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揭秘：红通疑犯郭文贵的暗战史

国际刑警组织已经向犯罪嫌疑人郭文贵发出了红色通缉令，也就是“红色通报”。在胡润百富榜上，郭文贵家族排74位，他所牵头的“盘古会”一度聚拢了多名高官巨贾，交织了一副令人难以想象的利益之网。

（左二）。图片来自网络

项俊波落马后，北京盘古氏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郭文贵以及“盘古会”再度浮出水面。

2017年4月9日，中纪委通报，中国保险监督委员会党委书记、主席项俊波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在接受组织审查。

随后，《财新》援引知情人士透露，2010年下半年，在时任农行董事长项俊波的支持下，资金极度困难的郭文贵，获得了北京农行亚运村支行32亿元的开发性贷款。

从盘古公司多名员工处了解，郭文贵涉嫌通过虚构盘古项目后续工程建设和装修手续，利用假合同和工商税务假财务报表在农行换来的32亿元贷款，其中6亿元通过地下钱庄转往香港，7千万用于购买香港南湾别墅。

而这仅是郭文贵圈钱王国的冰山一角。

从权威渠道获悉，目前，郭文贵及其相关人员涉嫌多宗犯罪，包括挪用资金、骗取贷款、骗购外汇、非法拘禁、销毁账目和会计凭证、侵犯隐私等，其中所攫取的巨额资金部分通过地下钱庄转往境外。

他所牵头的“盘古会”一度聚拢了多名高官巨贾，包括原国家安全部副部长马建、原河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越等，交织了一副令人难以想象的利益之网。

在北京商界，郭文贵拥有“战神”、“加勒比海盗”的称号。在2014年郭文贵身价达到顶峰，打造了貌似强大的盘古帝国，在胡润百富榜上，郭文贵家族排74位，财富总值为155亿元。

权力的庇护如同驱逐舰为郭文贵在商海里保驾护航，让其成为那个游荡在灰暗地带无所不能的“战神”。

距离50岁的郭文贵第四次海外逃亡至今已两年八个月了，他再未涉足盘古大观。

盘古大观外景。  图片来自网络

这座毗邻国家体育场鸟巢和水立方的龙形建筑，过去几年里，因郭文贵的神秘性以及其牵头的盘古会而知名度陡升，成为郭文贵鏖战京华商业扭曲的缩影。

他从一个农民，成为福布斯胡润百富榜上有名的资本大鳄，在关于他的传闻里，却包涵了资本市场里未尝败绩的郭氏并购和资本转移案例，动辄数以亿元计的造富能力，从结盟到反目的高官围猎能手，利用色诱、偷拍获取寻租权力的香艳故事。

在这些暗黑交易中，他就是那个躲在权力的霾影里的幻影，一个性格多面，难以捉摸的操控者。在盘古公司多位前任高管眼里，郭文贵是“人情味很浓”，又会随时翻脸的“独裁者”;既是虔诚的佛教徒，又曾性侵女员工;“恩人”马建则如此评价他没有道德底线，对有帮助的人员挥金如土，讲义气;曾经的合作伙伴认为郭文贵巧取豪夺，“心狠手辣，谎话连篇”，“只有新朋友，没有老朋友”。

多次，郭文贵将帮助他的人送进监狱，完成对巨额资本的抢夺，尔虞我诈，形如大片。

从农家子弟到郑州大老板

据此前《财新》、《财经》杂志报道，郭文贵是山东聊城莘县人。该县古城镇西曹营村，一座矮墙上书有三个较粗糙的红字“郭大院”，这是郭文贵的旧居。和周围的民居相比，郭大院显得气派。

村民们说，成为富豪后，2006年郭文贵建起这座大院，平时很少回来，雇了一名保安看门。

资料显示，出生于1967年2月的郭文贵，也是“香港居民郭浩云”。他在八个弟兄中排行老七，初中学历。家境原本并不富裕，其父亲郭金福年轻时到东北谋生，他自幼随父母在吉林省磐石县红旗岭镇赵家沟生活，并在此地读完了小学。上世纪80年代，在十几岁的年纪，郭文贵随已经工作的五哥郭文印回到祖籍所在地山东莘县，就读当地初中，所以郭文贵能讲一口东北话。

