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当年要是选我当摄政王，中国何至于弄得今天这样？

为响应习主席全民做梦的伟大号召，不使他一个人做梦感觉太寂寞，我昨晚也壮了壮胆陪他做了回“中国梦”，讲给大家听听。

古人曰：“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那么我们从几百年的历史中，究竟看到了什么样的兴替规律呢？我们发现，一个即将登场的新兴朝代，必然伴随有一大批人才为其效命；同时，被更替的旧世界，此时必定庸才辈出。这并非是旧世界原本有人才，却被庸才抢了饭碗，而是根本就没有人才为它诞生。

上帝导演历史的痕迹也太明显了。新朝代和旧朝代作生死搏斗的时候，不可能两边都人才济济。朱元璋结义兄弟的时候，正是元朝出现和番僧研究房中术昏君的时候，女真出现努尔哈赤父子的时候，正是万历、天启、东林党、魏忠贤的时候，甚至崇祯和皇太极上台和死亡的时间都大致一致，活像生死的冤家。不可能在出现努尔哈赤父子时，正是出现洪武、永乐当权，也不可能在洪武创业的时候，他会遇上的是成吉思汗和忽必烈，连窝阔台和蒙哥也不会遇上，否则历史将无法书写，旧世界就无法被新朝代代替。

成吉思汗父子弯弓射大雕之时，也正是南宋的宋理宗、贾似道君臣荒唐可笑之日。不仅君臣愚昧，连南宋整个朝代的人民也很糊涂。出身街头无赖的贾似道，靠堂姐入宫当了贵妃的关系而爬上了右相、国舅的位子，理宗派其抵抗元军，他却在鄂州向元军屈膝投降，许诺元军种种好处，哀求忽必烈退军。不想忽必烈和蒙哥的作战意图就是要会师鄂州，自然被忽必烈严词拒绝。正在无计可施之际，正巧蒙哥在合川被射死，忽必烈急于班师回去抢夺汗位，无奈接受了贾似道的条件。贾似道死中得活，便大肆吹嘘莫须有的赫赫战功，上书理宗，谎称“诸路大捷，鄂围始解，江汉肃清，宗社复安”， 回临安后还隐瞒乞和真相，令无耻文人编了一部刘兰芳《说岳全传》式的说唱评书《福华编》，在街头巷尾传唱，尽情渲染子虚乌有的“鄂州大捷”，编得有鼻子有眼，骗得糊涂南宋军民深信不疑，称其“功比天高”，将其视为“钢铁长城”、“民族英雄”、“一代伟人”，全面丑态百出。贾似道见状，干脆欲擒故纵，一方面指使党羽散布谣言说元军“又来了”，一方面动不动就辞职回家，真把个理宗、度宗父子给吓哭了，只好把葛岭的御园赐给他当相府，派官员昼夜坐门前守着，生怕他辞官。没成想，忽必烈很快就解决了权力斗争，又带兵二十万伐宋，要南宋履行当年割地赔款的约定，并围攻襄樊三年之久，至此贾似道的戏才穿了帮。尽管这样，南宋还是无法在满朝上下找出一个比得上贾似道的人才，只好封贾似道为大都督，命其亲自出征，“再造社稷”。可惜才走半路，还没见到元军，队伍就逃散了一多半，随即鲁港大败，贾似道和夏贵、孙虎臣等将领率先逃跑，一溃千里，最终被仇家所杀。

向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啊~不难想象，要是元朝权力斗争有所拖延，在贾先生死后才伐宋，汉人那时定会哭闹：“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要是我们的贾大人还在，哪容你们鞑子猖狂！那是我们的卫青、霍去病、李广呀！”文学作品《福华编》必定会被编入正史，代代相传，把贾似道描绘成比杨家将、穆桂英、岳家将、诸葛亮还了不得的金刚战神，建庙立祠，右手沥泉枪，左手鹅毛扇，远胜《八大锤》、《大破天门阵》、《火烧赤壁》、《朱仙镇大捷》。你等汉人可能至今还在朝大流氓、大骗子、大国贼顶礼膜拜呢。外国人要是对你们的中华意淫文化有异议，你们的外交部就会翻出“正史”《福华编》，引经据典、义正词严予以驳斥，说洋人伤害了自己原本就很脆弱的“民族感情”。

