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感想之三：方言的变化

回国感想之三：方言的变化

这几年回国，有时碰到朋友圈的孩子咨询美国上学的事。时间过的真快，转眼，同学的孩子都要上大学或研究生了。这些家境不错的孩子，生活富足，衣食无忧。但其中好些人，不管你相不相信，仍然像我们这些当初的穷学生一样，向往出国留学。一次，上海的同学和老同事聚会，几家朋友约好似的，都把自己的孩子带到了会场，席间我们聊了很多美国的高等教育，宾主尽欢。只是临近尾声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孩子们在桌上讲的好像都是普通话。这对于出了名的、以方言为骄傲的上海人来说，多少有些奇怪。我由此开始留意了，哎呀，真的，这些孩子真的在讲普通话，一口颇为标准的普通话。相比之下，他们父母讲的那种使人容易联想到旧上海滩上国语影片的上海腔普通话，则完全成了一种有趣的陪衬。我对这种浓厚江浙口音的普通话太熟悉了。我的母校当年由上海迁来武汉，很多老教授上课时就是这种口音。

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又一次控制了我，“你们平时不说上海话吗？”，“哦哟，他们已经讲不来了呀”。倒是一个母亲先替他们的孩子回答了我的问题，语气和肢体上都上海味十足。她的女儿倒也不介意，只是轻声地提醒母亲，“叔叔听得懂上海话的呀，你还是讲上海话好了，你的普通话难听死了”。我确实听得懂上海话，但讲不好。“你的上海话一听就是外地人”，每次我要即兴发挥的时候，一个朋友都这样说。他是一个相信‘互相挖苦可以增进朋友之间友情’的人。

普通话在年轻人里面如此迅速普及，令人有点颇感意外。如今，在全国每个城市的餐馆、商店、火车站等公共场所，想要从年轻人嘴里听到纯正的方言，已是一件让人奢望的事情了。有一次到浙江嘉兴去探亲，当地土生土长的朋友感叹说，现在的嘉兴人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满大街都是外地人（意思是说讲普通话的人）。这样的感叹，可能现在在全国各地都能听到。的确，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各地的方言正在与当地的年轻人渐行渐远。而那些从小说着方言长大的年长者都在抱怨自己的家乡已经不是他们的主场了。

与现在盛行普通话的情况刚好相反，改革开放前可是方言的天下。其实，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前，就是这个样子了。老实说，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方言种类不计其数的国家。有时候，村与村之间的口音都差别很大，有些地区的方言就像天书。使每个初次接触它的人都云山雾罩。与古老的中国相比，较年轻的美国，情况就不一样了。美国各地，也有一点口音，但它还算不上按中国标准定义的方言，远未达到听不懂的程度。

想必那时候，很多人都受过方言的困扰。事实是，大部分的人，一旦走出本族方言的领地，就会迎面碰上一种稀奇古怪和未曾听过的方言。每到一个新的地方，感觉人人都在用方言（虽然并非有意地）提醒你是一个外乡客。新的方言不仅难听难懂难记，而且，对于人和物的称呼也是一地一个说法。稍有不慎，便能闹出许多笑话。轻则使交流毫无结果，重则使交流失去控制，产生一些预料不到和不想要的后果。有一次，我与一人聊天，他的话我多数都听不懂，“能说普通话吗？”“我说的就是普通话呀”。天啦，到底谁出了问题？

80年代去上海读研究生的时候，着实被当地的方言折磨了一阵子。当时经常遇到的情形是，顽强坚持说上海话的同学在我面前讲个不停，而我从第一句话开始，就迷失在他们快速翻动的嘴皮之间了。我怀疑我们曾经生活在不同的星球，拥有完全不同的语音系统。后来，生存的本能救了我，语言环境也再次证明了其在语言学习中的重要性。在环境的熏陶下，我渐渐品出了苏侬软语的美妙之处。其实，江浙话与其它方言并无二致，他们本质上都是当地文化习俗和民众性情喜好的产物。

前所未有的人口流动应该是普通话流行的社会基础。当僵硬的户籍制度刚刚开了一个小口子的时候，压抑已久又长期企盼富裕生活的人们，就像潮水一样，迫不及待地涌向了他们认为能让他们过上好日子的任何希望之地。当南腔北调的人聚在一起的时候，一个再明显不过的问题，连同答案一起呈现在了他们面前，对，你猜对了，请说普通话。

