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信仰危机的祸根

中国人传统的信仰，与西方人所讲的信仰，无论概念、定义、内含、本质，还是目的、手段，都完全不同。所以，笼统地问“中国人有没有信仰？”，不加区分地说“中国人信仰危机”，非但不能厘清中国人的信仰问题，反而容易造成更大的思想混乱。

现代西方人所讲的信仰，主要是指个人的宗教信仰，比如犹太教，天主教，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等等。宗教有三要素：教主、教义、教团，三者缺一不可。中国历史上虽然也有所谓的“儒、释、道”三教，但三要素从来就没有齐全过，最好的时候是“三缺一”，最坏的时候是“一缺三”。

佛教传入中土后，教义被严重本土化，僧侣数量虽然众多，但始终没有形成独立的阶层，信众更是在家在庙随缘修行，不成团体。道教的教主一向不定，教义雅俗难辨，教团也无从谈起。儒教倒是教主、教义、教团三者齐备，最接近西方宗教，可惜教主孔孟都是人，没有被提升为神。

中国没有西方式的宗教，当然也不可能有西方式的宗教信仰。如果我们完全按照西方的标准，问中国人有没有信仰，回答肯定是“没有”；但如果我们按照中国的标准问同样的问题，答案无疑是“有”。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信仰问题在中国人中造成的认知混乱，一点也不比婚外情问题轻微。情人是西方人的概念，中国实际上只有恋人、夫人和如夫人，并没有西方人定义的情人。然而，我们很多的官员男、高富帅男、小鲜肉男和屌丝逆袭男，却压根不懂辨别，以为中国女人真的开放到如西方女人一样，情来如潮，情去如风，结果全被套牢绑定，背的很重，死得很惨。

那么，中国人的信仰又是怎么回事呢？

根据钱穆先生的研究发现，中国人的宗教信仰从根上就被阉了，变成了政治的太监。所谓政教合一，从来都是政治在上，宗教在下，政府管辖宗教人士。

他说，老祖宗黄帝时设有天、地、神、祇、物类五个大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也就是说，除了管人事的官员以外，另设有司天地、祭奉神祇的专员。古代的“神”指天神，“祇”（音奇）则指地神。司天即观察天文制作历法，指导农业生产，在当时是很牛的，后世流传的黄帝历法就是这种官制定的。

祭祀神祇就是宗教事务。由于中国历史上始终没有僧侣阶层，宗教没有独立性，凡有宗教意味的事都融合在政治里。宗教专员属于行政官员序列，不能干预民事。《史记》记载：“民是以能有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灾祸不生，所求不匮。”

这种政教分治，政管宗教，以政代教的做法，既不会让民众产生迷信，也不会让神灵为人所用，神与人双方都能保持纯洁。人对神恭敬不敢亵渎，不至于闹出两边战壕里共求一个上帝保佑的笑话。神对人只是普遍的降福，赐给人民丰收的五谷。人对神的义务就是拿祭品供献。神对人类全体讲话，个人并不能单独向神祈求。封禅或祈雨禳灾的大事，只能由天下共主来执行。

黄帝是道教的教主之一，所以，后世的道家分子还能继承其衣钵，尊奉神明，相信“知神明然后知道德之不足为”。而重视人伦的儒家，为了解放人的自由意志和自主精神，鼓励士子入世有为，便设法把神明给架空了，号召人们“敬鬼神而远之”。追求人文兼爱的墨家，干脆把天捅破，直说鬼神是用来吓唬老百姓的。

这个传统影响至今，导致中国一直只有政治信仰、主义信仰和功名利禄信仰，就是没有百姓个人的宗教信仰。时至今日，执政的共产党仍然把政党的主义信仰和党员的政治信仰强加给所有民众，让其成为国家信仰，万民的个人信仰。所以，从远古的根，到今天的苗，我们从头到尾就没有宗教信仰这回事。

我们也可以据此看清，并得出结论，中国民众的信仰危机，实际上折射的是执政党的政治信仰危机、主义信仰危机和由功名而蜕化成利禄的人生信仰危机。要改变民众普遍的道德沦丧，靠引进外来的宗教是不能奏效长远的，当务之急，可行之策，还是首先整肃官员的腐败颓靡之风。

 共产党若不能尽快确立自己的正确信仰，依然抱着化缘还行、弘法无用的共产主义旧衣钵不放，或者一直在传统儒教与现实权钱色“欲”教之间游移、摇摆，那么，中国社会的水会更混，浪会更大，驾驭其上的船也一定会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