据郭文贵当年的老师介绍，郭文贵绝不是一个好学生，逃学时间比上课时间多，他带着一帮人打架，赌博，追小姑娘。

1985年，年仅18岁的郭文贵与17岁的邻村女子岳庆芝结婚，并于次年生子郭强。

结合工商资料的履历，在1987年到1989年，郭文贵为黑龙江政府职员，之后，在黑龙江一位亲戚的帮助下，郭文贵成为黑龙江经济实业总公司驻河南省濮阳办事处的合同工，并在此经历了他人生中第一场“官司”。

1989年4月，经郭文贵父亲郭金福介绍，湖北省武汉市刘某、王某到中原油田联系购买汽油，找到郭文贵。郭文贵以送礼、办“三证”为由，骗取刘某等共计7150元，后因诈骗罪被判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

判决书显示，当时在刑警拘传郭文贵时，郭文贵用手卡住刑警宁某的脖子，并指使其妻岳庆芝外出喊人，其八弟郭文宾手持菜刀冲入室内，砍伤刑警宁某。宁某掏出手枪将郭文宾击伤，经抢救无效死亡。

在河南濮阳经历了一场“官司”之后，郭文贵来到郑州，并由此开始逐渐做起了“大买卖”。

到郑州后，郭文贵先是在黑龙江林药公司驻郑州办事处工作，随即成立河南大老板家具厂，他是董事长，这是核工业部郑州干休所下属的集体企业。工商资料显示，成立于1993年的大老板家具厂为集体所有制企业，注册资本530万元，法人代表正是郭文贵。

郭文贵。图片来自网络

但这些都未能给他带来多少财富。转折点出现在一位香港女商人身上。

1992年，25岁的郭文贵与时年60多岁的女港商夏平相识，这也是他日后常常提起的四位“好大姐”之一。次年，在夏平资助下，两人合作在郑州成立裕达公司，进入房地产领域，先后开发了裕达花园、裕达别墅、裕达国贸大厦等地产。

郭文贵也摇身一变，成为很多人眼里阔绰的“大老板”。郭文贵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此后经过一些列安排，整个公司主要归属郭文贵，由其掌控。

裕达系20亿元贷款之谜

2015年9月7日，郑州，郑州裕达国贸酒店外景。图片来自网络

有了港商的站台和合资公司的背景，裕达公司成立第二年，就拿下了郑州市政府小区拆迁改造工程，并以此新建裕达国贸大厦，至1999年建成，毗邻郑州市委市政府，地理位置优越，高202.1米，共45层，是当时郑州第一高楼，郑州市地标式建筑，郭文贵成为突然崛起的新贵。

值得注意的是，裕达国贸竣工后，夏平将其所持的裕达置业股份全部转让给郭文贵。据知情人透露，夏平是被迫退出裕达项目的，没有夏平郭文贵根本做不成裕达，事成后却将夏平一脚踢开。

对于当时年轻帅气的新贵郭文贵这段神秘发家史，几乎所有与他有接触的人都认为“离奇”“诡异”，没有人说得清，而郭文贵自己也从来不愿提及。

虽然资产规模在迅速增长，但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郑州房地产市场并未火热起来，房地产开发所需要的大量资金让郭文贵常常处于捉襟见肘的状态。

裕达国贸工程初期预算16亿元，但实际建设中总投资达到26亿元，据媒体报道，裕达置业当时的总负债为14亿元。

在此期间，郭文贵的开发资金来源于以裕达国贸大厦房产作为抵押，从银行贷款，欠下了巨额债务，很多至今仍未还清。

一笔来自工商银行约6亿元的贷款后来成为坏账，让银行损失巨大。

因受贿被判处死缓，目前正在服刑，保外就医的原郑州市委书记王有杰向记者透露，他还清晰记得当年的交易：经过他打招呼，郭文贵从工商银行获得6亿元贷款，后成为不良资产被划到了中国长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2007年，长城资产挂牌出售这笔债权，当时本息合计7.16亿元，长城资产给出的转让底价是2.73亿元，却一直无人问津。最终，这笔贷款本息合计约10亿元，由郭文贵出资1亿元回购，造成巨额银行资产损失。

