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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外公陳晏生和陳家大院
陳劍平(曉田) 張秋芳
最近我大舅給我發來微信,說他剛去過河南商丘老家,探訪了他的出生地,現已被例為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陳家大院,陳家大院作為國家『歷史民居搶修工程』項目已經完工,並已對公眾開放。將原有的有33座二層四合院、196間屋、佔地一萬四千平米的四合院群,以“修舊如舊”為原則,恢复重建每一個套院,陳家大院將與歸德府文廟、府學、文正書院一起,作為商丘古城整體規劃中『翰林天下』文化園區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外開放。
我的外公是陳家大院的末代主人,本名陳海肅,字晏生,取自唐代詩人鄭錫在《日中有王子賦》一詩中的名句“河清海晏,時和歲豐”裡的『晏』字,意喻“為天下太平而生”。可是外公的人生卻充滿了坎坷和苦難。
商丘《京九晚報》記者在报道陳家大院時,寫道“新中國成立後,陳晏生作為大地主被判了十年徒刑,送到芒碭山去勞改,卻搬了20年的石頭。釋放回來以後,他向政府申請希望能得到兩間住房,可這兒的房子早就分給了翻身得解放的窮苦人,直到他去世,也沒有等來他想要的住房。陳晏生沒有地方住,一直睡在那個門樓下邊,最後就死在了那裡。”
我在童年時僅見過外公一次,那正是他剛刑滿釋放來上海我家短暫小住。母親曾對我說外公沒有血債,他在家鄉修路築橋、興學辦校,做了不少好事,唯一被當時新政府所不容的,可能就是他曾為了在社會各界便於週旋,有過一個國民黨校級官的軍銜。
我母親在12歲之前都是在陳家大院裡度過的,每個小孩身邊都有二個貼身丫鬟侍候,她覺得《紅樓夢》裡所描述的就像是她曾經的家。那時候大院裡經常有戲班子來唱堂會,母親當時很喜歡豫劇,也唱得字正腔圓,後來成為著名豫劇表演藝術家的常香玉有意收她為徒,可是外婆對她說:“你喜歡學唱戲可以,但你以後進出陳家就不能走正門了,只能走邊門。”自然戲沒學成。
母親說在商丘臨將解放前夕的1947年底,當隱約聽到遠處傳來“解放區的天是晴朗的天……”的歌聲時,陳家大院裡就出現了一片匆忙狼狽的逃亡景象,金銀首飾、珠寶細軟散落一地。
外公外婆將年齡幼小的四個孩子寄養到河北大名縣外婆的娘家後,帶著大姨、母親、大舅和貼身保姆丫鬟南下,先到南京陳府(民國元老的宅邸)短暫落腳,外公在上海安頓好後,才把一大家人接到上海的家-永康公寓,雖然論規模排場都不能和老家的四合院群同日而語,但生活依然闊綽奢華,少爺小姐仍有自己的套房,保姆丫鬟也有她們自己的房間,整個頂層全部是專門用來儲放家具的,每個房間都會根據季節的變化,更換適應不同季節的家具。
母親告訴我盡管一家人是逃難至上海,但那時外公在上海還有一家毛紡廠,一家銅油廠,和一家商鋪在營運,所以一家人還是衣食無優。可是不久,解放上海的炮火聲越來越近了,1949年5月上海易幟。一家人在惶恐不安中過了一年多後,外公被人民政府定性為“逃亡大地主、不法資本家和國民黨軍官”,於1951年被判刑入獄並没收了所有的企業資產。
外婆和三個尚未完全成年的孩子頓時失去了生活的來源,於是只能經常進出當鋪。後來家裡能進當鋪的東西也越來越少了,於是就開始將永康公寓的房子一間間租出去,我父親就是當時住進來的房客之一。
外婆的兩個女兒在上海結婚成家後,她就把還在讀中學的大舅托付給兩個姐姐,然後將永康公寓的房子廉價出售後便離開上海,去了河北大名縣的娘家照看留在那裡的四個孩子,陳家人就此再也回不了陳家大院。
解放後,來不及逃亡的陳家遺老遺少們均被掃地出門。陳家大院的一部分房屋被用作商丘縣委招待所和政府機關的辦公用房,大部分都分給了窮苦百姓。上世紀50年代初,從陳家大院裡出土了大量的金銀元寶、金磚金條和無數文物珍藏。當時在人武部、體育場和工人俱樂部將那些財寶文物作為地主階級剝削窮苦百姓的罪證舉辦了三場展覽會。
在文革之初“破四舊、立四新”時,又從陳家大院的四合院群的牆縫等處起出金銀財寶無數。即便在去年10月,《京九晚報》的記者得到消息,趕到陳家大院搶修工程的現場看到,又發現了大量的金銀元寶等珍貴財物,最大的竟有五十兩重。
對母親娘家的神秘感,從1995年我第一次回國探親時就有了。那時正巧六舅七舅來上海看望我母親,還帶著厚厚一大本很有年代感的老皇歷-家譜,煞有介事地將家譜翻開在我母親面前,舉行著看似簡單但又慎重的儀式-認宗歸祖。
