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反对仇恨亚裔时，到底在反对什么？

据媒体报道，自从新冠疫情以来，针对亚裔的犯罪增多。多名亚裔老人被袭击致伤或致死。3月19日发生的亚特兰大按摩店枪击案，其被害人数之多，伤亡惨重的程度，让在美亚裔社区尤为愤怒和惊恐。不仅在社交媒体上，掀起了StopAsianHate的运动，本周末在全美各地都举行了反歧视亚裔的大游行。

虽然目前警方仍然在对案件调查中，尚未确定也未排除该案为种族仇恨犯罪，但由于8名被害人中，有6名是亚裔女性并且犯案地点都是亚裔的店铺，目前的舆论中，普遍认为这是一起种族主义驱动的犯罪。

这不是第一起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案件，很有可能，也不是最后一起。通过这篇文章，想和大家一起就这次事件，进一步讨论一下以下这几个问题：

·         为什么说StopAsianHate和BLM情况不同？复杂性更高？

·         StopAsianHate是向谁在喊话？政府、施暴者、还是路人？

·         政府在这样的仇恨犯罪和气候中，究竟能做什么？

·         历史上谁是仇恨犯罪的主要受害者？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         当前美国的极端化政治氛围，到底应该怪谁？川普吗？

01

反亚裔仇恨的复杂性：为什么说这不是BLM的亚裔版？

在亚特兰大事件发生后，网络上一时间掀起了Asian Lives Matter的呼声，但是很快被组织者紧急叫停。

叫停的原因是Black Lives Matter的活动者对Asian Lives Matter的叫法非常不满，认为这样的叫法抄袭了他们的运动口号，削弱了他们的运动主张：这本是两个不同的运动，应当分开使用不同的口号。

于是才有了后来的Stop Asian Hate。

事实上BLM和目前的反亚裔仇恨确实是不同的情况，甚至最后的诉求，还有可能成为对立面。

Black Lives Matter运动的起因，都是警察暴力致死非裔的事件，针对的是警察系统内对非裔的歧视，与过分使用暴力。在几次爆出的事件里，施暴方一是白人，二是警察，完全符合一直以来美国国内种族运动传统叙事：白人掌握的公权力机构压迫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

然而，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不是这个套路。

首先，施暴者不是公权力，是普通人。从近期媒体曝光的几起事件中，可以看到，不管是袭击老人事件，还是亚特兰大枪击案。

其次，施暴者不限于白人。在目前被公众高度关注的两段旧金山地区案件录像中，施暴者均为非裔男子，包括推倒84岁高龄泰国裔老人致其身亡，以及在奥克兰袭击老人后逃逸，吴彦祖和金大贤捐款2万5美金悬赏的那起事件。

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美国种族运动口号失灵了。

韩裔作者Jay Caspian Kang在最近的《纽约时报》文章中就犀利指出，种族主义事件中，当施暴者不是白人的时候，美国社会似乎就不知道如何应对这样的局面了。[i]目前如此，在1992年洛杉矶发生黑人社区和韩裔社区冲突的时候，也是如此。

当受害者家属要求对施暴者进行严惩的时候，部分亚裔民众和BLM的理念分歧开始加深。

一方面，84岁泰裔老人的家属，在得知旧金山警方的调查结果是，“这并不是一起种族主义动机的犯罪行为”时，表示不可接受，要求对施暴者严惩。不少民众也表示，需要加强执法。

另一方面，推搡泰裔老人致其死亡的，是一名19岁的非裔青年。BLM运动的组织者表示不满，认为“加强执法”这样的诉求，会进一步加剧警方对非裔社区的迫害。[ii]

02

比嫌疑犯更可怕：警方说嫌疑犯“昨天过得很糟”

由于不是公权力施暴，政府常常表现出一种爱莫能助的反应。比如这次，拜登总统和Kamala副总统紧急赶往亚特拉大，会见当地亚裔社区领袖，但是谈话更多的是情绪的宣泄，很难落实到具体的举措。

但是，政府真的没有什么可以做的吗？

并不是。

在这样的案件中，哪怕施暴者不是公权力，但是公权力的处理方式是特别值得关注的。公权力一旦消极怠慢，会起到火上浇油的效果，让施暴者更加肆无忌惮，让社区对立情绪进一步恶化。

比如，在这次亚特兰大枪击案调查中，原先的警方发言人Jay Baker的影响尤为恶劣。

我们可以理解警方调查需要时间，不能在没有彻查以前下结论说这是种族主义动机的犯罪。但是既然没有调查清楚，就请谨慎发言，而不是随口一说“昨天他（嫌疑犯）一天过得很糟，于是就干了这事儿”。[iii]

更不可思议的是，明明还在调查中的事情，警方在调查未结束时，直接引用嫌犯的一面之词，说嫌疑犯是性成瘾者，去枪杀这些按摩店是为了“消除诱惑”。

这一说法真是“一石二鸟”，不仅为嫌疑犯开脱，还把受害者给抹黑了，暗示其从事性服务行业。

虽然目前Jay Baker已经被免去发言人的职位，但是这样的发言，很难让人信服警方在调查中的公正态度。相关人员也值得被追究给受害者带来二次伤害的责任。

尽管施暴者不是公权力，但是我们需要非常紧密关注公权力的反应，是不是有偏袒或者袖手旁观的倾向，是不是公权力在做帮凶。

上一次情况类似的，还要追溯到1982年的陈果仁案(Vincent Chen)。两名底特律汽车行业的白人男子，误将陈果仁当作日本人，因日本车大量进口美国导致其失业迁怒于陈果仁，将其打死。

