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在上海的嫖客都知道“百度地图”已经成招嫖新平台 [2023/06]
- 卖淫同样是合法的香港和澳门内容却大相庭径 [2020/08]
- 女生与非洲留学生交媾的后果让国人傻眼了 [2019/07]
- 具有中国特色的卖淫经营方式 [2016/01]
- 广东的黑人兄弟大庭广众赤身裸体引起公议 [2019/04]
- 这些照片是人性的鲜明的对比 [2022/04]
- 上海最贵的十处豪宅，每套房子过亿 [2017/07]
- 从朱镕基儿子年薪一亿多看国内贪官衙内现象 [2015/03]
- 王先生胸闷，回国差点被罚美元500多元 [2018/09]
- 突然全国有房的人都炸开了锅 [2019/08]
- 现在上海人怎样看美国来的亲戚、朋友 [2017/06]
- 中国院士的腐败渐趋蔓延，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2015/07]
- 这油画披露文革对青年女性的摧残 [2019/05]
- 你的中国身份证将被收掉，中国许多事情与你不搭界了 [2019/05]
- 中央应该叫央视怎样检讨 [2015/09]
- 当局对一批文革批斗照片除禁，用意何在 [2017/06]
- 蒋、宋、孔、陈的私人财产比不过人民大救星毛泽东 [2014/12]
- 谢谢你美国，因为你阻止了孔子学院 [2018/07]
- 美国的慷慨，老革命张老在纽约过幸福年 [2017/02]
- 文革时候干部的贪腐面貌 [2015/07]
- 我在美国遇到的真正的好人 [2016/09]
- 中央有意让上海将取代香港，上海人有福了 [2020/06]
- “我最崇拜毛泽东” [2015/01]
- 从乌克兰高调纪念数百万人饿死的“大饥荒”想到的 [2014/12]
- “武力攻台”说打就能打吗 [2021/11]
- 张先生说，难道要他第二次做犹太人吗 [2020/05]
- 要特别警惕国内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者的战争叫嚣 [2016/12]
政治运动的数字“指标”
把政治运动搞成数字计划，最常用的术语叫“指标”。
肃反时毛泽东曾有“反革命分子或其他坏分子均占百分之五”，“一般地控制在百分之五左右”的指示。这“百分之五”便是“指标”。
这“指标”在反右中发扬光大。各级党组织都按“指针”办事，“参加运动”的人头数乘以百分之五，便是该抓的右派数目。这样就省了很多事，不必“不患寡而患不均”了。 “指标”完不成是不行的。
有个干部，局党委办公室负责人对他说：“你们部门有二百几十人，按平均百分之五计算，应打出十几个右派分子。他回答“如果没有百分之五，我也不能硬打。”结果自己成了右派，罪名之一是“抗拒反右派斗争”。
毛泽东关于土地改革的二个“指标”
1９４８年２月毛泽东发布的〈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却规定土改打击对象定为乡村“户数百分之八，人口百分之十。”
这个土改的“指标”从马克思主义里找不到理论根据、从中国农村社会找不到实际依据。当时乡村总人口约４亿８千万，按此指标，４千８百万人将是土改运动的打击对象。
而当时相当多的地区地主数量很少。如陕西关中地区“地主占农村户口不到百分之一加上富农共占百分之六左右。”即使把全部地主富农都予以打击也不够，还得
把大批自耕农定为“地主”或“富农”才够数。
在广大的华北平原，“很多村庄根本没有地主。华北平原主要是居住在城市之中的不在村地主。那些在村地主往往只拥有较少的土地，而许多村庄，甚至连这种小地主都不存在。山西长治附近（丁注：潞城县）有个张庄村，没有一个人符合土地法对地主的定义，整个村庄只有一户佃农。”
河北饶阳县五公村２８５户人家，仅４户拥有８０亩以上的土地，全村仅有８０亩私有土地出租给佃农。全村没有符合中共标准的地主富农。
但是土改以行政村为单位进行，按毛泽东的指标，每个村庄中都必须找出相应数量的“地主富农”。派往各村的土改工作队是政权的代表，“完成任务”压倒一切。没有地主也要造出地主来。大量的农户被划定为地主富农，被打被杀被剥夺财产，纯是因为有那个“户数百分之八，人口百分之十”的指标。
