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知者无畏

      若问什么人能做到无畏？或许很多人都认为只有临死的人才能做到无畏。知道自己的生命已到尽头，横竖都是死，恐惧感自然不存在了。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在中国大陆时曾见过枪毙死刑犯，有不怕死的，也有吓瘫后被刑警拖着走的，死囚不全是无畏的。那么，什么人才能做到无畏呢？还是俗话说得对：无知者无畏。细想之，当大难临头时浑然不知，怎会产生恐惧感？

      凡在中国大陆长大的人都知道政治思想教育的重要性。在那火红的年代里，中小学校的课程中都设有政治课目，且在成绩单上列为首位，突出政治挂帅，目的是培养又红又专的革命接班人。学校会经常举办一系列“忆苦思甜”活动，包括邀请些老人们来学校给我们讲述旧社会的苦，赞扬新社会的甜。“忆苦思甜”活动提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光嘴说不算，得有行动，学校组织学生去郊外挖野菜来煮食。为了仿真，故意不放油盐，味道特苦，像吃药一样难以下咽。举办忆苦思甜活动在文革中极其普遍，几乎成为一种形式，定期举办。那时几乎人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尤其是那些大人们。

      无论是老人的泪也好，野菜的苦也罢，那只是一时难受，挺一下就过去了。只是在我当插青时，才切身体会到农村的苦。那种苦不单单在吃的方面，还有住宿和卫生环境的艰辛，统称艰苦。那时才明白艰苦是没有阶级性的，也不分新旧社会，人人皆苦。特别是对六十年代初发生的那场不堪回首的大饥荒，农民们回想起来不寒而栗。

    带队干部老乐原是省检察院的副庭长，这次全家下放到农村，与我们这些插青们在同一个村里，与其同行的还有几位大学老师。知青的具体善后工作归他管，老乐爱出风头，别出心裁为我们举办过一次忆苦思甜思想教育会，请本村唯一的雇农金生伯为我们讲述他在旧社会里所受过的苦，地点就在金生伯家。

  整个过程是由老乐提议，生产队长国康叔主持，雇农金生伯讲述。

在国康叔的开场白后，轮到柯金生发言。谁知金生伯竟大唱反调：“旧社会有甚不好？一年我挣到二十四担谷，现在我连饭都吃不饱！谁会给我二十四担谷？谁！”

  国康叔赶紧阻止他：“要你说旧社会受剥削的事，你扯别的干嘛！”

  金生伯心里正窝着火，被国康叔一训，乐得泄个痛快：“甚个剥削？我帮他做事他给我谷，现在一年制到头啥都没有，你说哪个苦哪个甜？”

  当时我们都惊呆了，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打小学起，学校就没少给我们上阶级教育课。除了课本里写的阶级苦和血泪仇之外，还去过市郊接受真人教育。诉苦者无一不是一副痛哭流涕，悲惨至极的样子，哪像这个反骨汉。种种疑问在我们心中产生：这坏蛋怎会是全村唯一的雇农？是不是冒充的？看这金生伯其貌不扬，怎么看也不像是个好人，极像电影中的汉奸特务。他竟敢明目张胆地发表反革命言行，明摆着就是个现行反革命嘛！要不就是个隐藏下来的国民党特务！假如在我们大城市里，他有几个脑袋啊？按照红卫兵的习性，当时我们真想把这个“现行反革命分子”揪出来斗！老乐见我们的神色不对，拼命向我们使眼色，冲动的情绪被压制了。

  这个“现行反革命分子”口无遮拦，一发不可收拾，忆苦思甜会倒成了忆甜思苦会了，场面异常尴尬。更令我感到意外的是，老乐和国康叔一句话也没说，竟不敢出来斗这个坏分子。既然他们主持人都不敢起来制止坏人亵渎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大家也不支声，关我们屁事！

  金生伯长期生活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偏僻山村，连县城都没去过，哪知外面的政坛风云变幻。他的想法很单纯：即使改朝换代也不关他的事，还是种田，难道人不要吃饭么？他不知世上有因言获罪这回事，更不会顾忌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有屁就放，有话就说。或许他明白，只是人已落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什么也无须顾忌了，就实话实说了吧。

  由于柯金生的不合作，这会闹得不欢而散，草草收场。连真正的无产阶级分子的思想都这么反动，估计其他那些贫下中农也好不到哪去。从此不再有类似的活动举办了。

  忆苦思甜思想教育工作是城里人的洋玩意，乡下人不兴这个，没必要。由于穷，这里人的思想极为反动，公开反党反毛主席，什么话都敢说。有时我们会提醒农民：胡言乱语会招来麻烦，难道你们不怕坐牢吗？可他们说得好：怕个屁！坐牢还是种田。我们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是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没料到这些教育者们的思想比受教育者更反动。到底谁教育谁呀？原本定格了的意识形态开始受到冲击。

  后来我们真的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火种传播到这里，曾一度闹得这里鸡飞狗跳的。在新与旧的较量中，我们发现，这里的阶级矛盾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严峻，远不及族系矛盾激烈，这里的人们仍保留着原始淳朴的情感，亲情高于阶级情。

  事到如今，回想起来觉得我们的行为十分幼稚可笑，都是些十五、六岁的娃娃，字没认识几个，是非对错分不清，能懂得什么是革命？六四，五四，反右，文革，无知者无畏。

休里

July 3，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