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二故乡…资本主义社会：“做人不能太软弱”

(我的第二故乡…资本主义社会：“做人不能太软弱”)

解放前上海资本家大量涌入香港，香港纺织业之纱厂布大部分都是上海人开的，领班多数也是上海人，我在观塘织布时布厂老板就是上海人，那时布厂多分为三班制，可能照顾女工早中班女工轮换，大部分男工做中夜班轮换，布厂工作八小时工作期间无休息机器不能停，布厂分工很明确，除了领班外有修理坏机的、专为帮助整理径线断的，还有专门换纬钱的，我的工作由于日夜颠倒很不适应，住在小木屋无水又无电，小木屋冬天像冰箱夏天像蒸笼，无风扇白天跟本无法入睡。

60年代布厂包工制，布厂找人只找领班一个人其他人领班找。通常一个领班带十几个工人，如果领班不干工人全部带走，领班下面有技工(修坏机)、帮工、下来就是织布工了，织布工驳经线要快不能给机器停，驳经线结要小结大了织出来不成。机器停了重新开动要两手拼用。

布厂织布看织什么布，织牛仔布最多看四台一边两台，织衬衫可看十至十二台，一台机两个梳子(人工换梳，应该属于半自动)，用完一个要人工换上另一个，织布工自己换纬线，一个个约20公分长。竹质纺缠绕好纬线穗筒就放在旁边，布机旁有个箱子专放纬线用的，每箱放两，三十个，快要用完有专人送来补充，织布工主要任务是换梳子和换纬线，和接驳一两条经线(断)，大片经线断了要架起黄牌，帮工看到黄牌会來驳线，帮工比织布工高一级，织布机有三个不同颜色的牌子，机器没问题树綠牌，坏机树红牌，找帮工驳线树黄牌，织完经线三个种颜色牌子全树起来。

布厂织布厂房不能大热，大干燥经纱容易断，所以厂内有喷雾器调节气温，喷得大湿经纱容易粘贴有一起也容易断线，织布机每条经纱穿块薄薄铁片，经纱一断薄片就会掉下来会自动停机，纬线放在竹梳内要经常换纬线，织牛仔布最麻烦，纬线大粗换个不停，只能看三、四台机，最好织衬衫布，长时间不用换纬线，可以看十几台机，有一次织出70几码断线布，那次我看七、八台机，机器一直工作没有看它，原来断了经纱铁片没有掉下來机器一直工作所致，当然自己有责任。

两个月后九龙湾木屋清拆，我们不是木屋原居民，没有资格分配住上政府徙置区，政府容许我们在观塘乐意山临时木屋区，搭建一间(8X8X8英尺)木屋居住，我住在观塘乐意山，這段日子是香港有史以来最严重一次暴动，九龙湾木屋清拆后我父亲到大埔元洲仔铁路边租了间木屋，同样卖些气水、糖果之类东西，做些村民小生意，父子两人又分开各住一方。

织布时因为一件事情同工友打架，把人头打伤上了法庭，由于双方所使用器具关系，对方用十二寸士巴拿而我只是织布用的竹梳，同时他动手在先我属于防卫还击，所以只判赔偿受伤费用不留案底。还原当时事情发生经过，由于织布厂房需要气温调控，可能气温调控不好气溫升高，经线经常断这种情形须要要找帮工帮忙，帮工弄好后没多久又断，反反复复断经线可能和厂内喷雾有关，反反复复断经线帮工也烦了干脆不來，帮工不来我就把它当成坏机，把显视坏机红牌亮出来，技工见到红牌过來看后，觉得不是他的工作范围，把红牌放下离开，因此我就叫人换经纱，换经纱來人一看又不是他们的问题，这时我又把坏机牌子打起來，(我承认我不该当成坏机)。

这次技工走到我后面二话没说，他拿起修理工具十二寸士巴拿向着我头打來，我当时本能反应立即避开了头，士巴拿打在肩膀上，他怕我还击抱住我的双手臂，两机之间地方很小，只可以侧身站两人，由于地方小双手臂又被抱住，两个手不能活动要作出还击己无可能，手被抱住不能左右活动但手还能向上活动，当时我正在用织布竹梳换纬线，本能作出反击拿着竹梳向上打去，他人身体强壮但个子不高，正好被竹梳打中额角，竹梳非常坚硬两头尖失还镶了铜，被竹梳打中血向我身上直流，我整件衣服都是血，其它工友见他受伤立即打999报警，叫救车送医院额角缝了十多廿针。

我当时吓得不会跑，警察来后带进警局问话了解情况，好在当时问话便衣警察是个惠阳人，还说了句自己人打自己人有什么好打，要打打外人。原來技工也是惠阳人如果当时是其它便衣警察，肯定会遭受一番拳打脚踢，过了十多天上法庭，只判赔偿受伤费用，不留案底，后来对方认为判得不公，当晚找來四个彪型大汉來寻仇，算我命大那天神推鬼使不在宿舍，如果当时在宿舍就算不被打死也会被打至半残废。

人是欺软怕硬的，我在宿舍和工友赌钱，由于长得矮小赢了钱不给，等有钱再还欠住先，有什么办打又不够人打，自从打了这一架之后，以前所欠的钱问都不用问自动自觉归还，打了这一架之后才知道此人不好欺负，换回过去问他要钱，要打就有要饯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