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习近平有当务之急

如果我们把习近平名字中的“近平”两个字，理解为“近”似邓小“平”的话，那么，习近平就不可能否定或超越邓小平；我们甚至连近平要走的政治路线，与小平所走的政治路线，到底是“形似”还是“神似”，可能都无法弄清楚。

不过，既然习近平“近似”邓小平，那至少有两点还是真实的。第一，两人在开局阶段所面临的困境，大体相当；第二，两人的政治对手同样顽固保守，且实力强大。所不同的是，小个子邓小平，面对难题，懂得回旋，善于借力，逐步达成目标，实现拨乱反正；而大个子习近平，身临险境却意识不到，还盲目自信，把自己不当人，结果弄得神也不是，鬼也不是。

想当年邓小平出山之时，中国正处在经济崩溃、民生凋敝、政治迷茫、百废待兴的当口，而毛左势力和“两个凡是”却像山岳一样横亘在前，难以撼动。邓小平并没有急着清算文革余孽，也没有马上冒犯极左思想的禁忌，而是先发动一场全国范围的大讨论，从理论上达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共识，让“两个凡是”信条，双脚并举，一屁股坐到地上。

实事求是，统一认识，才能解放思想。思想解放了，才能解决党内若干历史问题，彻底否定文革，平反干部，处理“三种人”，将热衷并擅长搞运动的“折腾”分子全部清除干净，让全党和全国人民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大搞经济建设，实现执政党的战略重心转移。邓小平因为策略运用得当，步步为营，环环相扣，结果不仅成功地改造了中国，也迎来了自己的辉煌时代。

习近平黄袍加身的时候，他的运气总体上比邓小平好多了。

首先，他没有被人家打击压制，象锥子投在麻包里那样，要靠自己毛遂自荐，脱颖而出。他赶上了江泽民和胡锦涛两任平民总书记，因为没有政治靠山和军政资源，不得不拉帮结派，玩老鼠抬轿游戏，结果腐败蔓延，威胁到共产党的统治根基，致使党内大佬陈云等决意改变领导人选用标准，公然启用“自己的子弟”，以求党祚绵延，不被清算的绝佳时机。

其次，王立军事件导致薄熙来意外翻船，这在客观上等于帮了习近平的大忙。前任总瓢把子胡锦涛的裸退，也相当于“莫邪投炉”、“赤鼻献头”。

人的政治生命，跟人的自然生命一样，童蒙时期太顺利，后来就要吃苦受罪。习近平上台之初，可谓紫气东来，祥云临照，一片和平景象。他的嘴巴里，似乎真的含着一个银勺子。可惜，他没有认清形势，探明风险，更没把对手放在眼里，结果出乎预料，自己牵牛下井。

本来，老邓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目的并不是要放弃社会主义，改行资本主义，而是想借助资本主义的市场调节手段和利益驱动机制，来刺激搞活已经枯井无波死水一潭的计划经济。打个比方说，讨个小老婆，本是想解决大老婆的不生育问题，而不是为了休妻。没想到，“借腹生子”竟让相公和二奶产生了感情，原配因受到冷落而产生嫉妒，于是就联合小舅子，一起攻击陈世美。

中国目前的左派势力，其实并不是文革的残渣余孽，而是前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退伍军人、失势特权阶层、失地农民、利益受损的城市居民、出国混得不好又回炉的loser等乌合而成的庞大的新型社会群体。说白了，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共产党大老婆的家族成员。

中国社会的所谓左右矛盾，左右之争，对共产党来说，不过就是妻妾矛盾，妻妾之争。共产党这个阳痿病人，当初他为了延续党国香火，维护其政权的合法性，不得不实行改革开放，迎娶资本主义的小老婆，靠姻亲和裙带关系招商引资，骗取技术和人才。

说实在的，共产党靠了这一招，确实成功地采阴补阳，活旺了自己，小脸儿红扑扑的。可是他喜新厌旧，乐不思蜀，过分沉迷于小老婆的热被窝，甚至还把大老婆的嫁妆和私房钱偷给小老婆用，如变卖国有资产，遣散国企职工。

