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 我家弄堂裡的一些事

文革中 我家弄堂裡的一些事

    我出生和成長在上海巨鹿路上的一條寧靜優雅的弄堂裡，裡面只有八棟英式花園小洋房，每家前後花園都由用柏油抹黑的籬笆圍著。在我家前院的大花園四周種滿了迎春花、桂花樹、枇杷樹、棕樹、薔薇花、各色月季花和葡萄藤，花園的中間是一大塊濃密的大草坪，後院有一顆年年碩果累累的無花果樹，在春暖花開的季節，更是滿園春色。童年的我常常會無聊地躺草坪上，面對藍天白雲，拼接着蕸想的圖案，生活裡充滿著祥和。

   無憂無慮的童年很快就過去了，“文革”的來臨打破的弄堂裡的寧靜。首當其衝的是一家獨居在5號的吳家被抄了，他家是“吳良材眼鏡店”第五代傳人，之前吳家每週日都會有一批京劇票友在一樓大陽台上敲鑼打鼓唱戲，吳家姆媽還曾騰出樓下客廳給裡委會辦托兒所。抄家後他家二樓三樓全被查封。

   接着我家（3號）樓上的龔家被抄了，封掉了一間亭子間，房間裡的家具上都貼上了標語，大門前也貼上對聯，上聯是“老子英雄兒好漢”，下聯是“老子反動兒混蛋”，橫批是“造反有理”。龔家伯伯早年留學美國，是中國會計界泰斗級教授，著作等身。但他的父親是崇明的大地主，解放後作為惡霸地主被鎮壓了，他理所當然地成了“反動學術權威”。2001年龔家伯伯去世時，陪葬的是一套他晚年編寫的中國第一部《會計辭典》。

   住在6號裡的上海汽輪機廠喇姓副總工程師的家也被抄了，說他是蘇聯特務，因為他曾經留學蘇聯，據說還真的抄出一部“收發報機”，原來是他兒子喜歡無線電，自己安裝的一部收聽廣播用的礦石機，抄出唯一有價值的可能就是一個用純金鑄成的列寧塑像了。

   1號樓下住着一位憨厚老人，過去我們只知道他是老革命，突然間門外牆上貼出“認罪書”說自己是地主，因為在17歲時幫他父親收過一次租。在4號門外牆上也貼出了創辦《新民晚報》的老報人曹姓副總編輯的“認罪書”，認罪內容是背叛中共，因為他於1928年在劉伯承川軍總指揮部任宣傳主任其間加入中共，而在1930年脫黨成為無黨派的職業報人，僅此而已。住在2號的是從部隊轉業到上海感光膠片廠任黨委書記兼廠長一家，一天看到他被押在大卡車上掛着大牌子、戴着高帽子遊街到弄堂口，造反派用大排筆寫的大標語“楸出大土匪董某某！”，從他家門口的地上一直寫到弄堂口，他倒倔強，幾次把高帽子打落下來。他的兒子也和我們一起在弄堂口看熱鬧，那時候幾乎家家都有事，覺得很平常。

   住在8號的梅伯伯解放初曾是上海物資局局長，57年被劃為右派份子，貶為一般科員。一直睡在6號地下室胡伯伯是無業人員，但在認罪書上寫到，他原來曾是中共地下黨江西特委的一個專員，因被捕後出賣了21位同志，解放後被開除公職，定為歷史反革命。這兩只“死老虎”在文革中也沒被放過，看到前者淪為在區文化館做檢票員，後者每天無賞去裡弄裡做備戰磚頭和挖戰壕。

   我父親在59年的“反右傾”運動中已被整肅，但到了“文革”還是在劫難逃，先是父親的住房津貼被停發，繼而工資被凍結，一家人生活窘迫，被迫緊縮一半住房，另一半住房很快被“四人幫”小爪牙、上海市革會組織組組長的姐姐一家從南市棚戶區搬來佔用，還不斷搶佔公用地盤，搞得雞犬不寧。

   這八幢花園洋房裡的許多大人，那時每天進出弄堂，都要向弄堂口的毛主席像鞠躬請罪，還要按時向住在弄堂底汽車間裡二個勞工家庭出身的紅衛兵匯報思想、接受訓斥，倍受屈辱。祥和的生活環境在寧靜優雅的弄堂裡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緊張肅殺的階級對立。每家原本漂亮的花園都挖成了戰壕，每幢洋房的外牆都用紅漆刷上了毛主席語錄和政治標語。

   文革距今已經五十年過去了，弄堂裡的那些受盡屈辱的大人們都離開了人世，當年我們這些孩子們也開始步入老年，把當年弄堂裡的一些事記錄下來，告訴我們的孩子們，是為了讓那個荒唐年代的荒唐事不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