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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父亲刘锡九（下）

作者：drhqliu 于 2016-6-6 08:39 发表于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通用分类:前尘往事

关键词：苏联红军, 师范大学, 宋哲元, 董事长, 党组织

忆父亲刘锡九（下）

1933年春，经党同意，我父亲决定去苏联红军大学（伏龙军事学院）学习，那是红军准备长征的前夕。那时候，蒋政府对出国人员控制得很严。我父亲当时被通缉，只好托付别人帮助办理出国证件。他编造了一份假姓名和假经历的材料, 经相关部门审查, 未获批准。若非托付的人可靠，险些若出麻烦。这样，花费了八，九个月时间盼着走出去的希望就此化为泡影。北平的同志得悉我父亲出不去，邀他去北平。当时坐镇北平的宋哲元是反蒋的将领，他欢迎革命人士协助他共同反蒋，抗日救国。征得组织同意，我父亲毅然于1934年春抵达北平，跟王守真，王振华等同志开始研究创办“通俗读物编刊社”。其宗旨在于宣传抗日救国，也注重于国民道德教育和现代常识的灌输。我父亲拿出了所有积蓄，即筹备出国的经费五万元，全部交给了编刊社。聘请了北京师范大学校长李微做编刊社的名誉董事长，顾颉刚为社长。编刊社即刻火爆起来。“通俗读物”，“民众周报”，“大众月刊”等相继问世。同志们邀我父亲长期搞下去，可他的党组织关系在上海，需转到北平。为此，我父亲于1934年夏去上海办理组织关系转移手续。出乎意料的是，联系点已被破坏。在那白色恐怖最猖獗的日子里, 我父亲化装在上海四马路各个书局转悠了有半个月，始终没有发现一位同志。再持续下去，十分危险。于是，我父亲就在这种平生从未曾有过的痛心情况下, 回到了北平。我父亲的组织关系是上层关系，负责同志都转移到江西根据地去了，一般组织解决不了我父亲的组织问题。不久，红军北上长征开始, 想回根据地去找组织关系，也不可能。内心万分痛苦！！！为了减轻内心的苦痛, 又在北平上起了朝阳大学。在学校里是学生，在校外则做编刊社的业务工作, 如此天天忙碌，略解心中苦闷。1936年秋，红军长征到达陕北, 我父亲和几位同志做了秘密的庆祝，觉得去根据地解决组织关系有了希望。这年秋，蒋介石又第三次通缉了我父亲。这次被通缉，他不介意。一方面我父亲在北平社会关系好，掩护的人多，另方面，北平不是蒋的直属地盘。但我父亲出入还是很小心。1937年七七事变，日寇入侵华北，“通俗读物编刊社”北京旧址被毁，我父亲在那里的全部财产被劫。他心中的痛苦可以想见。原定在那年6月以编刊社名义，组织去大西北（新疆）考察，考察团成员有李微，顾颉纲等十七人，我父亲的意图是想在归途中就便去延安。计划考察团7月1日从北平出发，我父亲在6月底为编刊社印刷业务去了上海，约定请他们在张家口等我父亲，晚些出发。七七事变爆发时，我父亲正在北上的津浦线火车上。车行至廊坊，铁路被阻，只得退回天津。几次想赴延安，几次被阻，可能也是命运安排使然。此时，我父亲的一切：党组织关系和钱财，全都失去了。无奈，1937年秋，回到我奶奶在天津的住处。1937年冬，绝望之中在津巧遇李楚离同志，他叫我父亲听候消息。后来，他从冀东根据地派来一交通员，嘱咐父亲不要离开天津，就地活动。从此，父亲的精神略有寄托。

1937年，父亲经人介绍与我母亲相识。母亲毛嘉盈，河北省南宫县城里人。毛家在城里是个大家。祖上因办义学，灾荒年间，施舍穷人，被誉为“毛善人”。毛家传到我姥爷这一代，家境败落了。我姥爷他们哥们儿三个，他排行三。我姥爷毛荫庭是个读书人，东北奉天（即沈阳）政法学校毕业。我姥姥，在我们老家叫姥娘，没有文化，姓房，无名，就叫房氏。我姥爷毕业后一直没有找到工作。他想去干他的本行，家里人不同意，说是“坑一家，害一家”。我三大伯在烟台发迹后，南宫的老乡们多前往投靠。一时有顺口溜：“会讲南宫话，就能把枪挎”。我姥爷也去过烟台，不是想挎枪，而是想找份儿工作养家糊口。遗憾的是，他没能在那里找到什么工作，只好悻悻地返回故里。我姥爷姥娘育有二男三女，我母亲是南宫县立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在那个年代在农村县城属鲜见知识女性。她在校时的学习成绩在三十多人的班上总是不出前三名。我母亲师范毕业后在老家做过小学教师。她是我姥爷姥娘的最爱。母亲排行第二，上面有一个哥哥，叫毛嘉麟，北洋大学（即天津大学）毕业，解放前曾在福建省马尾造船所工作。一次携款外出公干，路上被人谋财杀害，在南宫老家遗下孤儿寡母。

