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翻譯家陳冠商及其坎坷人生

著名翻譯家陳冠商及其坎坷人生

                                   陳劍平（曉田）

    著名文學翻譯家、世界文學名著《十字軍騎士》譯者、英語教育家陳冠商教授是我的大伯，雖然他去世已經二十一年了，但二十一年前我去紐約法拉盛他的住所和他道別的情景，卻依然歷歷在目。因為那不是一般的道別，而是永別，雖然我們的話別並不帶有傷感。和以往去看他一樣，為他理個發，其實由於晚期癌症病患化療的副作用，他已經沒有多少頭發。其間，他主要和我講了一些阿爺辦廠兴學的事情，還對我說：“你阿爺所做過的事業，他的後輩無人可及。” 臨別時，他指着一台還沒開箱的英文打字機,不無遺憾地說:“我一生最後想做的一件事，就是用英文以自傳體小說的形式寫一部家族史，看來這個願望無法實現了。” 我只能以輕松的口吻，帶着苦澀的微笑對他說：“但願奇跡會出現。” 其實我們彼此心裡都明白，不久將會發生什麼。我想請他吃個飯，他說吃不進，而且渾身疼痛，那是1993年9月一天。大伯回到上海三個月後，終究回天乏術，於同年12月20日離開了人世，終年74歲，他在紐約度過了他人生中的最後六年。

    大伯陳冠商的一生是坎坷而又不幸的，但也正是這坎坷不幸的人生，卻成就了他令人敬仰的學術教學地位，並為後人留下了珍貴的精神財富。1919年4月，大伯出生在浙江寧波姜山鎮一個殷實的工商業者家庭，他父親在上海開辦紗廠，小學和中學就讀於上海新閘路上的一家富人家子弟學校，上下學至少都有私家黃包車接送。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和1935年的“一二·九”運動中，還處在青少年時期的陳冠商便已經走上街頭，抵制日貨，宣傳抗日。也就在1935年底，他父親的紗廠在日貨傾銷的經濟掠奪下被擠垮。國恨家仇集於一身，高中沒篳業即響應“到民間去”的號召，在他父親的按排下，於1936年初，到嘉興民豐造紙廠做練習生。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爆發全面抗戰後，他回到故鄉，參加了國民黨縣黨部舉辦的抗日游擊幹部訓練班“飛鷹團”，並在“飛鷹團”加入了中共地下黨，以小學教師的身份活動於浙東鄞縣奉化一帶，在此期間，他擔任過中共奉化政工隊大隊長，鄞南區委書記和鄞縣縣委委員，並在各報刊雜志發表了幾十篇以抗戰救亡為題材的雜感、散文、小說和詩歌。直到1941年初寧波淪陷，陳冠商因失去中共上線組織聯系而脫黨，他的人生出現了一次轉折。

    於是陳冠商來到了抗戰大後方昆明，在昆明中蘇文化協會做蘇聯文化介紹和傳播工作，他白天工作，晚上去俄文專修學校學習俄語，同時擠出時間去青年會補習英語。1942年秋，他進入西南聯大“先修班”補習中文、英語和數學，因為他高中沒有篳業。一年後，進入了西南聯大西方語言文學系英語專業，所有課程，除了國文和中國通史，其它全部用英語授課，但當時連一本《英漢辭典》都難以買到。好在之前他學習俄語努力，已從蘇聯《真理報》上翻譯了《法國淪陷區雜記》一文，發表在《雲南日報》上，他的俄文老師非常高興，送給他一本《俄英辭典》，他就是用這本辭典融會貫通了兩國語言。在西南聯大的三年裡，他除了學好本專業外，還堅持每週去一位白俄教授家一次學習俄語，一直到他離開昆明之前，從沒間斷。過去我們只知道大伯是一位有成就的英語教授，卻從來不知道他的俄語水準可以和英語齊駕並驅。大三時，他在昆明已經翻譯出版了契可夫俄文版的小說《櫻桃園》及其短篇小說。後來還做過較長一段時間的俄語口譯工作。記得我剛來美國時，一次他陪我去移民局辦事，在等待期間，他就和坐在前面幾位俄國移民用俄語交談起來，談笑風生直到移民官叫喚我們。

