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三兄弟才是真正富二代，但我父亲一生都富不起來

我和父亲相依为命的经历，我们三兄弟才是真正富二代，因为我父亲名叫李富，我们三兄弟雖然靠自己双手起家，但与我父亲名字有关，所以我们称得上是富二代。父亲是富一代，凡是第一代打拼都相当辛苦，名字再好也没用，我父亲名字不错，但一生也富不起來，富二代可不同，现在的人谁都认为富二代有钱，我们是富二代，所以我们三兄弟都不错，以后就要看富三代了。托富二代这个名的福，我们三兄弟混得还可以，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我的父亲一生坎坷，一把辛酸泪，解放前由于家里穷田地少，为了生计用了三箩谷做本钱，在老家大亚湾澳头小镇，租了一间在海边由木塔建前铺后居的高脚屋，高脚屋是我中学老师家的业产，老师一家住在铺子后面大半部分，前面划出一小塊租给我父亲卖杂货用。澳头镇很小，岸上居民不多，但澳头是漁港，沿岸到处停滿破烂船只，老弱渔民全住在破烂船只里，整个小镇只得一条沿着海边弯弯曲曲所谓商业街。商业街两边都是房子，靠海一边多是搭建高脚屋，破烂船只住家和高脚屋居民大便几乎全向海里拉。涨潮时海水几乎涨到高脚屋地面，海水把一切杂物粪便全冲到屋底。小泥鯭成群结队在屋底海水里出没，那些粪便就是这些小鱼的食粮。

父亲租用这一小塊地方用作卖杂货用，小杂货铺大部分是做漁民生意。解放后父亲小店经过公私合营，公私合营形成是小杂货店向政府买货，政府先提供的货物卖出后才付款，时间一久小杂货店欠了政府很多货钱，最终无法偿还政府，政府才以欠货款入股，政府入股后，小杂货店就变成公私合营了，我的理解，欠债还钱不算被政府没收。时间久了政府股份增大，最后小店归政府所有。小店归政府所有后，父亲变成了政府商业雇员，最初在原自己小店工作，不久后就在附近商店调来调去。

据我父亲后来说，他到香港后在姑姑家临时住了三四个月，父亲总想做回老本行，开个小店，由于找不到工作，最后和姑姑借了点钱，到鲤鱼门买些咸鱼干货，挑着到新界农村或离岛叫卖，农村卖干货走到那住到那，撘船到粮船湾东亚卖干货无船回，在东亚廟里过夜，廟的旁边有个乡村小店，晚上闲聊间小店老板问我父亲想不想看廟当廟祝，由于挑卖干货又辛苦也赚不到钱，所以答应小店老板愿意做廟祝公。我到香港后父亲还带我去过他卖咸鱼之时寄宿过的地方。香港当年揾食之艰难并不是农村人可以想象的那样美满，那个年代沒有在香港生活过的人，根本不知道当年香港情景。我姑姑一家在香港居住了几十年，到死还是住在六层高最原始两家人合住的政府徙置区里。

后來洗衣房老板娘得知我父亲在乡村卖咸鱼干货消息，特意跑到新界围村找了好些日子才找到我父亲，叫我父亲不要再做这种居无定所无日无夜的工作，叫我父亲到他洗衣房做记字员，在洗衣房工作还包食宿，记字员工作是把每天收进或发出的衫裤统计一下，把每件衫裤写上和警察编号相同的号码，前面说过警察偷衫裤，弄到来取的人找不到属于自己号码的衫裤。工作虽然轻松但天天都必须要做，经过洗衣房老板娘多次邀请后我父亲也答应到洗衣房工作。

我初到时香港跟着父亲在洗衣房住，在洗衣房帮忙了四个月，无固定工作始终不是办法，父亲也想我学门手艺，多次托人找学徒行业，想到太古船坞学电器，但无门路进不去，经人介绍当升降机学徒，由地下机槽爬上十几层楼升降机顶修理，学了半个月，因当时环境不许可无工资不现实，所以半途放弃当升降机学徒。四个月后离开洗衣房，跟姑丈学扎铁。

我离开洗衣房，父亲也无心在洗衣房继续干下去，也跟着离开洗衣房，父亲离开洗衣房，在鲤魚门租间小木店卖咸鱼干货。这时我己转换了第三份工作，在长沙湾床垫工厂当学徒，床垫工厂白天做工场晚上做宿舍。鲤鱼门龙蛇混杂之地，光保护费就够你受，父亲小木店卖咸鱼做不了久就结束了。离开鲤鱼门在荃湾石围角路边和人合股开小店卖糖果饼干。

在荃湾这段日子里，父亲遇到了过去在澳头的一个同祠堂的老同(我叫同年爷)，同年爷儿子当时在布厂做领班，带领廿多个织布工，父亲始终想我学门手艺，托同年爷儿子帮忙，介绍到城门水塘採石场地盘学修泥头车，修车师父(大解)也是澳头人，他的父亲过去也是我父亲的朋友，这是我比较长的第四份工作(短暂的不计)，这时父亲在石围角路边，和人合股卖糖果饼干小店也不做了，出来后自己做了一个手推木头车，买些小孩玩具气球电池，在露天球场边摆卖，这期间荃湾发展，政府大兴土木，到处有人霸位搭木屋，我和父亲也学人霸地方搭棚卖东西，这类霸位的都是黑社会人士，我们父子那是黑社会对手，最终败下阵来。