1938年春，我父亲和我母亲在天津结婚。当时，我母亲在我姥爷，姥娘和我小姨的陪同下，从南宫乘火车到天津北站，父亲等人到车站迎接。母亲随行带来几大箱陪送，后来，我父亲只让留下两个樟木箱及其内衣物，其余都退回去了。婚后，我父母先住在天津市劝业场隔马路斜对面的交通旅馆，后移居山西路上黄家花园附近的鹏寿里，跟我奶奶住在一起。一年后，全家又移居文星里13号。文星里位于成都道路北，山西路和长沙路之间。13号是个三层小楼。在这里，我们住到1951年夏季，之后搬迁东楼。

父亲被阻在津，历经日伪和蒋统时期。日伪汉奸，军统特务活动十分猖獗，社会复杂，环境极其恶略。尽管如此，我父亲还是秘密地宣传爱国思想，广泛团结各方面人士。父亲是位场面上的人，与他交往的人士很多很杂，其中包括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张申府，抗击八国联军的清朝爱国名将聂士成的后人等。其中也不乏国民党特务，这为父亲在天津解放后协助清剿特务分子奠定了基础。他还跟地下“津委会”（天津市工作委员会）取得了联系。父亲曾请示去延安学习，顺便解决党的组织关系问题。津委会负责人吴砚农批评说：“现在正是同蒋斗争最尖锐，需要你多做工作的时候，等紧张时候过去了，再解决也不成问题。有徐冰，李楚离做证明，那还不容易？”去延安没有获准，父亲打消了念头，服从了大局。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父亲在冀中根据地见到了老友侯浩平，自此，我父亲与冀中行署也搭上了关系。顿时，他觉得身后有了强大的后盾，重又焕发了青春。我记得，父亲常去冀中解放区。在那里小住数日，回到家里就唱起刚学会的革命歌曲，像“兄妹开荒”，“你是灯塔”等。我家也成了党的地下联络点，长时间住着解放区来的同志，我记得有侯浩平叔叔，蓝姨等共产党人。为此，我家也担着风险，一旦被特务发现，就会连累全家老小，幸好平安地过来了。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父亲兴奋得几夜未眠。1月16日，解放后第二天，父亲就协同解放军部队一起在天津搜索隐藏的特务分子，逮捕了特务20余人。我家也成了解放军一个骑兵队的临时驻地，尽管那时文星里胡同口被这个胡同里反共人士用树干筑起了高大的门，仍阻挡不了解放军在我家的进驻。我还清楚记得他们在我家驻扎的情景：解放军把他们的马匹拴在我家后门对面大空地的高坡上，一队人则住在我家一楼两大间的大客厅里。我也记得天津刚解放时，父亲带着我们这些大一点儿的孩子们去看解放军进城。那时他还不到47岁，他跑着，我们跟不上他。解放了，父亲高兴，把我也送进了小学，那时我6岁半，直接插班进了新亚小学一年级后半学年。1949年，解放军在取得了辽沈，平津和淮海战役的胜利之后，蒋介石为保江南，不得不坐下来跟共产党进行“和谈”。地下“津委会”给了更加繁重的工作：刺探军情，了解特务份子的活动情况等。

北平方面, 徐冰叫我父亲双管齐下, 一方面继续搜索特务分子, 另一方面在津设法打通国外贸易, 争取紫铜早日进口。这后一项对外贸易工作引发了使父亲深陷牢狱之灾的“三星事件”。

天津解放后不久，同年1曰31日北平和平解放，大军还没有过江。为了打通国外贸易，争取紫铜进口，费了很大周折，请出了大名鼎鼎的华洋律师赵鑑唐, 另有两位贸易专家：李树岩和谷静波。谷系中共党员，徐冰的连襟儿，李是国外留学。他们是三人三方，故起名叫"三星国外贸易行"。办公地点在天津市解放北路原市府花园市政府大楼后面毗邻的“利华大楼”。李为总经理，谷为副总经理，赵为经理。此时，父亲与“三星”并无瓜葛。公司成立后，说是赵负责对外贸易法律方面的工作，实际上，有关贸易上的事都是他一人在运作。徐冰和父亲是南宫老乡，也是朋友关系，北平解放后，徐是接受大员之一，后任北京副市长，他叫父亲从旁监督此贸易事。不久，谷静波被徐冰调到了北京，徐让我父亲接替谷的工作。父亲接受下来，成了该公司的副总经理，自此，误入“三星”鬼门。后