    抗戰勝利後，於1946年9月西南聯大遷回平津。陳冠商進入北京大學外語系就讀大四，並擔任學生會主席。當時國內局勢十分嚴峻，左翼學生運動相當活躍，有段時間，他和同學們幾乎每天下午都要舉行外國記者招待會，宣講學生主張，並回答外國記者的各種問題。他曾經在北京六國飯店接受美國著名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長達一個下午的采訪。在校期間，已在美國《密勒氏評論報》發表了多篇評論文章。而且還以學生會主席的身份致信北大校長胡適，要求校長支持學生運動，此信被收錄在《胡適書信集》中。陳冠商正在為自己能將所學外語在外國記者面前運用自如、學以致用而高興時，他卻不曾想到這已經為他在以後殘酷的政治運動中埋下了一條禍根。

    1947年7月，陳冠商從北大篳業，而且被高薪應聘為他父親的朋友、滬甬紙業大王金潤庠創建的上海民豐造紙公司經理和杭州華豐造紙廠代廠長，當時這兩家企業的董事長正是赫赫有名的上海青幫大亨杜月笙。如果他能安於這份工作，他的人生軌跡將完全不同，也許會成為一名出色的企業高級經營者，過着安逸富足的生活，這也不失為是一次人生重大轉折，但是沒有。1948年初，他重新加入了中共地下黨，並以他特殊的合法身份，在滬浙高層工商業者中，從事隱蔽的統一戰線活動。而且在1949年5月滬浙解放後的兩年裡，中共派入這兩家大型造紙企業的南下軍代表，卻全然不知天天和他們打交道的這位西裝革履、高俸厚祿的資方代理人盡然也是中共黨員，這不是小說裡的情節，而是真實故事。說起那段時期，我父親曾經還告訴過我這樣一件事，上海一解放，我父親即在上海市軍管會靜安區政府接管委員會工作，拿的是供給制，由於他已成家又有一個孩子，所以生活有些拮據。那時單身而又富裕的大伯，每月都給我父親經濟上的補貼直到實行薪級制。我父親現在已經92歲高齡了，提起此事，仍然對兄弟情誼充滿感激之情。

    1951年7月，陳冠商奉調至中央軍委上海聯絡局工作，接受主管情報工作的副市長潘漢年的領導。這一次人生被轉折，徹底改變了大伯後半生的命運，因為他和潘漢年扯上了。記得我父親和我講過，大伯在軍委聯絡局工作期間曾經有過一次人間蒸發，在此之前，他見了我父親一面，將照相機、自行車、留声機等當時貴重的物品都送給了我父親，只說他要出一次遠門，用不着這些東西，此後便音訊全無。他再次現身是在1953年7月，而且已經調離軍委聯絡局，在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辦公室和國際活動指導委員會做普通的外事接待和資料工作，明顯的不受重用。後來才知道他的失踪是被派潛入香港，並取得了香港居民證，將以港商的身份前往M國從事情報工作。在等待何時啟程的指示時卻得到立刻返國的指令，原來潘漢年受高崗、饶漱石事件牽涉已經開始接受調查，不再主管情治系統，他線下的所有活動全部終止。我來美國後曾向大伯問起此事，他說有這會事，他的名字一度被例入M國不準入境的名單。我問他如果當時你滯留香港不歸，或已經前往M國，那你的人生將會如何？他沒有回答我的問題，只是笑笑，笑得不知可否，是笑我的問題過於幼稚，還是想告訴我：人生沒有“如果”。

    所謂在外事辦的工作，其實是閒置，當時也沒幾個邦交國家，無所事事，對他的內部調查已經在進行，等待大伯陳冠商的只是厄運的開始。1955年4月，潘漢年以“反革命集團”罪被密秘逮捕。同年5月，胡風也以“反革命集團”罪入獄。進而演變成全國範圍的“肅反”運動。沒想到他竟然和這兩個“反革命集團”都扯上了關系，被例為雙料反革命對象，在肅清之列。如果說潘漢年案牽涉大伯，還情有可原，篳竟他們有工作上的上下級關系。和胡風集團扯上，那就太荒誕無稽了，他根本沒見過胡風，只因為他的一位有通信往來的當年北大同班同學是所謂“胡風集團”的成員，僅此而已，可見株連甚廣。潘漢年案中有一項是“內姦罪”，那他線下的人一定也應有內姦嫌疑，於是在陳冠商莫須有的罪名中就有一條即是1947年在北大時，利用每天召開外國記者招待會將學生運動的情報出賣給帝國主義分子。其實他那時已不是黨內人，更不認識潘漢年，完全是欲加之罪。大伯得到通知，不準外出，不準和任何人聯系。所有活動受到監視，實為軟禁在家，還時不時被揪出去參加批判大會，並不能聲辯。讀過《紅樓夢》的人都知道，抄家是要皇上批準的，是個不得了的罪名，可是大伯的家在1955年和1956年就被徹徹底底抄了兩次，抄走了他歷年來寫的文章、日記本和手稿、與所有人的往來信件，甚至包括和他妻子的一千多封情書。