陳氏一族在商丘已經繁衍生息了三百七十年,是宦官兼文豪世家。輝煌時期,有四十二人出任從知縣、禦史到巡撫等各級官員,其中舉人、太學士和進士二十人,更有過罕見的四代五翰林的絕世佳話,可為一脈相承,四世詞館。乾隆皇帝曾賜於禦筆『福』字給陳家後人。
在民國期間和商丘陳氏一脈有血緣姻婭關系的典型歷史名人則有第五世孫女的外孫、中華民國第一任大總統袁世凱和第六世孫的外孫、民初四公子之一的文化奇人張伯駒,他倆的童年都是在陳家大院裡度過的。
我外公自幼接受嚴格的私塾教育,後來也上過新型學堂,所以他既接受新潮思想,也墨守家規祖訓,但崇尚教育是外公一生無法釋懷的志向。1932年,外公尊父命結束學業回到家裡接手祖產。回家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用延街店面的收入,在自家祠堂和『四代翰林』後代的住處創辦了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晏生小學』,所有的學生全部免學費,前三名還免書雜費。現在該校址已經更名為『商丘實驗小學』。
1935年期間,外公和友人一起籌建創辦了『翠英中學』和『歸德中學』,親任『歸德中學』的校長。並且在1936年,外公將出售二十頃土地的收入,獨資創建了『晏生中學』,並招收女生,實行男女同校,這在當時的商丘,是一個創舉,而且還以高薪從其它大城市聘請教師。我在《商丘教育誌》裡,看到有專門一個章節介紹『晏生中學』。
外公不僅崇尚教育,還熱衷公益。遇到災荒之年,他慷慨捐助,賑濟災民,得到過民國政府的多次表彰。在興學辦校的同時,還為家鄉修路築橋,他曾出資一萬大洋重建在河南汝南建於明末的東關大橋,此橋於1986年被立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1945年外公作為陳家大院的主人,見證了民國政府在大院裡舉行的接受日軍投降的儀式。這裡不僅曾駐扎過國民黨軍隊,而且在淮海戰役後,中共將領林彪指揮的第四野戰軍也曾在這裡整休。在二、三號大院的牆上,至今仍可見當年軍隊駐扎時留下的大型白底黑字編號。一號大院曾是『多神教萬國帝盟』設立的慈善機構萬字會的所在地,其萬字符號「卍」依然清晰可見。陳家大院留下了太多的歷史痕跡。
從《商丘陳氏家乘》的族譜排列,外公陳晏生為第九世孫,我的血液裡也流盪著陳家大院祖先的血液,頓時我的心中有一種自豪感在湧動,但即刻被外公淒慘悲涼的晚年帶來的傷痛所掩蓋。
外公被釋放後,忐忑中懷著一線希望來到到上海,可是面對他的卻是人去樓空。我大姨夫婦一家早已被發配到青海邊緣,大舅也去了蘭州。他在我家沒住多久,便匆匆趕往河北大同尋找我外婆和其他孩子。但是外婆在當時殘酷的政治環境下,為了保護孩子們少受那怕些微的政治牽連,已經作出了她僅能做的無奈選擇。外公只能去投靠遠嫁安徽毫州的二姐家,以幫人餵養牲口和擺攤為他人寫書信為生。
1982年商丘縣誌辦公室請外公回去參加縣誌編寫工作,二年後縣誌編寫工作基本結束,他提出在自家院裡勻兩個房間讓他長住的請求,可是沒能如願, 只能又回到安徽毫州。1988年可能外公想要葉落歸根了,於是他再回到商丘,當地政府便在北一號院的門樓下搭個小屋讓他暫住以待機會。
同年8月,外公就在那個小屋裡孑然離世。曾擁有196間屋的陳家大院的主人至死也沒有得到在自家院落裡他想要的僅兩間房的機會。但在他去世後不久,卻等來了從安徽毫州送來的一尊光榮匾,原來他將多年來子女們每月寄給他的僅50元生活費積攢起來的一千元,捐助給了當地的『十八裡溝小學』。由此可見,外公不僅在富甲一方時興辦教育,而且在貧困艱難時,依然此志不移,慷慨捐助窮山溝裡的小學校。這已經遠遠超越了單純的慈善行為,而是體現了他內心崇高的信念乃至信仰。我為外公一生的人生理念感到由衷的敬仰,也為他苦難的餘生感慨噓啼。
『陳家大院』作為一段歷史的見證,作為文化淵源的像徵,將被人們所記得、所称道。她的興衰榮辱也將載入史冊,她的故事在民間街坊更會被津津樂道、源源流長。
注:此文發表在2016年11月24、25日《世界日報》上下古今版,寫的是作者之一張秋芳外公家的事。
修复後的陳家大院效果圖
修复中的四合院
陳家大院一隅
當年部隊駐軍的編號
去年新出土的最大銀元寶足有50兩重
新出土的元寶逐一編號
大規格的元寶
新出土的大量元寶已放入博物館展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