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族儿女，这片净土的忠实守护者

     这是一位羌族小伙子。他虎虎地，“噔噔”闯进我视线，一下子把我想要问的话全堵在嘴里，一句都蹦不出来。我打量着这位羌族年轻人。羌族恭奉羊为守护神。他们称自己为羊的儿子。早在仓颉造字的时候，老祖宗就把羊放在儿子的上边，形象地造出了一个“羌”子。羊似乎是温顺谦让随和的代名词。可是现实生活中的羌族並不全是。你如果参观过他们的碉楼，看见过他们民居屋顶四角尖尖的白石块，阅读过羌族的历史，那么赫然在你脑海里出现的应该是忠勇的武士。

     和平时代，武士的好斗已经消弭，留在他们血液里更多的应该是忠诚。我想在面前的小伙子身上找到羌族的“忠”字。他同我差不多高。泽东式的头发又浓又黑，一根根直立着，油光铮亮。高原阳光把他的脸染成了古铜色。四方脸上，细细的眼睛，目光如炬；挺挺的鼻梁，鼻尖逗巧；宽厚的嘴唇，下巴圆实。

     好一个害羞的青年人。他被我看得难为情起来，忸怩着低下头，脚有意无意地在搓地上粘着的一块已经发黑的口香糖。憨态可掬。我有点忍俊不禁，但马上克制住，伸出双手去握住他提着金属杆子的右手说了声：你好。

     小伙子这才抬起头，正面地看着我，用很标准的普通话问我：老师，你找我姐有事吗？听了这称呼我知道这小伙子不是深山老林里的野孩子。因为至少这个称呼已经跟上了形势。现在国内人与人之间的称呼不再是“师傅，师傅”了，而是“老师，先生”了。果然，小伙子自我介绍，他是去年刚大专毕业。名叫葛扎康林，他让我叫他阿康。他说着话，腼腆地又低下头去，用脚搓那块口香糖。为了拉近距离，我让他叫我“强哥”。他抬起头，看着我好一阵没开口，我知道他在估摸我的年纪。他摇摇头好象是在说我不应该和他同辈。我坚持着说：朋友们都这样称呼我。阿康终于不情愿地吐出了“强哥”两个字，马上又低下头弯下腰，藏起他的难为情，去解决他脚下的这块口香糖。这块很固执地赖在栈道上的口香糖终于被他用力抠起，塞进了垃圾桶。

     我把阿康拉到栈道边上的一条长凳处，递给他一瓶矿泉水，请他坐下。我已把自己的辈份与阿康拉平了，我还想填平我们之间身份的沟壑。我告诉他，我在他那个年龄，我想要干他现在这样的活还求之不得。阿康两眼瞪得大大地等待着下文。我说：那时候，我插队落户在江苏农村，背对蓝天面对黄土，从鸡叫做到鬼叫。阿康此时释然了许多，看得出他心情放松了不少。我们坐在平平的一条长凳上融洽多了，象兄弟在谈话，象同事在聊天。

     阿康说：强哥！他似乎也熟悉了这个称呼，他的话闸终于开了。他说：这份工作是我争取来的，是很不容易拿到的。去年我姐阿真嫁到映秀去，才留出这个空位，让我给抢到了。阿康故意把“抢”字说的很响，听得出这字里藏着他的高兴和对抢到这份工作的得意。阿康指着已到不远处巡视栈道的女清洁工说：她是我姐姐。叫阿真。她尽管已嫁出去了，但是每次回家都要到黄龙沟山上来，说是不放心我干的活。实际上她是太想念这100米她曾经包干的路段。阿康停顿了一下，眼里充满着对她姐姐的尊敬。他说：我姐十五岁就开始在这儿干了，整整干了十年。我们羌族十八九岁的姑娘就要出嫁了，阿真就为这一百米的栈道拖了五年，直到我去年十八岁她看我行，才放心地走人。强哥，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正要问他这个问题，康林很聪明知道我嘴里的这个问题。于是他自问自答道：我们一家大小十几口人早先就住在前边的黄龙沟山坳里。我爷爷就埋在那儿。二十多年前，政府征了地，我们才迁到了山下。可是我们人到了山下心还在山上。我们离不开这世世代代住过的土地。后来政府修了栈道，把这一百米栈道的清洁工作先包给了姐姐，然后又转到我身上，一个月三千块钱。阿康的话里溢着满意和自豪。他说：不管给钱不给钱，不管有事还是没事，我们家里人都会上这儿看看。这里已是我们家的一部分了。这不，你看我叔叔康巴也来了。

     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过去。我看到一个中年人几乎是半跪在地上，拿着一块抹布，蘸着起泡沫的肥皂水在很起劲地擦拭栈道。这动作使我想起我弟媳妇早年半趴在客厅小心翼翼地擦拭地板的情景。我不解地问：阿康，这一百米栈道，你，你姐，你叔都来干，政府怎么给钱？惯于在钱洞里钻进钻出的我把什么事都粘在钱上，问出的问题听起来都俗。但是我是被人间烟火薰熟的，秽意难消。我一脸傻相，等着阿康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