    陳冠商的這種日處愁城的日子過了兩年，1957年的一天，審查組對他宣布：“查清楚了，你沒有問題。這對你是件好事，從此人民對你更信任了。” 這種好事誰擔當得起呢？隨即他便被調離市府外事辦，去了剛組建的上海師範學院（上海師範大學前身）從事外語教學工作，當時還沒有系，只是個教研室。這種調動完全意味着“此人不得重用”。也正是這次被調動，確定了他人生轉折中的最後定位。如果甘於做個英語教師，生活是否可以過得太平一些呢？並沒有，從此他成了一個“老政治運動員”，一有風吹草動，就會被莫名其妙地拿出來批斗一番。他的家庭生活也因政治原因而屢遭不幸。他的妻子鮑紀英是一位曾擁有上海聖约翰大學雙學位的富家才女，由於長期在政治高壓的冤屈中生活，鬱鬱寡歡，得了嚴重的憂鬱症，並且在1955年和1960年的兩次懷孕中，分別產下患有智障的長女和後來發現有嚴重精神分裂症的幼女，醫生說這和母親妊娠期間的身心健康有很大關系。家庭的不幸並沒有就此打住，而仍在漫延、在繼續。

    陳冠商只有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學和翻譯工作中，以此來麻痺自己的不幸遭遇。1962年他翻譯出版了美國奧傑茨的小說《寂寞的心》和同名電影劇本。他花了四年時間，於1963年翻譯完成了65萬字的波蘭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顯克微支英文版的長篇歷史小說《十字軍騎士》，並用俄文版進行校對，如果兩種版本有出入，再用波蘭文原著作校証。他不懂波蘭文，就臨時學習波蘭文語法，借助《波英辭典》，最終完成全部校訂工作，在整個翻譯校訂過程中，他閱讀了大量有關顯克微支的著作和關於波蘭十字軍東徵的歷史書籍，這種力求忠實於原著、一絲不苟的學術態度實在難能可貴。但是這部譯著完成後，卻被打入“冷宮”長達十五年之久。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開始，陳冠商即被“紅革會”拘押不知所終，後來又在拘押地點神秘失踪，連看管人員也不知其去向。此後不久，他妻子也在其單位被隔離審查，家裡只剩下尚未成年的長子帶着兩個有病的妹妹生活。紅衛兵居然還押着其年僅12歲的長子去他所認識親戚家查詢大伯下落。直到“工宣隊”進駐上層建築，武斗情況有所好轉，大伯才自己回上海師院繼續接受隔離審查。那麼這段時間他去哪兒了呢？又是怎樣從拘押地點失踪的呢？我在紐約給他理發時問過他此事，原來是這樣的：大伯被“紅革會”拘押後被送往遠離上海師院的上海水產學院，不審不問便拳腳侍候，在一間不足十平米的房間裡，四個壯漢各居一角，他站中央，然後來回毆打數小時。以後每天都有類似待遇，要他寫的交代都是和他們講不清楚的歷史問題，一不滿意便是一頓暴打。大伯患有高血壓，很可能會莫名其妙被打死，與其坐以待斃，不如急中生智，求條生路。好在看守他的人並不是經過訓練專業人員，大伯和他們喝水是用同一個熱水瓶，他便將睡覺用的安眠藥存起來，在某天，把存起來的安眠藥乘倒水時放入瓶中，看守人員果然喝了水後呼呼大睡起來，他便在大白天成功逃出上海水產學院，而校園又無人認識他，於是直奔北火車站，在電話亭他只給妻子打了通電話，他妻子匆匆趕到北站，給他帶去些許錢，他給妻子三個字“要活着”。登上去寧波的列車，到他所熟悉的四明山區。故事從大伯的口中說出，就像在敘述一段別人的經歷那麼平淡，但在我聽來就像他又在從事地下工作，但這一次卻僅僅為了“要活着”。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陳冠商恢复了外語系教師的工作，主持了上海人民廣播電台英語教學節目，參與編寫《英漢大詞典》。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撥亂反正，大伯幾十年的冤案得以徹底平反，恢复了他所有被剝奪的政治待遇，並承認其中斷的黨齡。在當着他的面銷毀所有污陷不實的檔案時才知道，在“肅反”運動後宣布他沒有歷史問題人民更加信任他的時候，高達幾尺的檔案材料裡依舊存放着“此人入黨脫黨再入黨經歷复雜，動機不純，有重大歷史疑點”的結論，令人啼笑皆非。