由此可见，看一个朝代是否到了寿终正寝的时刻，仅从其当权者和反对派孰是人才，孰是庸才就能得出结论。当清末朝堂尽是载沣、隆裕这些低智统治者，和奕劻这种吃里爬外的内奸时，汉人就涌现孙黄汪精卫等亡命徒和袁世凯、徐世昌等阴谋家。不可能汉人出现孙黄袁徐的同时，大清又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太宗文皇帝皇太极、成宗义皇帝多尔衮、世祖章皇帝顺治、圣祖仁皇帝康熙、世宗宪皇帝雍正再世。那样的话，大清再没落也不会亡。甚至只要有我区区复新在，大清也绝不会亡。

其实载沣等人并不是历史上的荒淫之徒，虽然能力低下，但还不是当时满清皇室中最差的。他接见大臣，往往久坐无语，找不到话说，只会问些“你哪来呀”“到哪去啊”的废话，把正事耽误了，但上台伊始，还能详尽制定摄政王的权力规范，像模像样；虽然他斗不过袁世凯，连朝廷与各地督抚的电话电报线路都稀里糊涂地被转接到袁世凯家里，被袁窃听去了，但还能看出新军迟早是祸患，接受德皇弟弟亨利亲王的忠告，建立皇家禁卫军保卫皇室，火速令载涛成军，抗衡袁世凯的京畿六镇；他虽然不能阻止隆裕发布退位诏书，但还能审时度势，意识到自己已无力挽回，再要多言，性命都难保，赶紧跑回家抱孩子，任由自己的福晋——荣禄的女儿斥责自己无用窝囊，也一声不吭，不去做无谓的抗争，比那只会瞎咋呼的小恭王溥伟要明白得多。（这位刚烈的福晋此后一直致力于恢复帝制，在张勋复辟失败后，绝望自杀。）这样看来，即使当年慈禧临死前，不是让幼君溥仪登基，由载沣当摄政王，而是换了溥伟等人继承大统，恐怕结果会更糟，不仅会亡国，还会被灭族。

只要皇室不能分清敌友，大清无论如何要亡的。唯有在抹黑大清的电影《宋景诗》里恭亲王对僧格林沁的一句台词还算说到了点子上：“现在朝廷的心腹之患不是洋人，而是长毛、捻子。”如果朝廷当时真的有这么清醒的认识，大清也就不会亡了。事实上，大清并没有亡在洋人手里，恰恰正是亡在了为了对付洋人、保护自己而成立的新军身上，“养了条狗来咬自己”。毛说：“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如果天朝在1840年鸦片战争刚开始，还不十分了解洋人，或许会看不清形势，错把洋人视为敌人。但是此后打了几十年的交道，对这个首要问题竟然还是没有个清醒的认识，还认为朝廷的敌人只是洋人，就可以知道朝廷真没人了。整个国家建立在这个错误认识上的大政方针也就都跟着错了。

朝廷和洋人打仗打输了，顶多赔几个银子、划两块租借、开几个通商口岸了事，洋人从没有要夺取大清的政权，替我们统治几亿愚民的想法。即使暴民们围攻了洋人的大使馆、杀了人家的教士，逼得八国出了兵，只要事情了结，事后洋人依旧把我们当上宾看待。否则，要按当时列强的能力，当真安了心要灭掉我们的话，无论英、法、美、日、德、俄，那都是完全做得到的。它们之所以没这么做，一方面没这个想法，另一方面中了李中堂“以夷制夷”之计，相互之间被牵制住了。

载沣访问德国就是在刚刚发生过的庚子赔款之后，是为了被杀了克林德而去道歉的，受到了德皇的热情欢迎，还令自己的弟弟亨利亲王全程陪同。德国人对我天朝非常友好，赤诚相见，对载沣说了掏心窝子的话，建议载沣成立贵胄学堂，培养皇室成员从军，并组建皇家禁卫军，以保卫朝廷中枢。这明明是朋友，哪里是敌人？我们和洋人的误会都是枝节问题上的矛盾，疥癣之疾而已，真正的心腹大患是汉人，汉人才“亡我之心不死”，是大清的死敌。

等载沣领悟到这个道理已经太晚，但我相信，慈禧恐怕早就看明白了，难怪她会说“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宁赠友邦，不予家奴”。她虽然识字不多，但有见地，袁世凯见了她怕，背地说“天威难测”，犹如魏延见了孔明。孔明不死，魏延老实，慈禧不死，袁世凯也不敢造反。慈禧一死，袁再不怕皇室了。坏只坏在慈禧的这能力没有用来维护大清江山，而是用来维护一己之私上。她和其他敌视洋人的大臣出发点并不同，大臣们是觉得洋人欺负了大清才恨洋人，而她本不把洋人当敌人，只是仇恨洋人支持德宗景皇帝，反对她干政，这才情绪失控宣布与列强开战。等战败后意识到不能意气用事，冷静下来，才不得不低头，毫不犹豫将洋人点名的上百名大臣砍了头，这些倒霉蛋至死都还以为慈禧原本和他们是一心的。为了防洋人再进京，明知重用汉人迟早对大清是祸患，但她为了一己之私，敌我不分，铁了心扩大培养新军保护自己，而不管自己死后这新军会不会作乱。