母亲在天津

来，“三星”出了事。据“法制日报”2000年9月18日刊登的有关“三星国外贸易行风波”的短篇报导，事件被定性为典型诈骗案。

时间走到2000年，“三星”事件已经过去近50年了。莫说50年前，就是60多年后的今天，司法不公，有法不依，恐怕仍是中国司法界的顽疾。50年前，还没有制定我们自己的法，因此，对于“法制日报”在2000年不能够反思司法部门当年的不公正作为，却仍旧秉持50年前的观点，拿此案作为一个典型的诈骗案，我真的感到遗憾，也替他们感到悲哀。

关于“三星”这一段，1961年我在上高中时就开始触及。据父亲讲，1949年初，华北对外贸易公司（以下简称“华贸”）接上级命令，让从国外进口一批紫铜，制造枪炮子弹用。我们当时没有外汇，就用诸如猪鬃，地毯等物品，以物换物购买紫铜。当时订立的合同牌价，父亲跟我说过，具体数字我记不起了。1949年4月23日大军过江后，过江前订立的紫铜牌价暴跌，造成牌价上的经济损失。这是我父亲的说法。可是，据“法制日报”说，华贸”副经理曹中枢结识了赵鑑唐。赵自称能够购得此紫铜。但因“三星国外贸易行”（以下简称“三星”）没有在外贸局注册，银行不予担保，交易事未能如愿。4曰16日，赵再去“华贸”，谎称注册手续即将办妥，当即双方签定了3000吨紫铜的合同。后由于“华贸”失误，又签订了1000吨紫铜的补充合同。并约定外汇由“三星”自行解决。货款凭银行保单提取，付款后40天内交货。货款总共是4.44亿元，并于 5月3至6日全部付清。又说赵鑑唐使用非银行保单，骗取了货款。赵得此款后，并没有联系购买紫铜，而是将货款的3.15亿存入天津12家银行和钱庄，另外1亿多留在自己手里肆意挥霍。法制日报还说，赵不顾国家法令以高价抢购猪鬃等统购出口物资。他投入市场的巨额资金，造成天津市场物价波动。经查，发现此重大诈骗案。这两种说法相去甚远。

按“法制日报”的说法，乍一看，是赵鑑唐在那里耍花招，说谎，采用欺骗手段骗取国家钱财。可是，仔细分析一下上述报道，其中似有隐情。

首先，外汇问题。说双方约定外汇由“三星”自行解决。要仅仅是口头约定，恐不能作为法律依据。要是已经见诸文字，即赵鑑唐真的在“华贸”同意，并签署了文件，那么一大笔人民币换成那么一大笔外汇，在那个国内内战打得正酣，国际封锁的环境下，谁敢说出这种话，其真实性都会受到质疑，“华贸”的办事人也绝不会愚蠢到这种地步，轻易相信这种约定。可“华贸”真的就相信了。其次，“华贸”在没有对赵鑑唐进行考察，没有弄清他说话的虚实，在赵谎称注册手续即将办妥，即“华贸”知道实际上还没办妥的情况下，就签了一个3000吨紫铜的大合同。随后，由于“华贸”的所谓“失误”，又续签了一个1000吨的补充合同。合同签后，就速速付款。关于付款的问题，做生意，买方提前付款的情况并不少见。在对于对方尚不甚了解的情况下，可先做小笔生意，然后逐渐将生意做大，这才是正常的。像这样貌似”糊里糊涂”地就把大笔钱财交给对方，则不多见。那真是一大笔货款，难怪赵鑑唐把它存入多家银行和钱庄。初看起来，“华贸”的相关人员也未免太蠢了，轻易地就上了赵鑑唐的当，大笔人民币被“诈骗”走了。不过，明眼人不难看出，“华贸”的做法是急着要签合同，急着要把钱送出去。为什么这么做呢？人民日报1949年9月12日社论“三星事件的教训”，对于“华贸”的”失误”道出了实情。社论说：“为什么华北对外贸易公司急于把紫铜丝货款付与三星国外贸易行呢？因为在当时物价正开始上涨，华北对外贸易公司急于把纸币付给三星，以免蒙受物价波动的损失。”换句话说，就是要“三星”担负这种损失。不过，“社论”恐还远没有完全道出实情。“华贸”的过顶聪明之处还在于他们对于当时国内内战形势，国共两军沿江对峙的局面能维持多久，有着比赵鑑唐“三星”们更为深刻的了解。他们知道大军过江在即，为防日后牌价损失，赶紧定牌价，签合同，钱出手。不是吗？4月16日签的合同，一个星期后的4月23日大军就过江了。5月3日还签了补充合同。5月3至6日钱已付清。牌价损失随后不请自到。这是赵鑑唐“三星”们始料不及的，而“华贸”早已成竹在胸。至此，“华贸”急于签合同，钱出手的作法，总算是找到了真正的缘由。