这一事实得到了多方人士的印证。

“当时银行来收房子收不了，因为其他地方都质押了，但郭文贵把控了电梯、水、电等，房子不通水不通电，是鬼楼。而且郭在当地公检法的势力很大，也没人敢收，当时裕达的保安配了冲锋枪，人不敢惹他，谁也不敢来接手，拖到最后成了不良资产，他1个亿买下来了。”郭文贵曾经的密切合作伙伴曲龙说。

接近办案人员的权威消息人士透露，2008年5月至2015年7月间，郭文贵控制的“裕达系”采用伪造虚假购销合同、签订虚假股东会决议、伪造虚假增值税发票复印件等方式，先后44次从原开封银行、原周口银行、广发银行和兴业银行骗取贷款、票据承兑14.95亿元。

骗贷骗汇经地下钱庄出境

从郑州到北京，摊子越铺越大，郭文贵经常处于缺钱状态，多次造假骗取银行贷款。

今年4月9日，保监会主席项俊波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消息一经发布，迅速引起广泛关注。

据《财新》报道，项俊波落马或跟其在担任中国农业银行担任董事长期间，支持郭文贵骗取农行32亿元开发性贷款有关。

据时任盘古公司财务总监杨英介绍，当时郭文贵刚刚开发了金泉广场，盘古地产正在施工。郭文贵与每家施工公司都有经济纠纷，在打债务官司。

“我用郭文贵的公司在银行贷款，银行都审批不下来。”杨英说，“郭文贵说要用盘古大观项目抵押从农行贷款50亿元，我觉得不可行，郭文贵说我让你去做，你照做就行了。”

盘古大观外景。  图片来自网络

据介绍，郭文贵通过盘古公司申请的农行开发贷款，名义上用于盘古项目的装修，包括商场、公寓、四合院、写字楼四个区域。实际上，当时四个区域中的三个已基本完工，而另一个区域则至今也未开工。

“所以就需要虚构出一套盘古项目后续的工程建设和装修手续。”时任盘古常务副总经理吕涛说。

根据郭文贵的指令，盘古公司员工伪造了四个区域的施工合同，施工公司印章及法定代表人人名章，监理公司印章及北京华汇房地产开发中心印章。

有了假合同，但盘古公司令人担忧的高负债状况仍然使其难以通过银行的贷款评审。

“我向郭文贵汇报说向农行申请贷款时需要提供财务报表，且是连续三年盈利，但提供给工商税务的财务报表是亏损的，无法申请到贷款。”杨英说，“郭文贵就让我去做一套资产负债率低、利润高，能够体现公司盈利的假财务报表。”

于是，盘古公司就向农行北京亚运村支行提供了一份与真实状况截然不同的财务报表。

根据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2007年度、2008年度、2009年度，盘古公司提交给银行的负债分别为3.8亿元、2.96亿元、8.02亿元，比工商年检报表上少25.9亿元、44.39亿元、49.25亿元。

也就是说，在这关键三年的财务报表中，盘古公司“抹掉”了近九成的负债。

更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凭空而造的利润。上述鉴定意见书显示，2008年和2009年盘古公司报给银行的年度利润分别为2987.8万元和4397万元。而工商年检报表和公司留存报表都显示，公司在两个年度都处于亏损状态。

一堆假材料就这样换来了农行32亿元贷款。这些钱最终流向何方?

在农行分三次把32亿元放款到施工公司账户之后，在放款当日或者次日，这些钱如数转到盘古公司账上，变成郭文贵囊中之物，由其随意支配。

对于这笔钱的用途，杨英称，按照郭文贵的安排，有6亿元左右通过地下钱庄转往香港，有4亿元转往郑州用于归还借款，有7000万元以内保外贷方式用于郭文贵购买香港南湾别墅。

按照约定，32亿元贷款要在2018年还清。然而，2013年一次对农行的审计让骗贷案露出了马脚。

“一方面害怕查出更多问题，另一方面郭文贵觉得这笔钱质押率较低，他认为可以贷出更多的钱，所以让筹钱还款。”杨英说。

截至2014年底，盘古公司已经全部还清此笔贷款。不过，用于还款的资金大部分仍是来自其他机构的借贷。

记者从权威渠道获悉，在骗购外汇案中，为了获得购买第二架私人飞机的贷款，郭文贵指使其公司员工“造”租赁合同、“编”飞机注册证、“PS”外汇审批证明，从境内筹资，左右腾挪，借道12家壳公司，最终从交通银行北京一家支行骗购外汇1350万美元，转往香港。