从中我们也看到了帝制的局限。就象我以前说过的，帝制并非灵丹妙药，要受很多条件的制约。主要有这么几条：

第一、帝制的优越性只能在有实力独立自主，不容易受别国干涉内政的大国体现，朝鲜、越南，甚至日本，由于受领土、人口、文化、国力等条件限制，内政往往要服从外交，这只能算王朝，只能作为大国的藩属。

第二、帝制的最高统治者不仅要有实权，超越于法律之上，而且其个人利益必须和整个国家利益紧密挂钩，公私不分，才会有责任心。因此，历朝历代必须立皇帝的儿子为太子，保护皇上的私利就是最好地保护国家的利益。实在没有，也要尽量找最亲的血缘世袭。鉴于古代夭折率过高，必须多生儿子才能保证有继承人，因此，皇帝娶三宫六院也就可以理解了，并非完全因为淫欲。而清末从咸丰起，实行的其实是伪帝制，一方面朝廷样样要看洋人脸色，国人犯了罪只要逃到敌国，大清就没奈何；另一方面，穆宗毅皇帝同治在时，慈禧尚能日理万机，全心全意剿灭长毛捻子，但自从穆宗毅皇帝死后，她的私利无法通过儿子继承大清而得到满足，清楚大清迟早要落到外人之手，就和朝廷的利益不一致了。德宗景皇帝光绪不是其亲生，长大后不大听她的话，使她的心态发生变化，开始把朝廷利益放在其次，一切以满足自己享乐为先，不打算留给后任统治者一个便宜。军国大事要让位于她的个人享乐，耗费海军军费祝寿就是典型事例。死前生怕立了有想法的长君，过早清算自己的罪恶，把自己从坟里揪出来，而看中了无能的载沣，执意幼君继位。可惜人算不如天算，最后仍旧被孙殿英把它嘴里咬的夜明珠给抠了出来。

第三、帝制必须在全社会建立类似于宗教的思想共识，有一定的信仰，君臣上下有“君权神授”的共识作为帝制的理论基础，需要皇帝对上天负责。有的人说：“中国再这么下去就成了党天下的法西斯，和帝制没什么两样”。我不赞同这种说法，法西斯绝对不是帝制。相反，帝制是最民主最公开的，连皇帝私生活都得受监督，整天有史官在皇帝身边站着写起居录，记录其一言一行，自己有几个老婆孩子，甚至七姑八姨的婚丧嫁娶，臣民清清楚楚，确实做到另对上天负责，对祖宗负责，对臣民负责，对自己负责，还要对未来负责。相反，在“民主共和”的现代，你敢去中南海和白宫监视谁？常委的亲戚姓甚名谁？在境外开了多少公司？在文工团包了多少二奶，生了多少个si生子，你有权知道吗？你连科长都监督不了，你要打听，动不动判你个匪谍罪，说你在刺探“国家机密”。我们可以再看看皇帝的诏书，为了颁布一个法令，要从朕小时候说起，写朕听以前圣人圣言对这问题是怎么教导的，自己是怎么理解的，后来又发现什么弊病，现在的形势怎样，谈自己对这问题想法的转变，上天曾经有过什么警示，为了以后如何如何，和大臣进行过什么样的探讨，把一自己的心路历程都给人民交代清楚了，最后下了决心颁布诏书。皇帝把你们愚民当人看，才这样写诏书的。不信大家自己可以搜一下相关资料，看看是不是这样的。反观现在“民主共和”发布的法令，冷冰冰毫无人情味，而且公开的目的往往是借口，真实目的只有鬼知道。主席和总统是没有信仰，不信因果，不敬上天的，只对自己的感情负责，从不把你们愚民当人看，这才是法西斯。愚民不识好歹，却一直在认贼作父，智商只能理解眼前蝇头小利，只能听得懂政客的口号，只相信声嘶力竭的竞选广告，只想吃画的饼，别看他们在投票，实际是瞎胡闹。我要不把这些讲出来，你们哪里分辨得出其中的区别呢？因此，如果帝制在中国现在这种信仰缺失、道德崩溃的社会搞，一定是行不通的。除非先经历一场大革命，建立起一种宗教的神圣感，销毁掉那些已经不可救药、死不悔改的逆天叛民，才能让帝制走上正轨，重整河山。否则搞起来的只能是法西斯。