“华贸”的行为是一种什么行为呢？我想这是生意场上的道德问题，是损人利己的行骗行为。一个国家的大公司对于一个私人的小公司稍使雕虫小技就使“三星”就范，“华贸”的行骗手段不可谓不高。“华贸”这种行骗行为的实际结果又怎样呢？是赚了，还是赔了，我们不得而知。“法制日报”说，“华贸”亏损2.26亿元，其中4.44亿元里有4千万元损失，1.86亿元是牌价上的损失，皆由“三星”三犯负责赔偿。”（2.26亿元折合1953年人民币面值改革后的2万2千6百元，面值比为10000：1 — 作者注）“三星”赔了多少不得而知。听父亲说，富有的华洋律师赵鑑唐赔得倾家荡产，连赵的豪华公寓也被充公了。我家没有任何房地产，没有银行存款，没有能力做赔偿。李树岩跑了，可跑了和尚，庙还在，不知勒令他家赔了多少。赔偿有没有堵上窟窿，或许堵上了，或许没有都堵上，有损失。因此，损人的结果未必都是利己的，有时也有失算的时候，即损人不利己。反过来，看赵鑑唐“三星”们，他们可真的是被“损”了。经济上2亿多元的赔偿不说，人还进去了。当局随意抓人，赵首先被捕。父亲知道赵鑑唐被捕后，仍只身亲往有关部门说明情况，自投罗网，也被逮捕。随后，赵被判5年，父亲被判3年。李树岩跑了，不是携款外逃。“三星”输得真惨!

说到赔偿，主要是牌价损失。这个经济上的损失，是由于大军过江这种不可抗拒的事件造成的，非“三星”方面能左右。这种人为无法抗拒的事件所造成的损失，不应该由或不应该仅由“三星”赔偿。可判决就是这样硬性决定的。宁让“三星”损失，也不能让“华贸”代表的国家损失。可国家的损失又是谁造成的呢？“华贸”损人不利己，投机取巧，行骗，自脱不了干系。“华贸”才是引发事件的主导者，其相关人员才是真正的罪犯，应被绳之以法的是他们。可实际上他们也不过被给予“记过”等的纪律处分。

法制日报还说，赵得此款后，并没有联系购买紫铜。既然如是说，赵为什么以高价“抢购”猪鬃，地毯等统购出口物资呢？他要是没有联系购买紫铜，也不知道能够以物换物购买紫铜，为什么去“抢购”呢？另外，从赵在银行和钱庄存款看，当初赵存入的3.15亿，冻结“三星”在银行和钱庄的存款时也剩下2.1亿，钱花掉不少，去购买统购物资了，能说赵鑑唐没有在购买紫铜的道路上前行吗？按“法制日报”报道，关于购买猪鬃等物品换取紫铜一事，赵鑑唐跟“华贸”商讨过；为购买猪鬃等统购物品，也曾向“华贸”提出过要求。在我们没有外汇的情况下，用猪鬃等物品折算成外汇，购买紫铜，不失为解决问题的上策。这也就是父亲跟我说过的“三星”的初衷。所以，“法制日报”有时不能完全说出实情，有时其说法甚至是自相矛盾。再者，“法制日报”不是说“华贸”付款后40天交货吗？从事件发生经过看，5月3至6日“华贸”将货款全部付清，可赵鑑唐和父亲5月27日就被捕了，距离交货期限还有近20天就抓人了。要是到了交货期，不能履行合同交货，抓人与否，还要视情况而定。可还没到交货期，怎么就抓人呢？至于说，赵鑑唐给“华贸”的银行保单不是真保单，可以找赵鑑唐交涉吗？或许是赵鑑唐一时疏忽，哪里搞错了，也不能就作为抓人的理由。假保单能够哄骗人于一时，不能长久，这是凡人皆知的道理，何况是作为大律师的赵鑑唐？总之，说到“三星”诈骗，实际上是“华贸”怕物价波动导致经济损失，成心让“三星”把钱取走，不是小钱，是大钱，放在“三星”手上。一旦“三星”拿到了钱，又反咬一口，说“三星”诈骗。当年“华贸”的胡搅蛮缠，司法办案过程中的不公平，不公正，于此可窥见一班。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所谓的“三星”三犯，他们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受害者，理应在50年后获得平反，岂料“法制日报”却仍旧操着50年前一样的腔调，假话真说，怎不令人感到可怜可悲？倘若“法制日报”当真代表了当今司法部门的观点，21世纪中国的法治还能有救吗？