这原本已经让大老婆气得牙痒，恨得肝疼，再加上邓小平防范文革矫枉过正，老百姓的言路被彻底堵死，文革中的老右派过于得意忘形、骄横跋扈，并且充满了对全社会的报复心理，搞得贫富差距太大，社会公平尽失，让大老婆忍无可忍，让无可让，终于起了杀心，要进行自卫反击了。

通常来说，女人之间的嫡庶之争，大多是大老婆带着娘家人把小老婆赶走，或者痛打一顿，或者斩草除根，杀了小老婆母子。现如今左派对民企、外企和富人的心态和身姿，就是大老婆对小老婆的心态和身姿。

如果习近平会做，他既没有必要一听河东狮吼便立即烧了金屋，杀掉阿娇，穿着小舅子的衣服，站到大老婆队伍里，高喊口号，要杀要剐；也没有必要一怒之下休了正妻，扶正小妾。正确的做法，肯定是安抚两造，静观其变。

习近平加强个人集权的做法，原是想规避邓小平之后集体领导的弊端，因为集体决策，出了问题集体承担责任，实际上等于没有人承担责任。七个常委，九个皇帝，各自为政，互不干涉，这样虽然避免了独裁和个人崇拜，但也严重削弱了中央的权威，导致政令不一，有令不行，政令出不了中南海。这个弊端在胡温执政时最明显，因而胡温的感受最深刻。

江泽民退而不休，老丝瓜挂在灯笼上。他之所以如此游刃有余，旁若无人，得益的正是这种集体领导体制。他就是靠控制常委中的族类数量，来左右中国政局的。习近平要想打破老人干政的被动局面，彻底消除集体领导的负面影响，重回个人集权，确实是一个不错的办法，而且一箭双雕，一棺二尸。

问题在于，习近平不应该仅靠“反腐”来加强集权。为什么这样说呢？

第一、什么是“腐败”很难界定。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都在奔小康，都在向钱看，没有谁能够跳出江湖之外。有一些“腐败”属于共产党的内部违纪，有一些属于国家经济法违法，更多的则属于经济社会的“不可避免”现象或正常现象。

我举个实例，便于大家理解。1999年春天，我代表广东粮油去西安催收货款，碰巧正赶上陕西粮食厅在整肃党员纪律。厅纪检书记坐镇省粮贸公司，说有群众举报，某副总经理在和我们生意往来过程中有受贿行为，所以，他特地打电话到我住处核实情况。

我回答他说，你们是严肃党纪，不是司法办案，我没有义务配合你们调查。我们买卖双方所有的往来活动，都是按照经济合同规定的条款来执行的，如果你觉得有问题，可以查考经济合同。如果我们双方签订的经济合同合法，那你就没有什么可以怀疑和指责的。结果，我让他碰了一鼻子灰。

既然“腐败”已经由来已久，且形成规模，达到“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的程度，对如此积习成俗、惯性庞大的“腐败”现象，事前不设预警，不做界定，不从思想认识上做好统一工作，稀里糊涂地就贸然“反腐”，让大家都刹不住车，转不过弯来，这不是楞娃行径，又是什么呢？

第二、全民向钱看，是邓小平的号召；腐败的根源一在体制，二在邓小平的政策。

所以，习近平若真想反腐，真想达到“救党”的目的，也只能在改动体制和否定邓小平政策，两者之间，二选其一，哪怕只是部分地改动，部分地否定。与其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认认真真地将改革开放以来的若干政策偏差、失误，大胆地进行一番回顾和清理，该否定的彻底否定，该肯定的明确肯定。直接杀掉猴王，难道不比杀鸡儆猴效果更好吗？

有人说，习王反腐，几乎把所有人都得罪完了。我觉得他俩的初衷肯定不是这样的，而是他们对形势判断有误，对国情没有做好充分的调查研究。假如习近平有当务之急，那显然是放宽界定腐败概念，缩小打击范围，不要让所有的人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感到紧张；要知道，人人自危，最后必然会威胁到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