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制者，救中国之妙药也！

辛亥革命百年将至，各种对中国未来之命运的说法纷至沓来。人心思乱，一旦谈到中国何去何从，那些自以为什么都懂了的运运就急猴猴地唾沫四溅地大谈美式民主的好处来了，仿佛中国只有走上这条路，让人人都参政，都去指手画脚，才能满足愿望，除此之外，此外再更好的社会制度了。

制度当然要改，但绝不是按这个方向，恰恰相反，而是要在中国实行真正的“帝制”才能救中国。有人说：“帝制不是好不容易被推翻了吗？怎么能倒退呢？”这些人只知道帝制的坏处，不知道帝制的好处。帝制有什么好处，且听我慢慢道来。

我的说法和那些为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筹安会杨度、严复、胡瑛、李燮和等宪政专家讲得不一样，它们行的是“君主立宪”的假帝制，我要的是秦始皇、朱元璋父子的那种真帝制，也就是那种彻头彻尾的中央集权。

在我看来，他们根本没搞懂帝制的实质。恢复帝制难道还要征求广大群众的意见，非要营造一个万民拥戴的气氛，一定要搞出“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来滑天下之大稽？试问，历代君主登基哪里需要征得什么“人民的同意”？都是用武力上台的，从这点上看，袁世凯这皇帝当的就没有了霸气，太把想象出来的“人民”这一术语当回事了。所谓的天子，就是绝对的权威，而当时根本没有当天子的内外环境，因为有那么多西方列强环伺，袁说的话都得听外国人的，想推行点自己的政治主张还得看别人脸色，见了日本就发抖，哪里有君临天下的威严？比石敬瑭当的儿皇帝还可怜，那么“帝制”的优越性就大打折扣，这出复辟帝制的戏自然要以闹剧而收场。

辛亥革命的前夕出现了这么一句名言：“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这话是武昌起义的领袖之一詹大悲说的。他的公开身份是武汉《大江报》的主编，一向在报纸上写一些现在被视为“破坏安定团结”的文章，要在现在，那些文章要么被删帖锁帖，要么不能见报，要么作者被抓了起来，即使在最民主的美国，估计也得给自己惹来一身官司。可是被你们看做当时最最野蛮最最专制的清王朝，并无半点新闻检查制度，更没有管理部门来堵人们的幽幽众口，人们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人权比现在的美国还要好五倍，使他的那些破坏社会稳定的文章通行无阻。

有一天，他喝得大醉，挥笔写下一篇鼓动群众造反的奇文《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一说为黄侃为其起草），公开号召暴动，扬言要搞乱中国才称他的心。第二天就在他主办的《大江报》上发表，发行在湖南湖北各地，闹得人心惶惶。湖广总督瑞澂实在坐不住了，不得已把他抓了起来。换了现在，象詹大悲这种人要么被枪毙，要么被长期关在监狱，而在帝制的清朝，对这个重大反革命分子詹大悲，瑞澂却仁慈得很，给他两种选择，要么罚款几百两银子，教育一通了事，要么就坐几个月的牢。

詹大悲挺倔，明明自己有钱可以把自己赎出去，为了表示自己没错，情愿去坐牢。此事反把蒋贻武、孙武、汤化龙等另外几位乱党首领吓坏了，他们担心詹大悲嘴不严，在牢里把暴乱计划说出来，慌忙提前发动了武装起义。而那篇文章也就成了影响中国历史的著名奇文了。

事情到现在已经快一百年了，当初的人们以为推翻了帝制，赶走了满清，革命就算成功，中国的事情就都解决了。可惜事与愿违，弄到今天，害得我还得再为詹大悲写一篇文章《帝制者，救中国之妙药也》，彻底肃清他在人间散播的流毒。讲的是如何再恢复帝制，以及向大家介绍帝制的种种好处，讲清帝制究竟该是什么个样子，是怎样符合国人的人性的。

有的人一辈子从没听到我这种惊世骇俗的话，根本不能接受，看见了我这样的人，吃惊得就象当年的赵老太爷看见了革命党人一样。这种人没有独立思考能力，习惯于接受别人灌输给他的定论。他们认为这不是开历史的倒车吗？他们总觉得历史一直在前进。其实历史不存在开倒车的问题也不存在前进的问题，历史就是一种周而复始的循环而已，只不过周期长短不齐而已，说句笑话，说不定哪天又回到原始社会呢！

我举个例子，大家想想，自从推行公有制，逼迫民族资产阶级搞公私合营，那时大家觉得资产阶级私有制再不会出现了。可是没过四十年，私有制就卷土重来，那些百年老店老企业又被卖给了私人，只不过换了资本家，换成共党领导及其亲朋当资本家而已，你在六七十年代能想象得到吗？

