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选能止小儿啼-也谈香港占中

香港占中行动风起云涌、波澜壮阔，把躲在中烂海里的乌龟王八们吓得瑟瑟发抖、惶惶不可终日。海内外各路五毛们急主子之所急，慌忙抛出各种歪理邪说，企图搞乱人民的思想，以便再逃过一劫。我浏览各海内外论坛，发现目前它们最振振有词的论调是“港英时期，英国任命总督从不经过选举，你们香港人为什么不去向讲民主的英国人抗议？为什么我党一接收香港，你们却马上对政治敏感起来，非要妄图从一贯搞假选举假民主的我党这里得到什么真普选？凭什么你们卖英国人的帐，就不肯买我党的帐？这分明就是你们香港人对我党的歧视！你们应该让我们也享受享受英国人的待遇，否则你们就是洋奴、狗子、汉奸、贱骨头、卖国贼！”它们大惑不解，于是愤愤不平，自谓“不公”，怒发冲冠地撒起泼来。

我劝它们说这有什么想不通的呢？亲戚有远近，朋友有厚薄，张三若在我面前也这样吃醋：“凭什么李四找你借钱，你一借就十万，我向你借，你一块钱都不肯呢？”我就会问他：“这是我对你们人品评价的不同造成的，你平时就没信誉，一贯借钱不还，谁还敢借钱给你，怎么能强求享受李四一样的待遇呢？我当然要看人下菜。”

要照尔等的说法，中国几千年都由皇帝任命各地官员，人民也从没有要求过选举，那是不是说现在人大四年一次作秀式的“换届选举”也是人民在歧视我党呢？何苦多这么个过场，浪费那么多资源呢？是不是也该终止这些劳民伤财的选举秀了呢？不如从此取缔人大，让我党也享受一下当年皇帝的待遇，直接任命各地巡抚、知府、知县呢？

香港人之所以不让你们享受英国人的待遇，原因其实四个字就可以概括，那就是你们的“人品问题”，要用三个字概括，那就是你们“没信誉”。五毛先生们要搞清这个问题，要先弄清自己主子的名声有多臭。

人人都知道英国女王和政府无论派谁来当港督，保证都是绅士和贵族，无论英国实行帝制还是共和，他们都是香港人完全信赖的正人君子，香港人相信他们的人品是绝对不会差到哪里去的，把英国人当自己逃离大陆后，不受中共奴役的保护神，甚至认为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化身，对英国人的人品一百个放心，哪里还好意思开口向救命恩人逼要什么民主呢？把英人惹急了，拔腿一走，香港人就会成为我党的奴隶，连哭都来不及。在英人手里还算二等公民，落到我党手里大概连狗都不如。难怪连刘晓波也说应该被英国人殖民三百年。而你们中共诸君是一伙什么样穷凶极恶的野人，相信大家心知肚明，你们本来就是一帮占山为王、打家劫舍的匪徒，有何德何能冒充上等人统治香港？你它妈都一个个长得蛤蟆嘴脸，令人恶心，两眼在眼镜片后贼溜溜地乱转，满肚坏水，满脑子低级趣味，一脸凶残、野蛮、奸诈、市侩、贪婪、龌龊、猥琐、下贱。香港人看见了你们，会立即联想到骗子、强盗、流氓，会下意识地把钱包捂住，赶快把老婆和女儿拉到自己身后，免得被你们瞧见了起淫念。香港人服英国人，因为英国人以德服人，香港人不服“中国人”，因为“中国人”只懂以暴力服人，哪怕“中国人”出大血本，给予香港大资本家再多的优惠来拉拢，普通香港民众依旧是不服的。

我我和英国人做生意，根本不必考虑他们会不会赖账，他们付款过来我也根本不必点数，保证不会缺斤少两。而和中国人做生意，我知道中国人都是“江湖儿女”，都是没有基本信用的，连香港警察都曾全部加入过黑社会的，不仅要担心你们收货后会不会赖账逃走，即便付了款，我还得仔细点数，不仅如此，每张钞票我还得拿到验钞机里去验。这就是因为对方人品和信誉的不同，迫使我采取不同的待客之道。

有狭隘民族主义情结的五毛对此不满，又拿100多年前的鸦片来证明英国人不文明，我党才绅士。我就问它，英国人的鸦片卖到全世界，为什么全世界人民都不吃，唯有那中国人喜欢吃，而且成了一种疯狂的社会时尚，烟枪制作工艺全世界领先，最后吃得“几无可用之兵，几无充饷之银”，中国是全世界迄今为止唯一因为吸毒差点亡了国的国家，要是中国人都象其它国家人民一样自觉抵制毒品，英国商人早就走了。可见问题不在英国，中国才是全世界的奇葩。再说又不是英国政府倒卖的鸦片，是英国的不法商人干的。英国政府依旧那么绅士，其清廉和高效全世界有目共睹。同样，我党是些什么东西，全世界也有目共睹。我党几十年来每一次倒行逆施的时候总是只见其利，不见其弊，只看见每一次倒行逆施、出尔反尔、指鹿为马后得到的那点蝇头小利，自以为高明，我执又坚固一层，却看不见又失去一份信誉和人心，终于把自己名声搞得臭不可闻，人人掩鼻，避之不及，信用早透支完了，现在在江湖上行走越来越难，连办点小事都办不了。全世界人民，甚至你们五毛自己都对你们主子没有一丝信任感。既如此，为什么要强迫港人信任你们呢？