现代年轻人赖以生存的元素，比如流行歌曲、游戏、手机、微信、影视等等，都是普通话的地盘了，这无形中成了推广普通话的最有力的帮手。如今，很难想像，一个不具普通话基础的人能够尽情享受现代生活。那些逐渐被冷落的方言，恐怕只有在方言笑话的晚会上或每人用方言说声‘新年快乐’的家庭聚会上才能找到用武之地。

普通话可能还要感谢另一个默默无闻的推手，即发达的交通。现在的中国，出行可能是最方便的事情之一了。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高铁、和飞航等，为普通话插上了翅膀。谁也没有料到，语言成为了现代化交通的最大受益者。不知不觉，一场语言革命在人们还未察觉之前，就悄悄地开始和结束了。几千年来各说各话的情形看来已是摇摇欲坠。统一文字的秦始皇可能最初也想过统一文字的发音。不过，也许是由于任务的艰巨性，他和他的同事们最终放弃了这个努力。中国历史上也有过数次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但这一单一的因素也未促成发音的标准化。这个历史上看来不能完成的任务，今日得来却全不费功夫。这多少要归功于现代化交通的推波助澜。

学校大概是最能突显普通话重要性的场所了。当学生的地域成分从单一走向复杂的时候，普通话就自然找到了自己的市场。现在的学生，已很难以普通话以外的语言交到朋友了。而且，拥有普通话显然可使学业竞争更加容易。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几个武汉同学的孩子当着他们忧心忡忡的父母对我说：“现在学校里，哪有人说武汉话呀。在家里也不说”。他们的父母望着我，不知说什么好。其实他们和我一样，是以武汉话为骄傲的，过去和现在都是这样。只不过现在的父母，爱子心切，没人敢把子女的看法和要求不当回事。时代不同了，独生子女经常轻而易举地成为两代、特别是三代人争议中胜利的一方。

并不是人人都觉得普通话优美动听或认为普及它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年龄越大似乎对普通话的兴趣也越低（倒也不一定反对普通话）。越往南方或越往边陲的地方，保护方言的热情也越高。甚至还有人觉得，全国人民都说一种话是一件多么乏味和恐怖的事情呀。总之，绝大多数与方言一起长大的人都觉得方言讲起来更容易，听起来也更舒服。这当然是根植于方言和感情之间的直接联系。的确，乡音这个东西，包含有一种魅力，这种魅力很容易使老乡在异乡相逢时找到一种‘久旱逢雨’和‘他乡遇故知’的感觉。有一次，一个同机的小伙子一口就听出了我的湖北乡音（有的人乡音的辨别能力真的很惊人），于是我们一路聊天，感觉飞机比往常快了许多。后来在旧金山入关转机的时候，我高高兴兴地把这个英文欠佳的小伙子一直护送到了他的Gate。这件小事，当然还谈不上乐善好施。但它作为一个事例，说明了一个道理，即老乡这种简单的人际关系就能使人乐意在远离家乡的地方互相帮助，抱团取暖。每次回想起此类微不足道的事情时，我都感到温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好像更应该感谢那些被我们帮助的人，因为是他们给了我们更多的快乐。

最不希望方言被轻视、甚至被遗弃的人可能要算方言学家了。他们的观点可能会让世界语的发明家们，眉头紧锁，他们认为方言是文化遗产中最宝贵的一部分，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轨迹和必然产物。因此方言值得也应该以代代相传的方式完整地保留下来，决不是像现在这样，悄悄地和不体面地退出历史舞台。对于他们来说，没有什么比藐视方言更让他们捶胸顿足的了。我认识的一个与语言学研究沾边、满脸布满忧国忧民皱纹的老朋友就是持这种观点的人。每次聊到方言，他都心事重重。他对方言的热爱，恐怕连瞎子都能看得出来。

在离开家乡后的30多年里，我听过各种各样的方言，相比之下，还是家乡话最亲切。就这一点来说，我想你可能跟我的感觉一样。

不过，我们也没必要过度迷恋乡音而忘了语言的真正目的和意义。方言的确让人感觉亲切，但也为更广泛的社交活动增添了困难。对于哪些不愿受方言约束而又志在四方的人来说，普通话就有了它无可比拟的优越性。虽然不想过于美化普通话，但语言产生和存在的基本目的很难忽视，即语言是用来交流的，说得准听得懂应该是最起码、也是最高的标准。这一点应该没有异议吧。因此，语言发音的标准化和普通化还是有它一定的道理。但同时，语言的多样性又是文化多元化的保证。要想让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方言恐怕还得与普通话一起，在我们的耳边再飞一会。

其实世上本没有普通话，说的人多了，也便成了普通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