海运一开，西方经济文化涌入中国，给中国带来现代意义上的工业，而大大小小的中外资本家正如马克思资本论描述的那样进行疯狂的资本积累，残酷压榨工人，剥削高额剩余价值。工人根本没有福利，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解放后，工人算是当家作主了，没人相信工人阶级会再被资本家剥削了，所以上起班来吊二郎当、偷懒耍滑。可惜好日子不长，改革开放后，工人们的苦子比旧社会还要苦，社会地位远不如个体户。成了共党官员们刀下的鱼肉，想叫你下岗就下岗，想叫你买断就买断，一开始搞责任制，有点小错就扣奖金，再就开除，接下来就是买断工龄，大批工人失业，工人和厂方的关系又回到了打工者和资本家的关系了。在沿海地区，各种私营企业、各种港台企业、外资企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工人不仅工资待遇低得可怜，有的还失去人身自由，状况比旧社会的包身工还惨。国家也觉得这样不对，近年又制订了新的《劳动合同法》，有点偏向于保护劳动者的待遇，那些劳动者马上又找到和资方斗心眼的武器了，各种劳动争议层出不穷，反过来严重影响企业的运行。无论对资方还是劳方，都是“一严就死，一放就乱”，阶级矛盾从来就没有解决过。这不是一种周期吗？这不又是一种循环吗？几十年了，就这么一种简单的关系，反反复复，翻来覆去地不断调整，又回到起点，你说这人类社会还有什么希望？你说这国家没有君主来“乾纲独断”地治理，这些矛盾什么时候才是尽头？

这些事情都可以循环反复，难道帝制就没有恢复的一天？只不过帝制的周期可能更长一点而已。

反对帝制的人，并不一定不喜欢帝制，只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做不到皇帝，但又有参政议政的瘾，所以只好鼓吹民主，炮制出“人民”这种政客术语，把“人民”这个词神圣化，诗情画意化，宣扬“人民至上”的邪说去骗人。仿佛人民是从没犯过错的，仿佛人民是从不需要检讨自己的，把文革一切罪过都强加在毛一人身上，人民从没有为老毛虎作伥似的。这和佛家讲的人是来还债的，圣经里讲的人是有原罪而来的截然不同，他们喜欢说什么人类社会就是来让人过好日子的，是来享福的，是有权当主人决定一切的。他们动不动就要代表人民，以便让自己借人民的名义，冠冕堂皇地夺一份权过瘾。那些所谓的民运人士真要是掌了权就真会给你们民主了吗？

为什么不讲“人民至上”？因为人民的见识绝大多数都是谬论，绝大多数人的见识又自私又可怜又愚蠢，要是社会就按“人民”的意志走，必然造成地球毁灭。

一百年来，从第一个总统袁世凯到现在，中国名义上一直实行民主共和，但没有一天百姓自己说了算过，但正因为行的是这种“半民主半独裁、外民主内专制”的体制，中国才没有亡。要是当时真的由宋教仁原版不动地把美式民主复制到了中国，中国可能早就灭亡了，所以宋教仁必须得死，一是不许这么搞，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同盟会复兴社过多靠暗杀起家，汉人崇尚个人英雄主义，盛产刺客，精神可嘉，但也必须受一种报应，宋教仁陶成章就是例子。（这是题外话）

你会发现一百年来，中国的各种社会矛盾和以往的社会矛盾有所不同，但都可以归结到一点，就是“表面谎称的民主与实际内囊里的专制”之间的矛盾。无论谁当政，始终有一种有趣的现象：当权者一边厚着脸说已经很民主了，而反对者总是驳斥他，说他独裁了。

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不当政不知道独裁的必要性，无论谁当政，马上就会明白一个道理：自己年轻时为之曾经奋斗过的民主理念是绝对在中国行不通的，一旦在中国行真的民主，就等于给了中国那些又口若悬河又百无一用的人表演的舞台，就等于给了贪官们开钻空子的洞，就给了是非不分的愚民们更多受骗上当的机会，什么事情都干不了，样样事情都得泡汤。

有人会说，与其这么欺世盗名地行民主之名，又羞羞答答地行专制之实，不如堂堂正正地恢复帝制做皇帝好了，省得那么多是非。同志哥，你想得太简单了，你要知道中国这块地方的刁民是多么地野蛮可不可理喻，一旦被众人普遍接受了“帝制是个坏东西”这个理念，再改正过来就难了。打个比方来说，那明朝的崇祯皇帝明知道两面作战对自己不利，必须先和清讲和，腾出手来消灭掉农民军，再对付皇太极。可问题是，整个大明，无论朝野，长期以来都受到决不和敌人谈判的思想影响，从小接受的教条是凡是意图和金人谈判的都是宋朝张邦昌、刘豫、贾似道这样的奸臣卖国贼。大臣不敢这么说，谁说出这话谁就算奸臣，连皇帝也不敢这么说，怕被后人指责。虽然皇帝急切需要和大清讲和，只有眼巴巴盼哪个臣子先提出来。他都怕被国人指责，统治者即使有了恢复帝制扯下民主共和这块遮羞布的想法，也怕落得个袁世凯的下场：“既然是人民自己不想搞帝制，要自己折磨自己，就由他们去承担痛苦吧。”