    改革開放也迎來了教育和文藝的复興。沉睡了十五年的《十字軍騎士》譯著終於出版發行了，而且是“文革”後第一部新出版的翻譯小說，並編入《世界文學名著叢書》，首版即發行了22.5萬冊，發行首日，讀者通宵排隊，長達哩許。同時陳冠商十分愉快地接受了從行政級別轉為教授職稱，做一個純粹的英語教授，正是他當時所希望的人生最終定位。從此激發了他極大的工作熱情，作為上海師院外語系主任，他堅持親自兼課執教，不僅授英語專業的《語言學》、《英美文學簡史》、《翻譯》和《外國文學》等課程，還兼授俄語專業的《語言學概論》和《公共俄語》課程。而且還大膽地率先引進原版英語教材《新概念英語》，這在全國也實屬首創，幾十年來，仍廣泛應用。教育界將此視為陳冠商對中國外語教學事業的一大貢獻。並且落續翻譯出版了《顯克微支中短篇小說集》、美國的《霍桑短篇小說集》及其神話小說《神奇的故事》、美國黑人短片小說集《警長的女兒》、美國辛格的長篇小說《庄園》及其姐妹篇《產業》、和英國高爾斯華綏的長篇小說《白猿》等譯著。

    1983年3月，陳冠商榮獲“波蘭文化榮譽獎章”，這是波蘭政府第一次將此榮譽授予一個中國公民。他被編入了巴金主編的《現代翻譯家百家談》。他還赴丹麥洛斯基歷勒大學和哥本哈根大學講授“中國語言科學和外語教學”。在繁重的教學和翻譯工作之外，他還擔任了全國英語教育研究會常務理事、外語教育研究會理事、上海外文學會常務副會長、《譯林》編委和寧波大學顧問等學術機構的重要織務。

    就在陳冠商功成名就之際，他再一次遭遇人生殘酷的打擊。和大伯共苦相守幾十年的妻子終於無法抵禦嚴重的憂鬱症滋擾，在1984年的一個夏夜自我了斷，墜樓身亡。大伯母鮑紀英出生於一個大工商業者家庭，1945年就讀於上海聖約翰大學生化醫學系時加入中共地下黨從事學運工作，篳業時正是解放前夕，她聽從黨的指示，再讀該校經濟系，繼續做學運工作。解放後在軍委上海聯絡局工作期間與大伯相識，並為他放棄高薪職業而甘願為黨從事情報工作的精神所折服，所感動，於是他們相戀。當他們結婚時，大伯已經開始遭到組織上的冷落，大伯母因受牽連而調離軍委聯絡局至中科院某研究所做行政工作，並在歷次政治運動中都會對其富家小姐本該養尊處優，為何加入中共的動機嚴重質疑，她的忠誠被完全扭曲，失去最基本的信任。雖然“文革”後政治環境不斷改善，但幾十年的政治壓迫積重難返。雖然離休後的生活待遇相當優越，但人生已無所作為，更永遠無法彌補由於自己的政治原因而帶給兩個女兒的心智殘障。大伯母陷入對女兒深深的欠疚而不能自拔，她質疑自己對人生的最初選擇，繼而質疑人生存在的意義和價值。我曾不止一次聽她對我母親說過，如果她當初順從自己父母意願，完全也有可能成為一個科學家或經濟學家。她終於無法面對兩個生活永遠不能自理的女兒撒手而去，因為她的人生本不該如此。此後不久，大伯去蘇州開學術交流會時，他的長女在家因摔跤傷及腦部，為庸醫所誤，不幸夭折。