上面这三点深奥的道理，别说愚民不可能想明白，连老谋深算的李中堂、西太后也未必想到过。否则他们就不会只局限在“以夷制夷”的思想层面，而敌友不分，不会反向思维想到要“以夷制贼”了。其实“以夷制贼”在上海曾短暂地被迫实施过，当时上海城内有小刀会作乱，外有李秀成的数万长毛进犯，上海道台怕守不住，便大胆创新，向美国人华尔求助，华尔招募了200名在上海捞世界的美国流氓成立了著名的洋枪队，算是清政府的第一支雇佣军，便能保住大上海，在青浦阻挡住数以万计的发匪进攻。

话说回来，如果不是载沣，而是由我摄政，在亨利向我献计组建皇家禁卫军时，就不仅仅只吸收其意见，而会进一步向其借兵。如果德国政府直接派兵有所不便，我可以请求亨利代我在德国招募4百雇佣兵成立另外一支洋枪队。想必德国也有不少失业人员，也有愿意去外国淘金的，只要高薪聘请，不愁没有人来。而且我的皇家禁卫军所有教官和军官也要聘请德国退伍军人担任。

与其花重金养数万数十万的新军来咬自己，还不如拿这些钱的十分之一养两千洋枪队来保护自己。清政府可以和洋兵洋将分别签几年不等的合同，许以优惠条件。另由西山健锐营、前锋营、火器营、护军九营、巡扑五营及京畿附近察哈尔各旗兵将改编成皇家禁卫军。而且还可以向其他国家借兵，美国雇5百，英法各借2百，俄皇那里借3百，让他们互相牵制，要知道，在清末直到现在，中国的军人早被洋兵打怕了，一听到洋兵，小腿肚都转筋。当年的军阀张宗昌招募了一队逃到中国的白俄兵，每逢和其他军阀开战，就让白俄兵冲最前面，对面的中国兵一见洋人，吓得丢盔弃甲，屁滚尿流，抱头鼠窜，溃不成军，张宗昌因此成了战无不胜的常胜将军，屡试不爽。因此，只要有两千洋兵帮助皇家禁卫军护卫京师，就根本不必担心有新军敢来逼宫了。这就是“以夷制贼”。

最为担心的，是袁世凯私下去和洋人勾结。这点其实我们不必忧虑，不仅是我们和德国发生的是皇家官方关系，雇佣兵从我们这里领钱，而且洋人和袁世凯没有感情，当然听我们的话。我们可以利用和德皇的私人关系保证洋枪队效忠大清。在此又要提到一个人，是皇室贵族荫昌，此人和载涛一样，才学平平，被皇家送去学德语不成，送德国学军事也不成，但他有一个优点，会与人打交道，在德国军校学军事时，和以后的德皇威廉二世是室友，成了无话不谈的铁哥们。有此种关系，不必担心雇佣兵会被策反。

“以夷制贼”雇请洋兵助阵，不是卖国，远比组建皇家禁卫军还要急迫。事实证明，正是因为清末皇室没有人才，那由载沣下令，载涛成立的禁卫军最后成了摆设。如果当时还有洋枪队助阵，历史就将重写。载涛并非是废物，他相当有才，唱戏武打算泰斗级人物，相马术堪称一绝，由他一帮戏子朋友帮忙火速成立的禁卫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司令部设在西安门，皇宫有变，部队几分钟就能赶到现场。但他花费了大量心血，好不容易搞起来的禁卫军，成军不到一月，就遇上辛亥叛乱。最后不费袁世凯徐世昌一枪一弹就被解除武装，而退出了历史舞台。究竟这一小撮阴谋家采取了什么法术轻而易举地夺取了禁卫军的指挥权的呢？

原来，仅次于和中堂的清朝第二大贪官，那位吃里爬外和当今温奸相有一比的庆亲王奕劻原本就一直私下和袁世凯有勾结，打算逼宣统退位，扶持自己的儿子载振当皇帝。闻武昌“首义”，各省新军 “起义” 也宣布独立，连京畿附近滦州的吴禄贞新军也造了反，它喜不自胜，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偷偷给在项城的袁世凯打电话，催促袁世凯再度出山执掌兵权。哪知袁比他有城府得多，对朝廷给他的湖广总督的头衔依然嫌小，不肯接受。奕劻大惑不解，袁世凯懒得解释，就给奕劻出了个主意，叫他去向朝廷推荐荫昌领北洋兵剿灭叛军。袁世凯知道，荫昌除了会拉关系，实际是个废物，当年是他把段祺瑞、曹锟、冯国璋等人从武备学堂推荐来小站的，这些人虽然敬重他，但不会听他指挥，肯定消灭不了叛军；而且，荫昌以前对袁世凯有恩，袁世凯想乘机报答一下。果然，荫昌胆小如鼠，带兵去后，不敢下火车一步，时刻准备逃逸，结果战事一拖又拖，形势越发地对朝廷不利起来。袁世凯借荫昌成功地向清廷发出一个信息：“没我不行吧！？”