在城门水塘採石场地盘学修泥头车期间，收工到荃湾看电影，误了班车，一个人走了两三个小时偏僻山路回打石场，那条山路无街灯，阴森恐怖硬着头皮回採石场，一路好像有东西一直跟着来，就是不敢回头看。我在城门水塘採石场地盘学修车不到三个月，採石场结束，学修车也停止了，停了学修车转到同年爷儿子布厂学织布，布厂在荃湾所以和父亲住在一起。

这时父亲和我在石围角租了一个石屋小房间，房东是过去败走的国民党军医，这段国民党军医专买香港时报看(极右)，我和父亲租他房子住时我们是看左报的，他知道我父子看左报，所以天天教育我们。日日和我父子说国民党怎好怎好，无论他怎样宣扬也污染不了我们父子，他是屋主当然不会和他争吵以免被他赶走。我就是在此期间入了纺织工会，

没多久荃湾布厂搬到观塘，最初收工有厂车送工人回荃湾，期间打大风，高架八号风球，厂车驶至青山道，风大危险过不去驶回九龙，临时租公寓过夜，公寓不是好地方，有点像鸡窝姑娘进进出出，那个晚上领班带着工友找姑娘，人不风流枉少年，台风帮助年轻人，几个工人借风快活一宵。后来布厂在观塘租了一层楼做宿舍，我就搬出观塘，我不在父亲也搬离了石屋，父亲再也没有租房住了，晚上就睡在手推车底，手推车很小睡觉双脚露出车外。这就是我们在天堂的生活。

我搬出观塘宿舍住没多久，父亲想父子在一起，所以也搬出九龙，在九龙湾填海区买了一间小木屋住兼且卖些区内小食品，，小木屋政府已登记过，三个月内必拆迁，由于小木屋要拆迁水电已断了。余下不多的小木屋居民由于没电用，胆大的就找条电线偷电用，九龙湾填海区那时还有船厂和铁厂，就是偷他们的电。这时我也转到另一间无宿舍的布厂，布厂男工安排中夜两班调，早班安排女工干。做夜班阴阳颠倒，睡在无水无电小木屋，白天睡觉小木屋像蒸笼一样。

九龙湾填海区小木屋不到三月拆了，政府安排另一地乐意山被我们搭木屋住，木屋很小只有8×8×8，也是无电用煤油点灯和煮食，我喜欢看鬼书，晚上微风一吹煤油灯一暗一亮恐怖吓人。九龙湾填海区小木屋拆了后，我在乐意山木屋住，父亲到大埔元洲仔铁路边租了一间小木屋，卖小孩糖果饼干。这时我邻居介绍转入学织毛衫，算起来己是第六种工作了，学织毛衫学费80元，学了三星期毕业了，我织七针按件算工资。从山寨到工厂，期间遇见中学时期的老同学，他也是织毛衫，他织的是十二针。识毛衫识三针工资最高，织三针辛苦费劲。

织了一年毛衫，也是这位老同学介绍转入第七份工作裁毛衫，在这期间被飞女欺负，也是在此期间第一次短暂谈恋爱，晚晚山上晒月亮，香港暴动、掣水也是这段期间，乐意山住了两三年迁拆，和政府斗了好些时日，最后斗赢政府，搬进秀茂坪政府徙置区，在秀茂坪结婚。有了家庭和小孩后，生活更加困难。

父亲在元洲仔小店木屋也被政府收回拆除，元洲仔小店关门后，父亲到西贡租店卖米，在龙蛇混杂的香港老实做人做事必败无疑，别人卖米，好米次米混好再卖，我父亲不是，原装来原装卖，这样做生意如何赚到钱，我叫他混米反而被他骂，做人要老实日日挂在嘴边，在西贡卖米亏本后，最后米店也关门了。我父亲一直都想自己搞生意做，全都不成功，我父亲做生意老老实实，在香港“天堂”做生意，不适合我父亲这类人。

米店做不成了父亲和我商量，想买台衣车做尼龙袋卖，晚上做袋白天拿去卖，我空闲时还帮着裁剪尼龙帆布。讲起做尼龙袋父親可說是环保先锋，现在时兴的购物袋，我父親在三四十年己做了，我父亲用红，白，蓝尼龙布，做成一個一尺x尺半有抓手的袋子，就同现时环保袋一样，还在袋的二面印上字，也做行旅装尼龙袋，就是现时流行红，白，蓝尼龙袋。做好就在街市傍地下摆卖，也有交给街市相熟檔口代卖。

80年代父亲犯了场大病，那时我己在英国，联合医院救了他一命，八十年代尾秀茂坪住所拆迁，因为当初申请是我做户主，父亲无权搬进另处政府楼，但补偿了四万多元，父亲觉得联合医院救了他一命，把补偿四万多全部捐给联合医院。我父亲很重视教育，妈廟小学新建学校父亲还捐了些钱，现在捐钱栏目还有父亲名字在。我父亲五毒不染，在香港几十年全无积蓄，老來生活困难，八十年代回乡养老，94年八十多岁终老在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