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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二国交往的开端----“中国皇后”号
1784年2月，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之一向地球上最古老的人类文明之一派出了一艘商船。就此掀开了美中人民交往的篇章。随着我们向21世纪迈进，美中之间的相互依存日益加深，铸就了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
1783年3月，美国商人们已经开始准备向中国派出第一个贸易团。
1783年，“中国皇后”号在波士顿完工，贸易团由几名美国富商资助，其中包括被称为“美国独立革命资助商”的罗伯特·莫里斯。出资人们将产自宾夕法尼亚州西部和弗吉尼亚州的约30吨人参——这是当时能引起中国人兴趣的产品——装满船舱。此外，还带了价值18000美元的银币。
莫里斯等人特地雇请亨利·诺克斯将军的前副官山茂召少校担任这支贸易商队的商务总管，也就是“大班”，约翰·格林担任船长。，船主特地在写给格林船长的正式命令中表示：“我们诚挚地建议您，无论是在航行中还是在到达目的地后，都请您向所有与之打交道的人表达善意，并和他们建立友谊。您非常可能是在那遥远地方第一个展示美国国旗的人。务必请您维护自身的荣誉，因为您在一举一动和交易行为中表现出来的正直和善良，将使您获得尊敬；与此同时，也要万分小心不要受骗。”
另外，山茂召和格林还携带了一份《独立宣言》和几份“同欧洲列强签订的条约”副本，这也许是为了证明美国这个国家确实存在。“在需要的时候您可以出示这些文件；不要对他人傲慢无礼；假如有人对您傲慢无礼的话，请顾及个人荣誉，以及您所代表的国家的荣誉，因为您肩负着国家的使命。”资助方还为商队准备了一份美国国会开具的“航海通行证”——如果清政府需要这些公文，可以以备万一。
1784年8月28日，经过1.8万英里的漫长航行，“中国皇后”号终于沿珠江抵达广州，美国正式开始了对华贸易。
山茂召和格林在到达后发现，外国人被限制居住在广州城内一个面积不大、狭窄局促的地带，而且每年只能停留较短的时间。一年中的大部分时候，他们只得在当时的葡萄牙殖民地澳门居住。山茂召曾在自己的日记中这样写道：“那些在这里居住了十二年的欧洲人，至今能够看到的地方并不比他们初来广州第一个月时看到的多。”当时，外国商人仅能与少数中国人开办的贸易公司接触，这些贸易公司被称为“行”，他们负责安排外国商人的住宿，还负责（监督）与自己有贸易往来的外国人（在中国）的行为。每个商行都持有清政府颁发的临时执照允许他们与外国人进行交易，并向海关监督报告。美国人成为行商之中佼佼者之一的潘启官（译者注：即同文行行商潘振成）的客户。
尽管在中国所见有限，这些见闻还是给山茂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写到：“在我们对这个帝国的所有了解中，可以确信的是，它历史悠久——显著证明了其政府的智慧，而且这种智慧依然让世界为之钦佩。”山茂召还十分欣赏与自己合作的中国行商，将他们形容为“有才干、严谨的会计人员，守时。”
贸易团成功完成了使命。1784年12月28日，“中国皇后”号返航“花旗”，这是当时中国人给美国起的名字。返航当天，中国人燃放爆竹“向神明昭示商船即将启航”，以此祝福美国商人一路顺风。1785年5月11日，满载着中国茶叶、丝绸，以及“精美的成套瓷制茶具”和火药的“中国皇后”号回到了纽约。
美国政府对于这次航行的成功感到满意。当时的外交部部长约翰·杰伊曾写到，国会对于建立与中国的直接贸易“异常满意”。山茂召被“国会奖给广州领事任命”，1786年，在返回中国途中，他成为美国驻中国第一个外交代表。
尽管“中国皇后”号的首航带回了25%的利润，美国商人后来却长期苦于对华贸易品的问题。中国人想得到白银，这是当时清政府货币体系的基础，然而美国商人所能提供的这种贵金属却十分有限。虽然他们从美国西北部和阿巴拉契亚山区获得的兽皮和人参在中国也有一定市场，然而这些货物的价值不足以抵消美国所需的中国茶叶以及其它产品的价值。
虽然美国商人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仅扮演了小角色，但是一些美国商人从中确实获得了丰厚的收益。在远东地区仅仅5到10年之后，他们一般都能带回超过10万美元的财富，这些钱足够他们舒服地享受退休生活了。美国公司大多属于家族式企业，其中的代表人物包括约翰·库欣、约翰·默里兄弟、罗伯特·本尼特·福布斯，以及小沃伦·德拉诺，最后这位也是后来的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祖父。
做对华贸易的美国商人通过他们收藏的中国画和工艺品在增进美国对中国的了解中起了重要作用。例如，费城商人内森·邓恩曾在中国经商12年，凭借中国同行的帮助，他陆续收藏了约1200件中国艺术品，涵盖绘画、陶器、铜器，家具、植物标本以及日常用品。回到费城后，内森·邓恩于1839年在“中国博物馆”中展览了这些收藏。为了给参观者一个感受中国式生活的窗口，邓恩将整个展厅隔成数个房间，把收藏品陈列在复制的中式场景中，并配以中国人的塑像。截至1841年闭幕，共有超过10万人参观了这个展览。随后，展览在英国伦敦继续举行。像邓恩等人的展览，激发了美国人收藏——甚至研究——中国艺术的兴趣，这种兴趣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达到了顶峰。
一些美国商人与财力雄厚的中国行商保持着密切的往来。例如，广州行商伍浩官（译者注：即伍秉鉴）的身家高达5000万美元，他希望在美国做一些投资，因此向福布斯兄弟请求协助。福布斯兄弟通过自己在最重要的美国商行——旗昌洋行（Russell & Co. ）的职务帮助伍浩官管理投资。之后的数十年里，伍浩官和他的后代每年都能分红4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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