李树岩系国外留学，国际贸易专业的行家里手，赵鑑唐乃华洋律师，都是专才人物。父亲不懂国际贸易，不管他出于何种考虑承接此项工作，是看在朋友的面子上难于推脱，还是为了共产党的利益，或兼而有之，出发点应该说没有问题。然而，没有估计到此项工作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这是父亲事前欠考虑的地方。一句话：当初根本就不能介入。实际上，我父亲接受此项工作时间并不长，满打满算也不过寥寥数月。谷静波走的时间并不久。公司的人选是他敲定和请来的，公司是在他手上成立的，对于“三星”事件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事发后谷静波一推六二五，以图自保。徐冰先是把谷静波调走，之后把这么一项紧急和重要的任务安排给一个非共产党的外行人去做，本身就是人事安排失误。事发后他理应承担部分责任。或许他知道此事的危险性，故意将他的连襟谷静波调走，脱离危险地，那就无从知晓了。父亲接受了公司副总经理的工作，实际上是在以非共产党员身份为共产党办事。出了事情，有关方面，像徐冰，他了解我父亲的历史和为人，应出面讲几句公道话。遗憾的是，事发后，他不承担责任，自己推脱外，也没能讲好话。津委会的头儿吴砚农也不见了。父亲一人有口难辩，身陷冤狱三载。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无法可依，无理可讲，只有忍气吞声，听任宰割。行文至此，当年司法部门在处理“三星”事件上的一言堂，不公正，带有明显倾向性，一目了然。这种恶习在解放后十多年历次政治运动里，多有“上乘”表演，至“文革”时达到顶峰。最近看到一篇文章，里面写道：“像XXX所遭遇的这种说你是什么，你就是什么”【12】的制度肯定是最危险的。这代表了“文革“几十年后，人们痛定思痛对于制度的最好反思。

父亲1949年5月27日被拘捕后，长时间都没有下文，就“羁押”在那里。后经多次过堂，1949年8月24日正式宣判后，在天津西头监狱里面当起了犯人的领班，领着犯人干体力活儿。曾到过天津市毛纺三厂等工厂。1952年夏出狱。父亲在狱中写了不少文字材料，给人的感觉是委屈，压抑和无奈，他承认他自己是弱者。是呀，一个人怎么能够对抗一个国家政权呢？就像文革期间徐冰被冤枉致死一样，有口难辨。在狱中，父亲罹患高血压。

在此次所谓的诈骗案里，我父亲作为公司的副总经理受责。父亲并没有收受公司的任何不易之财。倘若他真的收受了“三星”的钱财，我家在父亲入狱后不会过着贫穷的生活。我那时已经记事。母亲没有工作，父亲出事后，家里在吃饭上都成了问题。记得母亲常变卖家里我父亲以前存下的物品，生活十分穷苦。

我奶奶在我父亲入狱后不久就离津回了南宫老家，跟我四大伯在一起生活。从我奶奶在50几岁时的半身照片看，她面容端庄，从容淡定，不胖不瘦。后来因了一次在天津被自行车撞倒的车祸，失血多，没再胖起来。在我儿时的记忆里，我奶奶是个消瘦的形象。她老人家在我三大伯发迹时大富大贵享受过，中年丧夫，老年丧子的人生三大不幸中的两大不幸也经历过，确实是一位性格坚毅，心胸开阔的女性。如果在老年时心灵上能够得到适当的安抚，晚年还能更长寿。岂料，父亲又出了事，对她老人家打击委实太大，难以承受。回到老家后没多久就病故了。父亲最终也没能见上自己的老母一面，十分内疚和心痛。

我奶奶离开天津后，我母亲把我姥爷和姥娘从南宫老家接来文星里居住。我姥娘不久得了脑血栓，无钱医治，从未给她老人家看过一次病，遂转为半身瘫痪。姥爷后来觉得不适，在位于成都道上的恩光医院看过一次医生，被诊断为膀胱癌。也就只看过这一次，家里没有钱再为他老人家看医生，吃药。我记得姥爷高高的个子，宽凸脑门，身子奇瘦，总是唉声叹气，那是因为癌症晚期疼痛的缘故。没有止痛药，最后，活活地疼死了，那是1950年的事了。我姥爷享年仅50几岁。我小时候在文星里胡同口没少见过出殡的，因为成都道是一条通往西南边墓地的大路之一。那棺木架得之高，殡葬队伍之长，家属坐着箱型马车，有吹有打，那个气派。我姥爷出殡则显得寒酸。我从家里二楼阳台上看到的情景是：一个平板人力车拉着装着我姥爷遗体的棺木，我母亲他们姐弟妹几个穿着粗白布做的孝衣哭着步行跟在后面，没有吹打，最后，埋在了叫梨元头的天津市西郊区。