今天，只有我来当这个“奸臣”，只有我敢把这真相说出来，我劝当政者，何必这么遮遮掩掩地搞假民主呢？要做就做真皇帝。以后无论是谁上台，无论是胡还是习，只要你们有这想法，我都愿意向你们递交“劝进表”，希望你们其中有一个能恢复帝制救中国。君主制大约形成于周朝，以后我们的国号就叫大周吧。

君子成人之美，冯玉祥一辈子尽干“逼宫”的事情，我呢，就喜欢干“劝进”的事。以后我就是“中华大周帝国”劝进的功臣，看来做帝王之师当太子太保、大司马、武英殿大学士是没问题的，按照《周礼》，还应该封我“上卿”，赐蟒袍玉戴三眼花翎黄马褂，封魏王加九锡，上书房行走，紫禁城骑马哩。

现在的形式和老袁那个时期不同了，那时候老袁称帝的最大障碍不是来自人民，而是受到了国际上的反对，正是洋人的干涉，才使得北洋军有人敢不听话，使袁缺乏绝对权威。要是没有这个因素，就是地方各省闹独立也不怕，管你什么蔡锷不蔡锷的，武力剿灭了就是，不用几年，全国人民就会象明朝人接受清朝一样，老老实实梳起辫子来。要是当年真的是这样，我们的学习的教科书一定说当年皇帝此举是多么地伟大，无数专家学者写出文章来阐述皇帝此举是如何如何地英明，对称帝的认识和我们现在绝对相反。

所以，虽然我党现在在国际上没有绝对的权威，但起码在国内是有的，美国顶多只能对我们指手画脚，顶多提个抗议而已，只敢经济制裁，我们完全可以不理。美国连个朝鲜都不敢打，对我们就更不敢动武了。这不是称帝的最好时机吗？

在古代，由于中国和西方隔绝，周围各野蛮部落只是疥癣之患，多数情况下不能对中原皇帝的绝对权威产生实质性威胁，而在近现代就不同了，慈禧想做什么都做不成，连选大阿哥和废光绪都都得看列强的脸色，最后逼得实在不行，不惜亡国的危险去和十几个国家开战。而今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在国际上有地位了，最多在抓捕运运时，有几个西方国家口头上抗议几句，在国际会议上找我们的领导人闹两句而已，西方国家慑于我军的人海战术，也不敢拿我们怎样。根本不敢象在清末民初，一旦看中国不顺眼了，马上就可以发兵来教训我们，逼得太后和皇上逃西安，袁世凯也同样受洋人控制。此一时彼一时也，现在要是称了帝，国际上谁又敢对我们说三道四？谁敢发杂音？在国内，人民更容易摆平，所以说称帝所需的绝对权威已经具备。

其实在今天这种通讯交通发达的年代，如果不能在军事上称霸全球，那么要树立国内绝对权威的最好方式就是闭关锁国，就和今天的北韩一样。对的，朝鲜战争以后，中国虽然知道打不过西方，但可以保证美国不敢轻易侵略中国，那时称帝，美国也只能干瞪眼。可惜还有个苏联要干涉，最后和苏联闹翻了，苏联也不敢打我们。正好可以关起门来学古代中国那样“自立乾坤”，不受别人的干涉。

一切事情就坏在和西方沟通上，所以刘伯温早就说：“海运一开起刀兵”。就是说只要一和外边接触，皇权就受到了威胁，皇帝权威一受损，国家就会乱。洋人是最怕中国实行帝制的，洋人知道要是中国搞了帝制，再出个汉武帝那样的明君，他们就会失去这一庞大的市场，反而会受到中国的威胁。

要是当时毛岸英没死，毛泽东一定会学朱元璋，竭力把一个安全的、富饶的、稳定的锦绣江山交到儿子手里，绝不会去搞那个文化大革命，正因为他觉得国家反正在他死后不会跟他姓了，才不珍惜，才会由着性子干，反正两眼一闭你们后人来收拾。

这封劝进表扯到这里，我也觉得累了。我准备以后有时间再继续连载写下去，就恢复帝制所涉及的一系列问题展开来讨论，主要内容有：

1．只有帝制才最符合中国人的人性，帝制是圣人们实事求是评估了人性后，承认中国人与生俱来又改变不了的弱点后选择的社会制度。

2．中国人的人性离实行民主所需要道德标准相距太大，而西方人既适合民主制度，也适合帝制，帝制是和宇宙结构相称的。


3．民主是邪说，谈“民贵君轻”的真实含义。

4．该什么样的人来当皇帝？是禅让好还是世袭好？

5．工业是种错误。只有农耕社会的社会形式和生活方式适合人类。谈哪些职业是不应该保留的。

6．道德、王法与现代法律。

7．回答有关“既然帝制这么好，怎么清朝还被洋人欺负”一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