这1350万美元仅是郭文贵在香港获取贷款的收入凭证，贷款评审通过后这笔钱的任务就已完成。转到香港之后，这笔钱很快就分四笔直接转入了新川发展有限公司,一家由郭文贵实际控制的香港空壳公司。

“这个账户的资金从来没有过经营往来，只是按照郭文贵的意思支付相关费用。”原盘古公司员工解洪淋说，主要包括：第一架飞机的还款，每月在20万美元左右，香港南湾别墅装修和贷款费用，贷款每半年1200万港币左右;第二架飞机的装修费用，北京后海四合院装修费用及家具的购买，购买游艇等。

民族证券成为郭文贵的“提款机”

郭文贵以裕达、政泉、盘古三大地产板块为依托，在境内、香港和维京群岛等地成立了一百多家公司，其中40多家为空壳公司，仅用于资本运作。

这些公司的工商资料上很难见到他的名字，但背后的实际控制人均是郭文贵，不少涉及资金的涉嫌犯罪行为都是通过这些壳公司实施的。

在开发房地产之外，郭文贵将目光锁定了现金流充裕的金融机构，进军证券业，从拥有优先认购权的第二大股东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手中夺走民族证劵。

在2011年获得民族证券控制权之后，郭文贵涉嫌多次挪用民族证券资金，已查明金额最大的一次是2014年，挪用20.5亿元，至今仍有17.4亿元未归还。

时任民族证券董事长赵大建说，2014年8月左右，郭文贵向民族证券高管下达了融资任务，要求融资越多越好。当时，郭文贵已经没有可以抵押的资产，无法通过正常途径融到资金。

“当时公司融资额加在一起有至少150亿元，付息还款压力很大，需要阶段性的大额资金用于还款，如果不及时还款的话，会引起连锁反应。”时任盘古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吕涛说。

后来，郭文贵亲自给赵大建打电话，要直接挪用民族证券资金，出了问题他会负责，“我没有同意，跟他说直接挪用将来肯定会出大问题。”

不久，郭文贵的亲信、时任盘古公司财务总监兼民族证券财务总监杨英找到赵大建，表示民族证券刚发完次级债，加上之前增资扩股的资金，账上有几十个亿，为了民族证券资金的流动性，建议与恒丰银行签一个同业存款协议，利息8.3%。

赵大建说，签字之后，杨英告诉他郭文贵的资金问题由恒丰银行解决，他听了觉得这笔钱可能会有问题，感觉同业存款协议达到了郭文贵挪用民族证券资金的目的。

此次挪用共分四步走：

第一步，表面上，民族证券以“同业存款”形式将20.5亿元存入恒丰银行;

第二步，私底下，双方签署委托定向投资协议，即“抽屉协议”，恒丰银行把这笔钱按照民族证券的指令转到四川信托;

第三步，由四川信托办理信托贷款，根据民族证券指令将资金以贷款形式分别发放给郭文贵联系的光明石业公司及郭文贵实际控制的三家壳公司;

第四步，除光明实业留用1亿元之外，其余资金均转入盘古公司、政泉公司等郭文贵实际控制的公司账户。

据介绍，这些钱主要用于偿还盘古、政泉、裕达板块相关公司贷款及个人借款等。

在郭文贵掌控之后，民族证券已然成为郭的“提款机”，资金被挪用犹如家常便饭。

2011年6月8日买入民族证券，取得牌照;2011年9月、10月，挪用民族证券资金10亿元，用于偿还个人及公司债务，2013年1月偿还;2013年3月，挪用民族证券资金8亿元，主要用于河南裕达的经营，2014年初偿还;2014年9月，挪用民族证券资金2.8亿元，给盘古等公司支付借款利息，2014年12月用再次挪用的钱偿还;2014年10月，挪用民族证券资金20.5亿元，其中17.4亿元至今未还。