父亲入狱后，我家交不起昂贵房租。我的姑表哥在位于现在河西区的东楼为我们找了房子，那时叫东楼村。往南不远就是南楼，那里有一条大道叫围堤道，道南那时就是渺无人烟的大开洼地。1951年夏，暑假期间，我家从文星里搬到东楼村永发大街101号。从这座宅院再往西走10几米，就是大片乱坟地了。东楼当时就是农村，多为土坯房。我们租住的是少有的四合院青砖瓦房，虽只住两间，也算不错。不过，我们的入住可肥了那房间里面原有木板床床缝儿里的臭虫，我们姐妹兄弟凡是睡在外间屋那个床铺上的都被咬得先是痒，抓破了就化脓，之后结痂，痂掉了就是一个大疤，疤则伴随我们终身。另外，院子大门隔着一米多宽的小土路正对着一个熬动物骨头厂后门。厂里弥漫出来的臭骨头味，至今回想起来令人作呕。从文星里的独居三层楼房，优雅的环境，礼貌文明的邻居，到东楼村的大杂院，周围的土坯房，粗俗的村民，臭骨头厂，房子后面倒屎尿的臭河，如此巨大的居住和生活环境落差，我们还小，也活过来了。我还清楚记得我姥娘是坐着挎斗三轮车，人半躺在车里，到达东楼村住处。在搬入东楼村后，可能由于搬家过程中的颠簸，不久，她老人家就与世长辞了，享年仅50几岁。我姥娘的形象永远刻在我的脑海里：她老人家个儿不高，头发黝黑锃亮，根根梳理得平行，在后面盘成一颗小籫儿，上宽下窄的瓜子脸，秀丽善良的眼睛，身穿黑色大襟棉衣和下绑脚带的黑棉裤，一双秀气的缠足小脚，是位十分利落和慈祥的老人。我姥娘故去后也埋在了梨元头，与我姥爷相伴。

1952年夏天，父亲出狱后，与家庭团聚，就暂住东楼村。这期间，张鲁泉叔叔曾乘坐轿车从北京专程来津看望我父亲。车到骨头厂东侧，因土路狭窄，就拐不进去了。司机走到我们家，我还去见了张叔叔。据姐姐们说，张叔叔临走还给留下了些钱。张鲁泉回到北京，把父亲的情况向徐冰和李楚离做了汇报。徐冰当时是北京市副市长，李楚离是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徐冰曾要求父亲写一份检查。父亲说，三年冤狱就够晦气，安能再做检查？坚持不写。在我的记忆里，我父亲跟徐冰此后再没有联系。不久，我父亲被告知工作安排计划，有两个地方任父亲挑选，一个是安徽省，当时曾希圣任该省省委第一书记，一个是河北省。父亲说，自己是河北省人，就在河北吧。刚从监狱刑满释放出来的“犯人”，一出监狱就被安排了省政府的工作。1952年底，父亲只身赴当时省会在保定市的河北省人民政府就任工作，职务是省政府参议室参议，行政13级，即高干最后一级。曾有再晋级的机会，但他执意放弃了。半年后，全家开始搬迁保定。1953年4月份左右，作为第一批，父亲带着我们姐弟几个上学的先期去了保定。

到保定后，我们暂住省政府内的参议室小院。后来，作为第二批，妈妈领着还没有上学的弟妹到保定来团聚，也住在这里。现在那里恢复保定直隶都督府旧貌，我们当年的卧室已成旅游参观景点。父亲每天在他的办公室上班，阅读报刊，看文件，有时开会，不能说很忙碌。

省府大院之后，我家还住过东升街，最后搬到省府前街胜利胡同17号。从天津搬迁保定后，除了父亲的几个皮箱和大铁皮箱，我家使用的都是公家简陋的家具。在胜利胡同17号也不例外，铺板和铺凳支起的大通铺，供孩子们之用。父母则使用一张旧双人木床。家里摆放着旧办公桌，旧桌椅，旧单人沙发等。

父母的卧室里，靠近窗户的墙上挂着两张照片，一张是梅兰芳霸王别姬的剧照，另一张是父亲最喜爱的镶在镜框里的茶色老相片，这张照片后来在天津金星里72号墙上也挂过。上面有四个人，前排两个坐着，分别是刘满西和邝继勋，后排两个站着，分别是侯浩平和我父亲。这张照片该是1929年摄于山东烟台。1929年8月至这年冬，邝继勋曾在上海中共中央军委工作【13】，期间应到过烟台。刘满西1929年10月始也曾在烟台刘珍年部工作。他1930年夏季离开烟台后陆路去了鄂豫皖苏区；邝继勋也于1930年11月被上海党中央军委派往鄂豫皖苏区。邝继勋任红四军军长。1931年11月，红四军与红二十五军合并为红四方面军。刘满西成为红四方面军一个团长，他骁勇善战，战功卓著，被军参谋长徐向前誉为“虎将”，后升任师长【14】。上世纪三十年代，张国焘先是“空降”鄂豫皖苏区，后主掌红四方面军。他居心叵测，排斥异己，以莫须有的罪名先后杀害了几千名无辜红军将士。刘满西和邝继勋曾跟张国焘进行过针锋相对的斗争，不幸于1933年春，夏先后被张国焘杀害。我还清楚记得，我在大学放假期间在金星里72号东单元听父亲讲述他当年惊悉1941年皖南事变新四军蒙难，刘满西的魂灵来找他：他居室桌上的座钟自己倒了，魂灵闹了几夜。父亲为他的好友烧香祈祷，祝他一路走好。其实，刘满西早在八年前就牺牲了，也许这是迟来的灵魂借着皖南事变看望和告别自己的老友。1937年春，在延安批判张国焘错误时，毛泽东说：“邝继勋同志是好同志，被张国焘错误迫害，应作烈士对待。”【13】后中共中央追认邝继勋为革命烈士。刘满西的官阶未及毛泽东直接过问，无疑亦是革命烈士。