载沣隆裕此时已经无计可施，知道无人能替代袁世凯的位子，只好答应袁世凯以内阁总理大臣的身份出山。袁世凯上任后，却私下和乱党接触，预谋逼宫清廷，但又忌惮京城有皇家禁卫军保护，清廷未必肯乖乖就范。于是又使一计，让徐世昌在外散布谣言，说要派军谘府大臣，总管陆军的载涛带领禁卫军出征。载涛和荫昌一样，没有继承祖上半点英雄气概，听信谣言，吓得睡不着觉，糊涂地以为只有徐世昌是自己的亲信，对徐世昌是袁世凯多年过命的交情浑然不知，慌乱中竟把指挥权拱手让给了徐世昌，指望由徐世昌代自己去打仗，自己在幕后操控即可。哪知恰好中计！徐世昌兵权到手后，立即翻脸，再也不听载涛载沣的调遣。载涛悔之不及，自己费劲心血创建的这支军队就这样白送了人，大清最后的王牌就这么葬送了。

此后，袁世凯终于可以放心大胆地指使在前线的段祺瑞反戈一击向清廷发电报逼宫了。他们诡称将士们卧冰爬雪，早就不耐烦，威胁要杀回京师来看看。此时清廷再无讨价还价的余地，只好乖乖就范。很清楚，坏事就坏在荫昌、载涛这些人上，他们的个性和祖上完全相反，这是本文开头描述的皇朝没落最主要的特征——没有人才了，要是当时不是他们，而是太宗文皇帝皇太极、成宗义皇帝多尔衮带兵，大家想想，袁世凯、段祺瑞哪里还找得到便宜呢？

载沣失策的地方是作为载涛的兄弟，理应对载涛知根知底，对出现这样的情况应该有所预见。那么既然已经存在这样的现状，就必须早想办法弥补，唯一的办法，就是向洋人借兵借人才。

要是当时任命我当摄政王，而不是无能的载沣，我必定这么做。有洋枪队在京，即使禁卫军被夺权，袁世凯也不敢逼宫。想当年数十万义和团围攻只有几十条步枪的大使馆，打了几个月，死伤无数都没拿下来，何况叫他们对付数千训练有素的雇佣兵？袁世凯就只能退而求其次，放弃与孙黄乱党相互勾结的幻想。老老实实替我们打工把孙黄乱党给灭了，再来御前讨赏，否则我干脆向列强借兵平叛。

一个人得病要死了，听说有一种特效药能救命，不会因为这药副作用大，而拒绝服用。虽然借兵代价大，可能会在将来带来严重后果，却值得，这代价与大清灭亡相比根本不值一提。唐朝可以向回鹘借兵平定安史之乱，刘备向苗寨借兵攻打东吴，朝鲜都可以多次向中国借兵，中国为什么不能向列强借兵呢？即使列强不肯借兵，也没什么，只要求得一个列强发表声明宣布支持清廷，反对孙袁勾结，量袁世凯、孙中山吃了豹子胆也不敢造次；即使列强连声明都不肯发布，我就划几个县给近邻日本或俄国，请求出兵干涉，它们保证愿意。这盘棋明明还有救，可载沣一伙却连这也想不到，至死还把洋人当敌人，为了“维护祖国统一”而把全部江山给丢了，为了免除药物的副作用而拒绝吃药，情愿把命送掉，何其迂也！？

只要能把局面稳定了下来，我作为摄政王必然会做出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纠正慈禧时期的错误路线，拨乱反正，将大清引入正确的轨道上来。

首先，我将整顿旗务，改革军制

逐步将北洋六镇诸将拆散调离，缩小规模，直至将各地新军全部遣散。再实施义务兵制，重建八旗劲旅，旗人年16至22岁者必须当兵，23-40岁服预备役，适龄贵族必须读军校。聘请洋人教官和顾问，组建包括皇家禁卫军在内的20多万陆海军，分各旗驻全国主要通衢要塞，每旗旗丁1-3万，以军、师级规模，以内战模式设计，设总兵、副将、参将、都司、游击、千总、把总、棚长等职，装备当时最现代化武器，以德式毛瑟快枪、马克沁水冷重机枪、山炮、野炮为标配，作为机动兵力，负责镇压长毛、捻子、回教、新军的大规模叛乱。如果再有袁世凯、段祺瑞等奸臣捣蛋，我必挎天子剑，亲领一旅旗兵前去镇压。