在赵大建等人看来，对债台高筑的郭文贵而言，民族证券就是他的“钱袋子”，其购买民族证券的主要目的为了更便利地获得资金，随时缺钱随时取用，毫无底线可言。

从合作伙伴到仇人

而在面对有芥蒂的企业时，郭文贵的斗法充满谋划和算计。

2014年7月，在民族证券和方正证券合并后，为了争夺对方正证券的控制权，郭文贵和原方正证券CEO李友从亲密的合作伙伴变成仇人，互相举报、暗算。

为了搞倒李友，在郭文贵的授意下，四名盘古七星酒店的员工被安排到李友居住、办公的北大博雅酒店，应聘客房主管、客房服务员等，在李友房间安放录音笔，对李友进行全方位监控。

2015年1月4号，因郭文贵举报，李友因涉嫌内幕交易罪，被警方抓获并批捕。据办案人员转述，李友评价说，与郭文贵的较量好比是下象棋，他下不过你了，就干脆把棋盘踢了。

在另一起天津华泰公司的案件中，郭文贵展现了他巧取豪夺的一面。

据原天津华泰公司控制人赵云安讲述，2008年他由于经济纠纷被天津警方拘留，其同学虞晓峰是郭文贵盘古公司的高管，说可以试着找郭文贵帮忙捞人。随后，郭文贵答应帮忙，但提出先借他3个亿。在赵云安释放回家后，郭文贵就以各种方式威胁借钱。

“事实上，我出来跟郭文贵本身没有关系，郭是看到我公司账上有10个亿，就开始打主意了。”刚从看守所出来的赵云安如惊弓之鸟，对郭文贵更是充满恐惧，迫于压力，同意将公司中自己的股份作价3亿元卖给郭文贵。

到最终签协议时，赵云安却发现协议上连要支付的对价3亿元都删去了。“我印象中第一稿协议中有3亿，后来就没写3个亿了。当时有很多保安，我很害怕。我悄悄问了一下，郭的律师说，到时候给你钱就行了，写上去干嘛。”

一个在常人眼中不可思议的协议就这样签署了。

“一方面当时有各种传说，我知道招惹了他会有很大麻烦;第二，郭通过各种方式来威胁我，比如说你怎么出来的怎么进去等，不寒而栗。”赵云安说，每次到盘古去见郭文贵，都是穿一袭黑衣的保安，用步话机层层通报上去，让人感觉很害怕。

就这样，北大经济学院博士毕业的赵云安就在恐惧中把公司“卖”给了郭文贵，至今未从郭处收到任何钱款。

虞晓峰表示,2004年进入盘古公司的时候，郭文贵许诺给他年薪100万，后来一分钱也没给，“那个时候他确实资金紧张，我就没有说什么。”

虞晓峰离职时，找郭文贵要钱，郭文贵给了他一辆开了7、8年的奥迪A8抵账，虞晓峰说，“相当于一个月5000块钱，实际上现金一年6万，我以为最起码工资会给我，没想到这些都没给。”

据赵云安和郭文贵当时的合作伙伴曲龙讲述，在转让公司股份的时候，郭文贵曾让曲龙帮忙代持，后从华泰转出资金约4亿元供郭文贵支配。

曲龙说，由于华泰公司陷入官司纠纷，郭文贵请他全部接手，曲龙从代持变为真正控制，此后，郭文贵与他关系逐渐恶化，并不断索要华泰的股权。在遭到拒绝后，郭文贵威胁说“你要是不给，我就找人弄死你。”

曲龙多次实名举报郭文贵侵吞巨额国有资产，并接受媒体采访。2011年3月31日，曲龙驾车在北京遭多车围堵，被砸开车窗后带走，曲龙申诉材料称，抓捕他的是安全部某处处长高辉、承德警方及郭文贵手下，一共10余人。

2011年4月1日，曲龙因涉嫌非法持有枪支罪被承德市公安局拘留。2011年5月6日因涉嫌职务侵占罪经承德人民检察院批捕。2012年4月18日，河北围场县人民法院以职务侵占罪判处曲龙有期徒刑15年。

“我的案件完全是郭文贵与原安全部副部长马建和原河北省政法委书记张越共同策划的一起冤假错案。”曲龙认为，郭文贵的目的就是从自己手中抢走华泰公司。

据曲龙说，近两年他一直在提出申诉，但是申诉材料出不了河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