到保定后，父亲的生活和工作稳定下来，我父亲和母亲想起刚过世一年的我姥娘，要是活着，那时也只有50多岁。他们对我姥娘过早离世深表惋惜和痛心。我姥娘得的是脑血栓，治疗及时的话，四肢功能能够完全恢复而延寿。我家是九口人，父亲上班，孩子上学，只剩母亲一人在家料理家务兼买菜做饭。忙不过来时，也先后请过保姆。要是我姥娘在，她老人家不但能跟母亲做个伴儿，搭把手，针线活儿也极好。

父亲出身农村，仍保持着农民喜爱种植的习惯。在胜利胡同17号大院里，他亲手把我家门窗前的土地刨开，搭上架子，种丝瓜，梅豆角，黄瓜，苦瓜等。随着丝瓜，黄瓜和豆角成熟随着摘吃，每年总有收获。侯浩平叔叔是个京戏迷，父亲也喜欢京戏。周末晚饭后，父亲常带着全家去保定“新新大舞台”看京戏。要上一壶茶和一些黑瓜子，边喝茶，嗑瓜子，边欣赏戏剧。晚间游古莲花池也是他的爱好。兴致来了还领我们去逛“马号”商场。有时候在家里，他坐在床边，我们孩子们围在他身旁，有坐板凳的，有站着的，听他讲“水浒”等片段。

赵辉楼（1894-1960）河北宁晋人。早年曾参加北伐战争，后回乡办学。抗日战争时期，创办《抗敌报》，宣传抗日。1938年在家乡组织民众抗日自卫军，任司令员。后改编为八路军冀豫抗日游击队，任司令员。1939年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副旅长。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时期，任太行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建国后，任河北省人民政府参议室主任，河北省政协副主席等。1960年9月28日病逝【15】。

父亲跟参议室的参议们关系融洽，特别是尊重参议室赵辉楼主任，赵曾参加过北伐。父亲虽然失去了党的关系，可他曾经是早期的共产党党员，也参加过北伐。两人关系亲密无间。赵主任逝世后，父亲跑前跑后，为他张罗后事，安抚家属，显示出他们之间的深厚情谊。父亲过去受过冤屈，在关键时刻仍站在共产党一边。这时，共产党才看出父亲对它的忠诚。多么迟来的信任！同年他被安排在位于保定市的河北省社会主义教育学院学习，吃住在校。经过有计划和系统地学习，父亲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有了提高。两年后的1960年，我父亲58岁的时候，获国务院任命为河北省粮食厅副厅长。那时，天津市划归河北省，省直机关搬到了天津。因此，父亲只身赴天津就任工作。临行前，侯浩平叔叔对我父亲开玩笑说：“伙计，这回可把你给拴住了”。侯叔叔在共产党里摸爬滚打几十年，深谙共产党内斗，在老年时几乎不问政事，辛勤工作之外，悠闲度日。他涉世颇深，经验老道，尽管对共产党忠诚有加，却不似父亲对共产党那么痴情。侯叔叔的话说到了点子上，父亲后来就在这个岗位上一病不起，卧床六年半后病故。历史好像是在捉弄人似的，1952年，父亲为了工作只身去了保定，随后全家从天津搬迁保定；八年后的1960年，父亲为了工作又回到天津，全家又从保定迁回天津。这八年对我们来说好像是一个轮回。