汉人不能参加正规军，只能务农经商，但可以在各州府的巡防营吃粮。各州府设一个巡防营，相当于武警中队，每营100-300人左右，总共不超过5万人，配汉阳造快枪和腰刀，由各地督抚、知州、知府统领，负责海防边防、地方维稳、弹压地面。由于分散安置，不容易聚集叛乱，即使叛乱，规模也有限，方便被我八旗军歼灭。我翻阅了史料，清末的巡防营表现良好，是打击孙黄乱党的主要力量，未闻有集体哗变的案例。

朝廷设东厂缇骑诏狱，惩治贪官污吏，保持对奸人的威慑力。各州各县衙门配备少量衙役、密探、线人作为基层警力，实行连坐保甲制，严格户籍粮票制，严控人口迁徙和出入境。

其次，设咨议局进一步安抚和搜罗退休官僚和闲散乡绅

各地设立咨议局。组织社会贤达退休官僚，作为监督和议政机构，发挥余热，配合政府工作，向百姓宣传朝廷的方针政策。允许他们直接向摄政王上密折，相互告发检举，有意给汉人精英们提供平台产生矛盾，让它们把吃饱后难耐的闲情和过剩的精力消耗在咨议局无聊的内斗上。

第三、恢复科举

恢复并改革被德宗景皇帝光绪废除的文官科举制。不仅要考四书五经，也要考西学，但以中学课本为限，我认为学多了毫无必要，只会思想变异。考试重在考策论，凡考中进士者，须再经过本摄政王殿试，本摄政王有兴趣有精力亲自主持面试，情愿抽出时间，花一上午好好面试出几个英才。我主要观察实际能力和品行，再视其能力大小，性格类型授予官职，相信本摄政王的眼光，识人大致不会错。专学西学有文凭学位者，从事技术学术性工作，不入仕途。

第四、严厉打击涉黑组织

有我复新在，大清就不会亡。要救亡图存，就要以比中共严打还要强硬十倍的雷霆万钧之势铲除一切反动会道门和黑社会性质组织，彻底肃清黄赌毒等一切社会丑恶现象。反动会道门和黑社会组织是清末孙黄乱党屡次暴动的中坚力量，危害社会，其成员无一不是人渣。到清末，由于慈禧乱政，帝制不兴，朝廷统治力量大幅削弱，有的地方官府形同虚设，社会丑恶现象无人去管，黑社会可公然私设公堂，判人死刑。这样的大清，没有履行上天赋予的责任，不亡确实没天理。

我要是当政，会强令督抚重拳出击，不给这些组织在社会上有任何存活的空间。把这些人渣，无论袍哥、舵爷、香师、帮主，无论青帮、洪门、一贯道、白莲教、三合会，都当作轮子，见一个杀一个，不论教不教，只论匪不匪。社会上，往往是这种流氓最有钱，可它们的财不是给社会创造了价值而得发，相反，都是靠拐卖婴儿、走私、诈骗、贩毒、开赌场，开妓院、收保护费、放高利贷、欺行霸市、散布邪说收会员，破坏了社会秩序而得来。你们发了财了，拍拍屁股回家享受去了，把朕的江山搞一团糟，却要朕为你们买单，还要朕对你们网开一面，否则就攻击朕不“包容”、不“慈悲”，这种包容和慈悲的美名朕不要，朕决不作这种傻子。朕不会给它们存留任何慈悲心，会效法老毛，下达杀人指标，按比例杀人，老毛的比例是千分之三，朕看坏人的比例远远超过这个数字，百分之三都嫌少，宁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个，如同雷哄稚老师对我党处决一贯道的敬畏之语：“一律成排成排地枪毙”。朕会下令关闭一切形式的会所、夜总会、K歌厅、网吧，使污无处藏，垢没地纳，保证民风立即好转，黄赌毒绝迹，连贪官都没了贪污的兴趣——贪再多钱也找不到会所玩了，买不到美酒喝了。

当年老毛这么搞，牛鬼蛇神都销声匿迹，老毛一死，邓效颦篡了权，眼见街上的神头鬼脸就多了起来，到如今，已经人人脸上一股匪气，个个长得象地痞。对人渣的可怜，就是对良民的犯罪。恶性传染病患者，会将疾病传播给正常人，即使在现在也要隔离，即便隔离，也会传染隔离它的人，人渣传染的是思想的病毒，更难以防范，那好杀掉干净。这不是不慈悲，而是最大的慈悲，不用霹雳手段，哪显菩萨心肠？有人渣在，良民没有活路，社会资源都被人渣霸占，人渣对社会不创造价值，只负责糟蹋，留之何用？朕的江山不需要那么多垃圾人口。朝廷就是拿来保护弱者的，杀人渣乃替天行道，是为了还良民一个正常的生存空间，是我大清对社会负责任的表现，否则良民受了传染也会变成人渣。