人民对政治不感兴趣只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中共大陆式的，政治被权贵垄断，成了花瓶，人民要是妄想参与政治，说三道四，将被跨省追捕，只好三缄其口，道路以目；第二种情况，就是港英式的，香港人认为有英国人当主子和保护神，可以完全信任，英国人一定是公平公正主持公道的，由英国人来领导，一定比自己去参与政治效果还要好，自己去参与只能添乱。于是大家都省省心，懒得过问政治，都把精力拿去声色犬马、做生意、过小日子，你拖他们出来投票他们都懒得出来，这种“对政治冷漠”的现象才恰恰是正常的人类社会形态。

相反，“争民主”是人民在对政权不信任下才会有的应激反应。人民对政治过于感兴趣，逼得香港人不得不用“占中”的方式去争取民主，才是反常现象，是一种绝望下的悲哀。

现在的香港，既不象大陆“无法参与政治”，又不象港英时期“无需参与政治”。香港回归后，港人不得不面对我党这帮黑社会土匪了，面对这帮不值得信赖的流氓无赖，自己的权益受到了巨大的危险，焦虑之心油然而生，无奈之下也要亲自“点钞验钞了”。英国人在时，那原本对他们来说可有可无的“民主”，现在对他们来说就显得非常重要了，这就成了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矛盾。他们争取普选权，无非是想选出一个值得自己信赖的特首，帮他们行使“点钞验钞”的权力，作为保护自己权益的最后一道防线，作为自己要吃的那颗抗焦虑、抗抑郁的精神类药物，急需马上服用下去才能睡着，而我党为了控制住香港，不使其逃离自己的“五指山”，死活不让精神病人吃这颗药，还非要喂他们吃颗假普选的假药，港人又不是傻的，当然不干，焦虑到了极点，睡又睡不着，抑郁症无处发泄，病情急剧恶化，终于演化成了狂躁症，和我党在街头干上了。

从医学和心理学的角度讲，“民主”其实就是一种群体性的致幻剂、麻醉剂和安慰剂，是一种心理疗法和行为疗法，用于治疗对政权缺乏信任感时群体性的焦虑、不安和彷徨。拿俗话来比喻，这就叫做“止小儿啼”，小儿啼哭要吃奶，大人没奶，就拿个奶嘴塞孩子嘴里，暂时哄哄他，免得他再哭。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人民啊，其实都是小儿脾气，是没有什么理性可讲的，治国不仅象“烹小鲜”，有时也象奶孩子，有时更象神经病院的医生在治病。民主其实就是止小儿啼的这奶嘴，让他们自以为通过选举，能选出信赖的人去帮自己维护利益，哪怕事实上选出来的那人并没有帮到他们什么忙，甚至出卖了他们，他们也好给自己找个台阶下：“那是我选出来的，要怨只能怨自己，下次改选别人就好了”，这样火就不能对别人发，而把希望又寄托在下一次选举上，心也就平了，也就不哭闹了。否则出了事就要怪别人、怪政府、怪皇上，从而相互指责，群体哭闹，危害社会。而愚蠢的中共，却根本不懂这个基本道理和治国手腕，连根奶嘴都懒得塞，逼得港人上街哭闹。世界上原本不需要民主，没有民主才是最大的民主。我中华文明几千年实行帝制，从来就没有选举，照样创造出灿烂的文化。三年前我就在拙文《中国传统政治体制才是最民主的政治体制》中谈到过这个问题。我提出中国古代没有选举，却用“科举”代替了“选举”，最后用“科举”实现了“民主”。大家知道，能做官的基本都是考取了进士的读书人，他们来自不同区域、不同基层、不同职业，他们原本就有极强的家乡观念，无论当了多大的官，都想着死后要叶落归根，埋进祖坟。他们在朝廷做官本身就代表了各式各样的人群。而老百姓也象香港人信赖英国人，韩国人离不开美国兵一样信赖他们。信赖他们的人品，因为他们是读圣贤书的，知书达理；信赖他们的能力，他们都是十年寒窗苦读读出来的尖子，是几万人里选拔出来的精英，智商超群；信赖他们的忠诚，因为他们告老还乡时要魂归故里，面对乡亲的，不会搞投资移民去国外。由这些人代表自己在朝廷发声，远比自己亲自出马要放心得多、有效得多、安全得多，这些人就是自己的主心骨。要是当时皇帝真的允许百姓投票选举官员，选出来的必定也是这些人，决不会是那些马云、王石、潘石屹之流歪瓜裂枣、脑满肠肥的土财主，也决不会是那些不学无术的中共党员。既然整个社会上下都形成了这种尊重科举尊重功名的共识，又有天子“君无戏言”的信用做保证，科举和选举的结果最后都一样，就没有必要再多此一举，搞一人一票的民主了。当然，如果人民对朝廷失望了，没有信任感了，他们就会行使另一种民主，会拥立自己信任的大哥，揭竿而起，推翻朝廷，让此人当皇帝。

要帝制就应该是真帝制，要普选就得是真普选，中共却习惯于又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帝制时期没有必要选举，因此才没有选举，化民主于无形，是民主的最高境界；而我党是害怕选举才没有选举，两者性质完全不同。民主和选举，不能简单地说是好是坏，而只能说需要不需要。当人民感到缺乏信任感，需要选举、需要民主时，民主和选举就是合理的。当人民有了主心骨，没必要选举，懒得讨论政治时，它就是多余的。应学会如是辩证地看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