    大伯陳冠商經歷了太多的人生坎坷和苦難，但他是一個不容易被擊倒的人，他心裡始終掂記着他的學生和讀者。他在1985年離休後的兩年裡，還落續主編出版了《英語背誦文選》1-4冊、《大學英語選》、《中學英語選》和《世界文學名著精選（英漢對照）》等教學類書籍，有的至今仍是英語類考研必讀的熱門教材，並翻譯出版了著名記者楊剛的英文自傳體長篇小說《挑戰》。自大伯進入上海師院從事教育工作之後，他就將英語教育和文學翻譯作為自己的終生事業，在他的人生字典裡沒有“退休”二字。他68歲時盡萌生了要去美國工作和生活的念頭，我父親曾勸他：“你一生磨難，就不要折騰了。你現在有名有利，就靜下心來安享晚年吧。” 可他卻說：“作為一個英語教授，一個英美文學翻譯家如果從來沒有在英美國家工作和生活過，那他的履歷是不完整的，這會是一個遺憾。”

    1987年5月大伯將幼女托付給我父母（當時他的長子已在美國留學），作為訪問教授前往美國，去彌補他的遺憾。他在紐約應聘於紐約州立大學研究生院、紐約市立大學勃魯克學院和私立的紐樂歇爾大學教授寫作、世界文學、英美文學、世界形勢和中國文學等課程。他在紐約結識許多在國內很有聲望的老中醫，為他們輔導英語以考出美國認可的針灸執照，以便開業。他不懂中醫，但他卻是美國中醫學會的會員，每年中醫學會舉行年會，都會邀請一些對中醫有興趣的美國朋友參加，他就做翻譯工作，在翻譯過程中，他也學到了許多中醫原理，那些美國朋友把他看作是紐約唯一能講流利英語的中醫師。並且他還在任教的大學裡開設中醫簡況的選修課，介紹中國傳統醫學，很受美國學生的歡迎。他還參加了美國大學英語教材的編寫工作，擔任了美國文學研究會理事，並被例入《世界名人錄》。

    1989年春夏之際，國內掀起了浩盪的學潮。陳冠商作為一個老學生運動的參與者，他以公正、客觀、理性和對歷史負責任的態度接受了《美國之音》的采訪，得到了各方的贊許。在美國這塊土地上，陳冠商呼吸着自由的空氣，似乎每一個地方都有他學習和工作的內容。他利用週末去非營利機構國際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做義工，為世界各地剛來美國的新移民解答生活、工作和學習上的問題，從中他也學到了各國的風土人情。他還去中國城華策會義務教對愛好中國文化的美國人學中文，從中他也更多了解了美國人的生活情趣。他把做義工並不看作是一種付出，而視為收獲，他說學習是相互的。他十分樂於做這些十分普通的工作。當然，他也時常作為名人參加一些上流社會的晚宴酒會，記得有一次，他為參加前國務卿季辛格舉辦的美中友協酒會穿哪套西裝而發愁。

    在紐約的六年，工作是大伯最大的樂趣和享受，他過得充實而又愉快。他一直沒有離開過大學講台，即使在1993年1月醫生對他說癌細胞已經擴散，生命最多還有一年，他仍然堅持把課上到六月份學期結束。然後他將在美國的事務料理完後回到中國。在他離開紐約後，我和他的兒子去住所整理他留下的幾千冊各類書籍，然後我們挑了幾本有記念意義的書外，其它全部遵照他的囑咐捐給了紐約法拉盛圖書館。我還記得曾經幫他搬過幾次家，印象最深的是最後一次，除了用黑色大垃圾袋裝了六十二袋書外，沒有任何其它日用家具，但卻搬得我們和搬家師傅都累趴下，可見書籍對他來說是他生活中最大的奢侈品。大伯回到上海後便在病痛的折磨中度過了他人生最後的三個月。在這三個月中，有一位他曾和我說起過，但之前從未謀面的女性讀者兼筆友一直在醫院隨侍在側，直到臨終，嚴然一位未亡人，但誰都不知道她叫什麼名字，也許這是上帝對他坎坷人生的最後眷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