第五，打击强梁

这是极重要的一条，我以前写博文专门提到过，即中国应以农业立国，不走资本主义工业化那一套，不做世界工厂。更要紧的，是出台“反强梁法”，限制个人最高财产。无论诸王贝勒、文武百官，还是富商巨贾、土豪劣绅、贩夫走卒，无论是合法所得，还是巧取豪夺，都必须在一定数额以下，大家一律平等。以现在社会为标准，个人拥有财产，无论其功劳多大，包括动产不动产，不得高于一亿，家庭总资产不得超过十亿。除了对高收入者加大纳税力度外，凡超过此限者，要么必须赠与他人，要么收归国有。

帝制其实是最自由的社会，社会只对皇室监督，皇室几乎没有隐私，立妃立嗣必公告天下，七姑八姨即使享受什么特权，也放在台面上的。百姓隐私却得到很好的保护。而民主共和体制下，百姓连支书、科长都监视不了，人家的隐私神圣不可侵犯，若不是张大卫在纽时爆料，你们至今不知温老母叫什么，温冢宏是温的弟弟，段伟红和温又是什么关系，这都算“国家机密”，连在网上谈论这些人渣都会被抓起来。

愚民竟不识好歹，成天信口开河嚷嚷说“民主共和”的国家最自由，帝制国家不自由。那么好，我们就照你们最喜欢的美国先进监视经验，把监视的矛头指向你们，制定以下几条法律，让你在国家面前完全透明，看你们还自由得起来不：“凡收入必须年底申报以防你们偷税漏税，凡海外帐户必须申报，凡大笔交易必须使用支票以便银行留底让国家知晓，凡个人出入境随身携带现款和家中现款超过一万元必须申报，棱镜计划监听你们所有电脑电话，违者有罪。”

说好听点，“反强梁法”好像是在打击大家的事业心，说难听点，打击的是贪得无厌的欲望，使得社会矛盾基本缓和，让绝大多数人心平气顺，朝廷本来就是拿来照顾大多数人的。

历朝历代，包括现在的中国，由于对得势者没有这样的限制，人为造成贫富悬殊，便宜被得势的权贵、流氓、精英、滑头给占了，让没有占到便宜的弱势群体心怀不满，弱势群体不懂该恨谁，会把矛头指向朝廷、我党，甚至皇帝个人，极容易受李自成、洪秀全等奸人的跳挑动起来造皇帝的反，最后逼得省吃俭用的可怜的皇帝跑煤山去上吊为这些富人闯下来的祸买单赎罪，皇上实在冤得慌！这些豪强没良心，发了财并不会感恩皇上，皇帝很可能象倒霉的崇祯一样，向这些家伙借点钱发饷都借不到。因此，与其成全这些全无良心的家伙，还不如狠心搞 “一条鞭法”。遏制强梁还有一个目的，豪强权贵一旦“钱过北斗，米烂陈仓”，不可避免地要生出幻想，就会私买死士，暗组武装，妄图对朝廷不利。就是不敢造反，也会成为地头蛇，危害社会。实施“反强梁法”，将有力抑制这种现象的发生。

第六、正确处理对外关系

要在中国真正实行好帝制，就必须能够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皇帝有绝对的权威，而不受外来势力的干涉。在清末无法做到这点，只能借用洋人的力量保护自己，壮大自己，等条件成熟，寻找出皇室的人才，再逐步和洋人解除合同，不再续签，将其礼送出境，甚至收回租界。和列强保持正常的国与国的关系的机会不是没有，因为不久就会有两次世界大战。

请注意，我这里说的是寻找人才，而不提培养人才，因为人才是天生的，不是培养出来的。努尔哈赤父子没受过训练，天生就是战神，载涛、荫昌军校读了不少，依旧废物一个；黄埔毕业生依旧打不过只看过些闲书的老毛；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留美博士，都是经过严酷的高考选拔出来的尖子，与现在的留美博士有天地之别。现在的博士，换当年可能连初中都毕不了业，都是靠父母花钱进的常春藤，靠混时间熬出来的博士，天生的素质摆那，读再多书也没用。我接触过不少国外名校毕业的年轻人，别听他们学历很显赫，吃喝玩乐还可以，一到工作岗位就和荫昌差不多，再镀金也没用。别说有自己的思想和见地，连篇像样的博文都写不出来，错别字比比皆是，狗屁不通。所以不要迷信教育和文凭，只不过要借学校和军队将贵族组织起来管理。

