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子弟傅履仁:美国首位华裔将军

作者:车辙  于 2015-12-14 19:31 发表于 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通用分类:文史杂谈

关键词:美国

傅履仁(John Liu Fugh,1934年9月12日-2010年5月11日),满族,著名社会活动家傅泾波之子,曾在美国陆军服役长达33年,成为了其历史上首位华裔将官。1993年以少将军衔退役后,曾任麦道中国总裁、波音中国副总裁、美国安然国际公司中国区董事长、大西洋委员会理事、以及美国华裔精英组织“百人会”的第四任会长等职。傅履仁晚年致力于中美两国友好交流,曾多次造访中国,并完成了司徒雷登归葬其出生地杭州之遗愿。2010年5月11日,傅履仁因心脏病发作,在马里兰州国家海军医疗中心逝世,享年75岁。需要说明的是,傅履仁的父亲傅泾波是美国前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秘书。

八旗后代自幼接受西式教育

傅履仁于1934年9月12日出生于北京,祖上是满族正红旗。因为父亲的关系,傅履仁接受的是西式教育。小学毕业后,父亲以为傅履仁以后反正要到燕京大学念书,就让他先去学英文。但那时候傅履仁就知道“点头yes,摇头no”,于是到当时北京的美国学校去学英文。不过,傅履仁没有能够如父亲之愿进入燕京大学。因为北平在不久之后便解放了,傅履仁一家迁往南京。

1949年8月,父亲随司徒雷登踏上返回美国的飞机,傅履仁和母亲一起到了上海,在一所美国学校里短暂地学习过一段时间。考虑到傅履仁的学业,母亲设法获得了一张去香港的通行证。1950年2月,15岁的傅履仁和母亲一起来到了香港。不过到了香港之后也没学上,做了几个月的“无业游民”。

意外步入美国军界发展

几个月后,傅履仁和母亲从香港赴美,与父亲团聚。傅履仁十分勤奋,进入美国名校乔治敦大学外交学院学习,毕业后又进入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

在读大学二年级时,傅履仁在一个聚会上认识了还在读高中的宗毓珍,两人后来结为伉俪。宗毓珍出生在苏州,1937年来到美国。宗家有5个女儿,号称“五朵金花”,宗毓珍排行老三,她最小的妹妹就是后来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美国广播公司担任女主播的宗毓华。傅履仁曾笑着说:“我认为我太太是五朵金花中最漂亮的!”

步入军界发展对于傅履仁来说完全是一个意外。1957年,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攻读法学硕士学位时,傅履仁加入美国籍,并因出色的成绩引起军方的注意。就这样,傅履仁收到了参加预备役军官培训课程的通知,走上了从军之路。“当时,空军因为我戴眼镜不要我;海军陆战队需要参加极其艰苦的训练;陆军不需要这些,所以我最后加入了陆军。” 傅履仁事后这样回忆。

由于是律师出身,傅履仁进入部队后一直从事与法律相关的工作。“例如美国兵在国外犯了法,我帮助他们打官司。” 傅履仁说。期满后,美国部队对这个华裔小子非常满意,问他是否愿意留下来。“我可以选择地区吗?我想去德国。”傅履仁提出这样的要求。部队领导回答说“没问题”,就这样,傅履仁又开始了长达33年的职业军人生涯。

头衔多多最喜欢被称“将军”

原本只想参军3年的傅履仁优异出色,屡获杰出服务奖、国防部高级服务奖和军团优异奖等。1984年晋升为美国陆军准将。5年后,傅履仁肩章上的将星又加了一颗,成为陆军少将,职务是美国陆军法律总监,属下有1700多名军法官,主管美国数十万陆军官兵的所有法律事务。在美国军队200多年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出现华裔将军的面孔。

傅履仁对自己的军旅生涯甚为自豪,但他的父亲当初却对儿子的决定不以为然,认为“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直到他升到上校时,父亲的态度才开始逐渐转变。

傅履仁曾回忆说,在担任中校和上校时,曾经问上司,如何能圆将军梦。上司回答了一句傅履仁觉得永远正确的话:不管为谁工作,都要尽力做到最好。

在30多年的军旅生涯中,傅履仁正是靠着“要做就做最好”的信念,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这段经历成为他人生中最值得珍惜的财富。尽管退役后担任许多职务,但傅履仁还是最喜欢别人称他“傅将军”。

诸多荣誉

在30多年的军旅生涯中,傅履仁屡获杰出服务奖、国防部高级服务奖和军团优异奖等。

2004年,傅履仁获美国华裔先锋奖。

2008年,获美国移民局杰出公民奖以及全美亚太裔律师协会开拓者奖。

尘封往事,一直叫司徒雷登“爷爷”

大多数中国人都是从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知道“司徒雷登”这个名字的。傅履仁一家则与司徒雷登有着不解之缘。

1918年秋,傅履仁的父亲傅泾波在天津与当时身为南京金陵神学院教授的司徒雷登结识;此年,司徒雷登出任燕京大学校长,傅泾波也从北大转到燕京大学,一边读书,一边给司徒雷登当助手,自此有了长达44年的追随。1946年7月9日,杜鲁门任命司徒雷登为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提出两点要求,一个是任期结束后回到燕京大学继续教书,另一个是希望傅泾波继续担当他的助手,美国方面同意了。

司徒雷登晚年岁月贫病交加,全赖傅家为其养老送终。在司徒雷登炙手可热的时候,傅泾波曾有很多机会得到更好的工作,但他没有离开司徒雷登。司徒雷登在美国中风以后,傅泾波像儿子一般服侍在司徒雷登的身边。据傅泾波的女儿傅海澜回忆:“我父母对司徒雷登完全像父亲一样看待,我们几个孩子一直用英文叫他 爷爷 ,司徒雷登最感谢的是他的中国儿媳、我的母亲刘倬汉。”

1962年9月,司徒雷登在临终之前给傅泾波留下了两个遗愿:一是将当年周恩来送他的一只明代彩绘花瓶送还中国;二是将他的骨灰送回中国。但由于种种原因,司徒雷登的心愿未能实现。经傅履仁等人的努力,终于得到中国政府的批准,于2008年11月17日将司徒雷登的骨灰在其出生地杭州安放。傅履仁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这是一个半世纪后兑现的承诺,司徒雷登和我的父亲现在可以安息了。”

逸闻趣事,一口京腔省下18元门票钱

在美国度过了大半辈子的傅履仁,几十年后仍是乡音无改,一直操着地道的北京腔。1988年到访中国时,他曾与美军同僚一起前往颐和园参观。

当时国内游客收人民币两元,外宾则为20元。中方陪同人员说道:“一位中国人,两位外国人。”傅履仁则在一旁马上向售票员改称:“是两位中国人,一位外国人。”售票员听他一口标准的北京话,便按照两元的价格让其入园。

在傅履仁看来,中国经济日益发达,国际地位越来越高,华裔也颇为受益。在谈到30年来中国创造的伟大经济奇迹以及北京奥运会时,傅履仁曾不断地说:“我们真的站起来了, 东亚病夫的名声已经远离我们而去。作为美籍华人,我感到非常、非常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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