这个必须完成的指标，是继中共在“老解放区”土改，对地主乱打乱杀之后，又在全国“新解放区”土改中变本加厉乱打乱杀的根源。
陕西陇县是乡村社会各阶层土地占有量、财产拥有量差别很小的地区之一。地主占全部人口的１·６％，土地占有量仅为全县土地的６·５％。由于中共的目标是发动农民消灭地主以树立新政权的权威，对所谓“地主恶霸分子和民愤大的国民党乡镇长”施以大逮捕，判刑２６９名，处死了３７人。
山东寿光县也是乡村社会土地、财产差别很小的地区。地主和富农占人口６％，共拥有该县２１％的耕地。中共将该县的地主富农全部当作“阶级敌人”，逮捕了５８２人，其中“处以极刑者２３２人”。
１９４８年２月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规定“不从事农业劳动，以向农民（佃户）出租土地、收取地租作为全部或主要生活来源的人们”，“并连续这种生活满三年者”为地主。
若按“地租作为全部或主要生活来源”的标准划定地主，毛泽东的指标将在大部分地区落空。为了完成指标，上述“经济标准”形同虚设。只要有二、三十亩地，甚至十来亩地，因劳力不足或者没有劳力，出租了部分耕地或者雇过工的，就是地主。如山西平定县西峪村的地主户，人均占有耕地不到５亩。权黄村赵氏弟兄三人分家后，赵云寿３口人、人均耕地６亩多，定为地主。赵根寿７口人、人均仅３亩多地，也被定为地主。大哥赵长锁人均只有４亩地，因本人是乡村医生，由家人和一名长工耕作，也被划为地主。
四川三台县没有几户够得上地主、富农的人家。但是划了９，１７０户地主，人均占有耕地只有６·９亩。被定为富农的５，１００户，人均仅３·０亩地。这一万四千余户，仅极少数够得上“地主”，绝大多数是为土改而造出来的。即使这样降低了标准，地主富农户也才占总户数的６·４４％。
新津县划了１，８６４户“富农”，人均土地仅２·２１亩，与该县６，１５２户中农的人均土地２·０１亩差不多。通过把数千户中农强行划成富农，使该县地主富农户数占总户数７·９２％、人口占总人口９·９７％〔４２〕，才完成了毛泽东“户数百分之八，人口百分之十”的指标。
纯为土改制造依据而划的所谓“富农户”，全国当在百万以上。
有些地方，如天津郊区农村，有眼光的地主看到政权将要易手，在共产党控制政局前夕低价卖掉了田产。而不了解大局的农民贪图便宜，买了地主的田地。不到一年，共产党来了。接着土改，工作队全然不按“地租作为全部或主要生活来源”的标准办，更无视“连续这种生活满三年者”的规定，把一天“地主生活”也没过的农民划成了“地主”。
中国农村迁移少，村民多为同族人。各村多有由族人生前或死后捐出的族田。这是该族人的公产。除族田外还有寺庙、学校等拥有的土地或其它财产。公田（或族田）出租所得做各种公用，或救济贫困族人，或备灾抗灾，或发展教育，或年节时分谷分肉。家族之间在荒年时候以宗族祠堂土地生产的粮食互相救济、供给贫家子弟上学，在祠堂设立义学。这是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一大特色。
据毛泽东１９３０年在江西寻乌县调查，寻乌县公田占全部耕田的４０％。１９５１年土改前，江西石城县第一区的公产占全部耕地的４９·４４％。
广东尤其是珠三角的东莞、顺德、中山等地，族庙公产要占到６０％。
中共为了给暴力土改的政策制造根据，蓄意扩大“阶级对立”，不惜将公田、族田、学田都计入地主名下，以修正“土地分散”的结论。因此全国各地地主的土地占有量是完全“公私不分”，也就是包括了“公田、“族田”的。如浙江省北部地区，“在这次土地改革中统计，地主占有土地（包括公堂、族田），约占总数百分之四十左右。”
中共在土改划的“阶级成份”中，有一类叫“小块土地出租者”，简称“小土地出租”，归属“上中农”。但是很多地方为了完成指标，任意规定：只要出租了耕地就是地主。
出租耕地是原罪。有的农户男性死亡，无耕作技能的妇女不得不靠田租养活自己。因此而被划成地主。广东有不少在外国打工的华侨。他们节衣缩食寄钱回乡盖起一座房子，买几亩田出租，让留守家乡的妻子靠田租过上粗茶淡饭的日子。土改时，那些女人都被划上“地主成份”，房产、田地一并被抄没。
（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