那么该怎样利用洋人呢？要知道，智慧的人信教越发智慧，愚昧的人信了教愈加愚昧。我发现一个人不信教还好，信了教大多数人精神反而有了问题，哪怕这教真的很好。洋人普遍迷信洋教，每次和大清签署不平等条约，都要附加条款，画蛇添足般要天朝允许他们来中国传教。而天朝和列强几次大规模战争，起因无非主要有三条，第一鸦片，第二朝鲜，第三就是为了传教问题，比如八国联军，比如望海楼事件。不要以为洋人不贪婪，他们其实也被洗了脑，幻想着要把他们自以为最珍贵的拿到中国来传播。我们贪婪现实的东西，他们不仅贪眼前的，更贪死后在“另外空间”（雷哄稚老师语）的便宜。你以为美国拿了庚子赔款，反过来给中国建了几所大学就算好人了吗？我告诉大家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他们只不过在演戏给上帝看，要向上帝证明自己是好人，要上帝在他们死后好好待他们，并借办大学散布他们的歪理邪说，这才是他们的小算盘。他们最盼望能拉人头入他们的教，仿佛拉一个人头就算农民积一个工分，而我们正好将计就计，加以利用。

比如有轮子现在正在你面前唾沫横飞求你退D，信它们的歪理邪说，把你当爷爷一样供着。你要么把它轰走，图个清静；要么随口答应：“行行行”，那么它们就觉得已经完成任务，在你身上已经为自己的圆满又积累了一个工分的“威德”，等去了“另外空间”可以兑换金票美女，便再也不理你了，又跑去纠缠下一位，和搞传销的一个样。如果你既不把它轰走，也不轻易接受，一言不发不表态，冷眼看着，就会急得它围着你跑前跑后不停地哀求，恨不得花钱买你个同意，你甚至可以乘机在它们身上讹诈一笔钱来，让它们管你叫一万声爷爷。我们对待洋人也是同样的套路。我们也要这样，假装表现得对他们的教有点感兴趣的样子，把洋人玩弄于股掌之间，让他们误以为我们是他们的兄弟，能在中国赚上四万万五千万个工分，欣喜若狂，头脑发昏，然后就会不计成本地援助我们，帮我们维稳。

当年常凯申之所以要信洋教，就是想用宗教和宋美龄结婚，使宋家看在上帝面子上无法拒绝求婚，以得到他们宋家和虞洽卿江浙财阀的帮助，买枪买炮招募炮灰。但我们又要装出犹豫的样子，迟迟不肯入教。我父母知道我最怕被说成不孝，就会利用一个孝字逼我去见我不想见的人，干我不想干的事，否则就骂我不孝，对此我深有感触。我们也要利用上帝的面子，逼洋人加大援助我们力度，出面保护我们不受日本人的欺负：一方面迫使他们在我们面前耐着性子，装出谦谦君子的样子和我们讲道理劝我们，不敢反性蛮横，利用他们的这种精神缺陷反过来控制他们。另一方面，一旦我们信了教，不仅会使他们以为完成了任务，反而不再容易得到帮助，还会使洋教在国内蔓延，搞乱臣民的思想，破坏我们的帝制基础，所以我们又要始终装出与他们若即若离的样子，又给洋人想头，又不肯中招。等利用完了，乘列强相互争霸打起世界大战，无暇顾及天朝时，将其一脚踢开。

帝制回神州，天地复又新，到那时，我的儿子也已长大，不需我再“扶上马，送一程”了，我就功成身退，辞去皇父摄政王，还政于他。我要隐居林泉，寄情山水，优游岁月，农禅并作，将自己和宇宙融为一体。这就是复新我响应习总的号召所做的“中国梦”。

历史已经过去，不可追。我放了这么多马后炮就是要让大家想想，大清让出江山，让奸党摸着石头过河，把中国当小白鼠试验了100多年所谓的“民主共和”，横试验竖试验，颠来倒去，死了无数的人，搞成今天这样，走投无路，茫然四顾，统治集团不仅没有了人才，尽是庸才，而且个个吃里爬外当裸官救美国。但与此同时，社会上突然有一个“鞑子”发出了复辟帝制的呼声，屡屡劝进最高统治者“改党天下为家天下”，“早日登基，克承大统”，难道这是偶然的吗？我们不难从中找到历史发展的必然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