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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有名的“洋造反派”吃了苦头才反思
经历过文革的那一代人或许对李敦白这个名字有所耳闻。他当时是积极支持文革、参与“造反”的在华外国专家之一，在北京城红极一时。但他自己后来也成为被打倒的对象，入狱10年，罪名是美国特务。文革结束后，李敦白携中国妻子以及四个孩子移居美国。如今距离文革爆发过去了50年，这位95高龄的文革亲历者对文革经历与反思。
1966年10月1日，一名美国人受邀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一些报纸之后刊登了他与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合影。照片中，毛泽东正在给他的“红宝书”签名。
这名美国人叫李敦白，英文名Sidney Rittenberg，1921年出生于美国南卡罗来纳州一个犹太裔名门望族，早年曾加入美国共产党 ，参加工会和民权运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应征入伍，学了中文，被派往中国昆明。战争结束后，李敦白选择留在中国，到了毛泽东领导的延安，并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他被苏联当局指控为“国际间谍网络”的成员而被中共逮捕入狱，1955年斯大林死后，获释出狱。他选择继续留在中国，到中央广播事业局担任外籍专家，为英文稿件润色，并参加《毛泽东选集》的翻译。
当1966年他受邀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时候，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已如狂风骤雨般席卷全国。
李敦白说，他当时只注意到毛泽东的所谓的“大民主”，并没有意识到毛泽东的目的是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李敦白说：“那个所谓大民主，都是胡闹，都是利用它来消灭毛泽东认为的敌人。”
李敦白积极投身于这场他所认为的“民主革命”。他加入由外国专家组成的造反派组织“白求恩-延安造反团”，参加中央广播事业局的“造反夺权”，后被中央文革小组任命为 “三人小组”的主任。一位美国人，成为中国重要宣传机构的一把手。
李敦白说，他实际上把实权交给了组内另一名成员康树集，自己担任顾问，所以只是名义上的负责人，但是他后悔没有彻底请辞主任一职。
他说：“后来我发现了，有些党员干部，他脑子里想的，跟我想的并不一样。他想的不是主要的想理想，主要想的是权，想他的地位，他的权。”
成为名人的李敦白受邀四处演讲，走在路上也会被人认出索要签名，他也经常作为外国专家代表在批斗会上发言。他说，自己参加过对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当时的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副部长周扬以及广播局局长梅益等人的批斗会。
1967年4月10日，李敦白代表外国造反派在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召开的“30万人批斗王光美大会”上发言。
对于这个批斗会，李敦白说： “那时候批王光美的，在清华，江青是要我去的，周总理直接讲了，最好你不要去，但我听了江青的，不听周恩来的。这是错误的。”
在那个“造反有理”的年代，红卫兵和造反派以“破四旧”和“打倒阶级敌人”为名砸毁古物，批斗迫害被视为“剥削阶级”和“反动派”的人，而各个派系之间也陷入争斗。文革很快变成了一场充斥着暴力与混乱的疯狂运动。
他说：“我参加了斗争，这么多好人，不但是文革，就是反右派的时候，什么这个肃反，每一次运动，我都参加了。那时候说了人，好人，这个是心里很痛的事。实际上，心痛的就是这一件事，别的，我糊涂办糊涂事，那我就糊涂，那怎么办？我觉得我不是觉得有罪，但这个事我觉得做得有罪。”
政治风云变幻，斗争对象很快就指向了那些“捧场”文革的外国人，树大招风的李敦白自然成为重要目标。在广播局身居要职大约6个月之后，李敦白的人生从云端跌落谷底。后来批判他的大字报说他“爬得高摔得狠”，“一个美国人如何夺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红色政权”。
1967年8月底，中央文革小组宣布解散“三人小组”，成立新的领导班子，李敦白得到的通知是调离广播局，“有特殊使命”。当年圣诞节那天，他被软禁。第二年2月21日晚上11点半，他从家中被带走，关押于秦城监狱。罪名是美国特务。
这是他第二次被控间谍罪而坐牢。第一次被单独监禁6年零三个月，这一次则是10年。他的家人也受到牵连，吃尽苦头。
1980年，李敦白和中国妻子王玉琳登上飞往美国的飞机，离开中国。回到美国几年之后，这位毛泽东所称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也和资本主义做了和解。他和妻子为想要进入中国市场的美国企业提供咨询，直到现在。
李敦白说：“后来回到美国，我发现跟我想的不一样，这些大公司首脑、资本家，他是最忙的人，而且他是很有才的人，否则他做不到。而且有的是很有道德的人，是很讲道理的人，这个跟我原来在美国的时候想的就不一样。”
如今，95岁的李敦白和妻子王玉琳生活在凤凰城和西雅图两地。他说，他从1945年到中国的时候就希望在美中两国之间架桥，这种愿望，即便如今身在美国，仍旧未变，只不过是在桥的另一边做些贡献。这位曾经的中共党员笑言，《人民日报》仍是他每日必读的报刊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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