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的调整教会学校和摧毁全国圣母军组织

50年代的调整教会学校和摧毁全国圣母军组织

1950年8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颁布了《私立高等学校管理暂行办法》，其中明确规定：“私立学校的行政权、财政权及财产所有权均应由中国人掌握”；12月，又颁布了《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机关及宗教团体登记条例》；次年1月，教育部又发出《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教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关的指示》，特别指出要“将接受美国津贴的学校与接受其他外国津贴的学校区分开来”，“应根据情况改由中国人私人出资办理，或接收为公立学校，而美籍董事一律解职，美籍人员一律不得担任学校行政职务，美籍教师可酌情处理。”

例如：在这样的背景下，1950年10月发生了“辅仁大学事件”，辅仁大学成为政府接办的第一所教会大学。

 12月，圣约翰大学也正式宣布与美国圣公会脱离关系。

震旦大学虽然接受的是法国政府的资助，照理不属于“特事特办”之列，1951年1月30日，法籍耶稣会士茅若虚致信胡文耀，表示补助资金9000美元被美国冻结。这同样使震旦大学陷入财政上的困难。

在财政上脱离了教会，只是去教会化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则是在教学内容和学生行为规范上脱离教会控制。首先是关于学科的问题。辅仁大学之后，教会大学相继被政府接办，并被要求不得开设违背于“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或“社会主义的”学科。在这一背景下，作为综合大学的震旦大学可以进行科系调整，而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则面临家政系当何去何从的问题。1951年5月金陵女大的校长吴贻芳说，金陵的家政系已经改为儿童福利系，而且金陵女子大学将并入南京大学。燕京大学的管理者也告知王国秀，家政系已解散，营养学系并入化学系，而儿童福利则成为心理系有关儿童发展和儿童心理学的一部分。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的后来发展也与两所学校基本一致：家政方面，营养学系在随后的院系调整中并入复旦大学化学系，其余则作为学前教育而并入南京师范大学；震旦女子文理学院也结束了它的历史。

而更大的困难来源于宗教信仰。据称，有90%以上的学生信徒都参加了“圣母军”组织。震旦大学和女子文理学院及其附中，成为天主教上海教区抵抗新政权的强大力量。据亲历者的回忆录称，1950年天主教会下令禁止教徒参与任何与共产党有关的活动或在支持共产党的文书上签字。1950年9月23日，新教的吴耀宗等人于联名发表了“三自宣言”，发起“三自爱国运动”；作为应对，天主教会禁止信徒与“三自爱国运动”联系。在这样的情形下，1951年6月，中共中央明确提出要在1951年内“摧毁全国圣母军的组织”。 7月，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布取缔“圣母军”，9月上海市公安机关先后抓捕一批“圣母军”领导人物，所有天主教徒被要求签字脱离与外国教会的关系。值得一提的是，1951年9月，胡文耀参与组建上海市抗美援朝天主教支会，并任主席。

圣母军是一个天主教教友的团体，于1921年在爱尔兰于年创立，目前在全世界已经有超过300万的会员。圣母军创始人杜辉想借由建立一个团体来帮助天主教信徒能够履行自己在受洗时的誓言，以及可以参与一个有组织的教会团体来支持博爱与祈祷。圣母军一开始只接受女性成员，直到1929年才有除了创办人杜辉以外的男性成员加入。一开始这个团体进入各医院服务，很快的他们开始活跃于各个贫苦的地方。圣母军组织由爱尔兰传教士莫克勤神父于三十年代传入中国，1948年教廷驻华公使将莫克勤调到上海后，圣母军组织在全国许多地方迅速扩展，成立了许多分团、区团、支团。

1951年7月13日，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黄敬签署并发布了第21号布告，宣布对天主教组织“圣母军”予以取缔，7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保护正当的信仰自由，取缔反革命的“圣母军”》一文。

《人民日报》一文的刊登，标志着在全国范围内的取缔“圣母军”的运动开始。10月8日，上海军管会宣布取缔“圣母军”，各地的分支机先后被取缔。从此，天主教“圣母军”被逐出大陆，被宣布为非法组织，与“一贯道”等成为了反动会道门。

当时在上海任教职的金鲁贤主教在其回忆录《绝处逢生》中说到了一些原因：

政府在全国范围内伸出重拳，出击的对象是“圣母军”。圣母军起源于爱尔兰，专为恭敬圣母并鼓励教徒多做祈祷与行仁爱工作。黎培里为教宗驻爱尔兰大使时发现这个组织。他认为有利团结信徒，提高他们的素质。调来中国后他大力提倡这个组织，圣母军从基层开始分地区发展，每一个小团体请一位指导司铎，小团体内有会长，也有小组长，分别负责祈祷、培训、联系、财务等等工作。黎培里特调来爱尔兰籍穆克勤神父(译法不同，即莫克勤)作全国指导司铎，全面负责。上海的圣母军在青少年中特别在校学生中发展较快，个别神父也在堂区中组织。这个组织带有“军”字，特别引起共产党的注意和重视，认为这个组织具有政治目的，带有军事性质。这类组织在共产党统治的国家绝对不许存在，必须彻底消灭。中央政府把圣母军定性为反革命组织，勒令所有会员立即声明退出。文件指出参加者都是地主分子、国民党反革命分子等，必须登记退团，并要求退出的会员进行检举揭发，务求一网打尽。全国公安机关立即行动起来，在上海设立了几十个退团登记点，勒令会员报到、填表。交出会员证、会员手册，声明自己幡然觉悟，宣布退出，写下受骗上当经过等等。

金鲁贤主教认为“圣母军”惹来杀身之祸得原因是这个组织本身的名字就极具政治性，引起当局的封杀。事实上，各地“圣母军”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为适应形势发展，各地的“圣母军”纷纷改名为“圣母会”，但为时已晚，还是被取缔。

金鲁贤主教所提到的原因仅仅是一个表面原因，更深层次的原因应该是在1949年后在当局提倡的天主教“自立革新运动”中“圣母军”反对激烈，公开号召教徒抵制，拒绝脱离罗马教廷，因而导致天主教的“自立革新运动”进展缓慢。而当局为政权稳定考虑，为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最大限度地减弱西方对中国的影响，对反对声最强的“圣母军”的取缔也就成为自然的事。

（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