河北省粮食厅搬到天津之初，跟天津市粮食局一起拥挤在解放北路的大院里。后来，河北省在河西区尖山盖起了新楼房，省粮食厅搬迁到尖山红霞里的一所三层小楼里。在粮食厅，父亲开始了新的生活。不再像在参议室那样悠哉悠哉了，要统筹整个河北省的粮食工作。总是看文件，开会商讨问题，经常下乡视察。父亲在粮食厅里论年岁是长者，跟所有人都关系融洽，上至厅长，副厅长，下至职员，司机等。我父亲刚到省粮食厅不久，那时还挤在解放北路天津市粮食局大院，一次牛副厅长突然晕倒在办公室里，不省人事，是我父亲及时赶到，找人送他到医院，救了牛副厅长一命。父亲年轻时曾吸烟，喝酒，很有酒量。到老年已戒烟酒。河北省在河西区尖山那里盖起了家属宿舍。我家在1961年上半年从保定搬回天津，住在尖山金星里72号西单元。每次我假期回家后，少不了要听父亲给我讲马列，讲政策等。我记得我坐在放在我父母亲屋子里靠门边一个角落的木箱子上，父亲坐在他的小木床上，听他讲课。他讲得头头是道，有党的政策，有马列理论，也有哲学，一讲就是个把小时。我想，这是他从文件和党的期刊杂志上学来的。父亲那时长期订着“红旗”杂志。后来，粮食厅关彬厅长搬走后，我家挪到东单元。我父亲就是在这个单元里生的病，六年半的卧床生涯及出院后，都住在那里。“文革”初期，我们姐妹兄弟多不在家了，我大姐那时在省医院照顾父亲，我母亲怕被炒家，引火烧身，由我的姨表妹帮着，在这个单元里烧毁了太多有价值的资料。我见过至今还能记起的有：我三大伯穿军装佩戴“不怕死，不爱钱，救国家，救人民”袖章骑大白马和骑大红马的大照片各一张，我奶奶跟她的四个儿子在一起合影的大照片，刘珍年胶东暂编第一军的军旗，刘家族谱，还有我父亲在烟台时的照片，大量的旧信件，书画等等等等，都是珍贵的历史资料和文物，统统付之一炬，而今忆起，心都疼。当年随着我们这些孩子们长大，多离父母而去：二姐在天津音乐学院附中和院部声乐系求学七年。二姐周末回家，父亲有时兴致好时，也唱歌儿给她听。不过，二姐说，连我妈都嫌他唱得不好，总跑调儿。父亲不关心自己，他有血压高的病，早在保定时单位劝他去疗养院，他不去，说那是悠闲人士去的地方。到省粮食厅后，父亲60多岁还经常下乡，到农村去视察。父亲这时候已不像他年青时代，西服革履，一表人才，他显见衰老了。他穿着朴素，灰布的制服上衣，下面是灰布的肥大裤子，戴着草帽，一副农村干部的形象。只是他的脸，手和身上的皮肤洁白细腻，头发黝黑有序，又不像是个农民。他从农村回来，在家里常发感叹，为解放十几年来农村农民依然穷苦深表痛心。父亲还记挂着他的家乡，一次利用下乡视察的机会，就近去了一趟刘家庄。村子里男女老少来了不少人，叫他什么的都有，有叫他小名的，也有叫他太太爷的，热闹的欢聚了一番。父亲还关心厅里的年轻同志，他/她们有些心事，愿意跟刘厅长述说，父亲也愿意为他/她们上些建议。厅里的轿车能不坐就不坐，比如父亲上下班，也是路不很远，都是步行，从不坐车。他也严禁家属使用公车。看到现在国内那些贪官污吏的胡作非为，我不禁想起三年困难时期的父亲，那时他做着掌管河北省粮食的大官，可他自己和他的家属像全国人民一样几年内都吃不饱，饿肚子。1961年初，春节前夕，就是我临近高考前半年，可能是我学习好犒劳我，母亲带我一个人从保定去天津过春节。那时父亲他们的省粮食厅还挤在解放北路天津市粮食局大院。妈妈和我跟父亲一起在食堂吃饭，我也只能吃半饱。人老念旧乃人之常情，父亲也不例外。尽管他对他的侄儿，即我三大伯唯一的儿子二敏哥，不满意，这么多年了也还是想。我记得上世纪50年代后期，他跟我二敏哥一家取得了联系，先后亲去北京几次。第一次从北京回来时的情景我还记得：见到了老嫂子，即我的三大娘，他高兴。还兴致勃勃地谈起在北京第一次见到我二敏哥第二任太太张尔敏。我二敏哥跟他说叫“尔敏”，不是“二敏”。普通话里“尔”和“二”这两个音发音部位有差别，容易区分；但南宫话里“尔”和“二”发音部位完全相同，只是声调上有些微差别。还带回北京二敏哥一家人的合影。我在北京上大学时，父亲还领我去过皇姑院二敏哥家。父亲一生耿直，清廉。记得我母亲跟我们说过，他在烟台刘珍年部队当着大官，又是军长的胞弟，县太爷们唯恐巴结不上，送礼的大有人在。俗话说：“官儿不打送礼的。” 可他就打送礼的。不但不接受贿赂，还连骂带卷把人和礼品包袱一概推扔出门外。父亲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财产，也没有为我们安排下什么好的工作，我们姐妹兄弟都是靠自己努力奋斗。但是，父亲有一颗纯洁善良的心，不爱荣华富贵，无私奉献革命。解放前抱着救国救民之心投身革命，解放后则是爱国爱民敬业工作，父亲的这种高尚品德使我们做小辈的终生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