1951年11月华东第二次土地改革典型试验会议提出“放手发动群众，大胆开展运动”的方针，干部们普遍将此方针理解为中共政策的改变，是纠正过去“和平土改”的偏向。苏州市有的干部认为，“放手是不要领导，这样可痛快了，过去领导抓得太紧，所以只好和平土改”；太仓县一些干部认为，“过去上级约束太严，处处受到限制，现在有办法了”。一些区允许斗争会任由少数农民、村干部甚至二流子摆布，土改工作队干部默不作声。无锡县南泉区有些群众反映；“现在政策大变，可打可杀，工作同志变成木头人了。”部分干部认为：“发动群众就是开斗争会，而斗争就是打，只有打过，才是斗争过。打得狠就是狠狠地打一顿，群众发动就是轰轰烈烈的热闹。”无锡县一些干部认为，放手发动群众非乱打乱杀不可，“既要放手，为什么又要遵守八项纪律呢”，“要去掉打、剥、跪、爬，发动群众是困难的”。有些干部甚至表示，“不许我们干部打人，就情绪不高”。无锡县荡口区坊桥乡干部还认为：“使农民能打骂，就是放手发动群众的收获。”土改初期，有些干部有所顾虑，怕承担责任，不敢乱来；当乱斗乱打的空气弥漫苏南农村时，他们很快就抛弃了顾虑、恐惧和胆怯，如脱缰的野马，在斗人打人中大显身手。

杀人的权力虽然在区一级，但实际上，某位乡干部要杀谁，甚至因私仇某位贫雇农要求杀谁，跟区委书记说一声，少有不批准的。

斗争地主的场面十分野蛮，拳、脚、鞋底、棍棒、皮鞭一齐上，打得皮开肉绽、口吐鲜血、伤筋断骨，惨叫哀号之声，不绝于耳。对于某些强加的罪名，跪在斗争台上的地主想解释一下，战战兢兢刚开口，台下在积极分子的带领下发出一片震耳欲聋的口号声，淹没了地主那微弱可怜的声音；台上的积极分子立即抽耳光，拳打脚踢，打得你根本无法开口……

在这节骨眼上，起作用的是“人性”。这位地主如果性情特别温和，待人十分宽厚，以前从来没有得罪过任何人，没人告他的状，也许能逃过一劫，留下一条小命。如果几十年来因某件鸡毛蒜皮的小事，或说话不小心，得罪过某位贫雇农，在土改干部的挑唆下，贫雇农指控他是“恶霸地主”，就完蛋了。——只要有人说你是“恶霸地主”，你就是“恶霸地主”，没得分辩的余地。

在贫下中农这一方，如果人性好，富有同情心，看到地主挨打挨斗被杀十分可怜，不记恨往日的小事，宽宏大量，什么也不说，这位地主的小命也许能保留下来。如果是个生性嫉妒、幸灾乐祸的积极分子，见人受罪心里乐，看到杀人便兴奋，告状时添油加醋，无中生有，一个一个的地主，便死在他手中……也有经不住土改干部反复劝说，说错一句话致使某位地主丧命的，事后这位善良的农民良心发现，一辈子追悔莫及！

杀地主，没有任何标准。每个村子都要杀，不杀是不行的，上面的政策规定：“户户（地主家）冒烟，村村见红”。假设那个村子里没有人够资格评上地主，就将富农提升为地主；假设连富农都没有，就“矮子里面拔将军”，把某位倒霉的富裕中农提上去……总之，至少要杀一个，杀一儆百嘛！

 同样是地主，共产党对土地在农村，人在城市的地主又网开一面，称为工商地主，政策规定农村的人不允许进城揪斗工商地主。

地主到底是怎么样的人，整体来看到底可恶不可恶。

1949年之前，大多数农村尊称土地和财富较多的人为“财主”、“老爷”。佃户（租种土地的农民）和长工，则尊称土地的主人为“东家”。那时候，虽然也有“地主”这个词汇，但除了酒宴上“略尽地主（本地的主人）之谊”的客套话之外，寓含的是尊敬、崇拜与羡慕，绝对不含贬义。

地主”究竟可恶不可恶？“土改”运动中杀掉200多万地主，是不是人人该杀？……要弄清楚上述问题，首先要了解地主的土地和财富的来源。

地主的土地和财富，大体有以下三种来源：

第一，祖传家业。

有些人家，祖上好几代前，就拥有这些土地和财富。一般有钱人家总是送子弟读书，这个书香世家，几代没出“化孙子”，因而守住了家业，代代相传，传到了这个儿孙手里。到了1950年，风云突变，这位继承者反而因拥有祖传的土地和财富遭了殃，全家扫地出门，土地和财产被没收，连生命也没有保住，被枪毙了。

“土改”中有不少“贫富颠倒，是非混淆”的现象。——中国有句古话“富不过三代”。许多财主家，不幸出了个好吃懒做、嫖赌逍遥的“化孙子”，他“崽卖爹田心不痛”，把万贯家财化得干干净净，变为沿街乞讨的“叫花子”。哪知风水轮流，“叫花子”反而因祸得福，“土改”中被划为“贫农”，分得了土地、房屋和“浮财”（没收地主的财物）。第二，在外地做官、经商发了财，回乡兴家置业，购买大量土地，成为地主。

从秦始皇到清王朝，皇权专制两千多年，一直是重农轻商的小农经济社会。那时人们的观念，与现代人大不相同。那时没有银行，银钱放在家里，怕偷怕抢；存在私人票号里风险很大，不放心；那时工商业不甚发达，人们压根儿瞧不起商人，不愿意投资兴办实业。笔者小时候听到老人们的口头禅是：“要想家业稳，作田是根本”。——因此，在那个年代，人们的头脑里，有了钱之后的第一个念头便是“买田”。田是不动产，偷不走，抢不去，年年增值，死后传给子孙，家人就不会饿死了。

第三，勤劳俭朴，聪明好学，善于经营，在本地被称为“田秀才”的能干人，一辈子省吃俭用，有点积蓄便买田，土地渐渐增多，慢慢上升为中农、富农……积攒土地最多的，达到中、小“地主”水平。

正如每一个团队里，既有好人，也有坏人一样，毋庸讳言，也有靠欺行霸市、高利盘剥而上升为地主的，但这种人毕竟是极少数。那个时代，儒家学说“仁义礼智信”大行其道，社会舆论对不道德的行为大肆伐挞，大家都瞧不起走歪门邪道发了财的人，“戳他的背皮”，耻与为伍……因此，一般人都自觉或不敢走邪路。

那时候的人，信奉神佛的占百分之八、九十。人们不敢做坏事，生怕自己偶有不慎冒犯神灵被打入地狱。总体说来，在皇权统治下，通过儒家道德的宣扬教化，佛、道等宗教信仰的流行及制约，大多数时候，社会是平静、安定的。贫者安贫，富者乐善好施，相互依存，长期和平共处，没有那种“你不死，我就活不下去”的“阶级斗争”之说。

地主的土地和财富的来源，大致是上述这三种。其土地、山林、房屋等不动产，在交易、过户的过程中，都签署了契约，按章缴纳了税负，并由政府主管部门颁发了权证，既是公认的，又是合理合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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