陈果仁案之所以成为亚裔民权的重要案例，不仅仅在于白人男子迁怒打死陈果仁，而在于之后的法院判决。就这样一个无辜亚裔男性被俩白人活活打死的人命案件，首次根据州内刑法判决结果下来，这俩人居然不用服刑，缓刑3年，罚款3000美金就结束了。

于是当地以及全国的亚裔社区都愤怒了，民权组织介入，在联邦层面提起民权诉讼。提起这样的诉讼有难度在于，要求证明动机是种族主义。经过各方努力和寻找证人，1984年，施暴者之一被判25年刑期，但是在1986年被脱罪了，因为发现检方在诉讼中有不正当引导证人的情况。

后来在民事诉讼中，陈果仁的家属得到了百万美金的民事赔偿判决，但是这俩杀人犯竟从始至终没有坐牢。

除了像陈果仁案件这样，在白人对亚裔施暴案件中，公权力匪夷所思的脱罪情况外，在亚裔和其他族裔爆发矛盾时，公权力曾经的袖手旁观，也是非常令人痛心的。

其中的典型代表，当属1992年的洛杉矶大暴动。当1992年大量非裔冲击韩裔商铺，韩裔民众被逼得不得不拿枪自卫的时候，警察去哪里了呢？

警察在忙着保护旁边毫发无伤的比弗利山庄，无视大量韩裔的911求助电话，压根没有出警。直接对报警者说“我们现在来不了，希望你们有保险，到时候可以找保险公司”。（关于92年事件的详细分析，可以参考之前的文章《从LA暴动到梁警官被诉，亚裔是否真委屈》。）

03

仇恨犯罪是最近才有的吗？

仇恨犯罪在美国并非新事，只是曾经它伤害的是别人，于是听起来总好像是翻篇的历史。

犹太裔在美国长期以来是仇恨犯罪的受害者。全美历史最悠久的反仇恨犯罪组织之一是Anti-Defamation League (ADL)，是犹太裔在1913年成立的。

目前的反仇恨犯罪法律规定，如果因为特定偏见，比如仇视某种族，作为犯罪主要动机的，那么量刑上会加重处理。

这样对仇恨犯罪的“加刑”处理方式，始于1993年The Hate Crimes Sentencing Enhancement Act。该法案由时任加州参议员的Dianne Feinstein和纽约众议员的Chuck Schumer（是的，就是目前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Schumer）这两位犹太裔议员在国会引入，当年投票通过后生效。

犹太裔在移民美国之初，就一直在跟仇恨言论和犯罪做斗争。通过成立机构有组织地诉讼、推动立法等方式进行抗争，取得了如1993年反仇恨加重量刑法这样的里程碑式成果。

但是，仍然无法根除反犹的仇恨行为。[iv]

例如，在不久之前，2019年底犹太教光明节的时候，还爆出了震惊全美发生在纽约的犹太拉比等5人被刺伤的案件。

根据ADL在2020年公布的统计数据表明，在2019年，反犹犯罪上升了12%，而其中暴力伤害的犯罪，上升了56%。[v] 该组织从1979年以来就开始收集相关数据。

仇恨犯罪是偏见的极端表现形式。与其说是恨，不如说是一种对不熟悉的事物的极端的无知、恐惧和愤怒。

在信息随手可得的今天，尤其是美国，为什么会有人对他人有如此深的偏见？

互联网不是应该让世界更“平”吗？

为什么在互联网时代，大家好像反而更极端了呢？

04

愈加极端化的美国，究竟谁是罪魁祸首？

舆论场里的两极分化，这到底怪谁呢？

怪川普吗？

那如果没有川普是否这一切就不会发生呢？

有一部分人认为还真是这样，这种观点认为，美国就是被川普带坏的。

而越来越多的人可能意识到，是因为世道变了，才让川普有机会上台的。

是先有了极端化，才推举出了川普；而川普的存在，进一步加深了极端化。

我认为，极端主义的帮凶有两位：

首先，思想上，身份政治愈演愈烈。

虽然身份政治的本意，是希望最后能够获得一个包容的社会。但是80年代以来的身份认同政治，已经开始变味。

耶鲁教授“虎妈”蔡美儿在2018年出版的《政治部落》一书中，曾经总结道，在80-90年代，当左派发现中性的“不考虑身份”（group-blind）的政策，并没有给一些弱势群体带来实际快速的好处时，改变了策略，不再是仅仅要求要包容接纳这些族群，而是要求承认这些族群的不同。

Critical Race Theory等理论流行，进一步加速矛盾深化。这些理论认为一切美国的社会制度都是种族压迫的设计，为了维护巩固白人利益。从高校知识界向普通公众舆论渗透，进一步造成了所有政治问题都是种族问题的气氛。

于是，美国的政治活动以种族为纲展开了。

与此同时，川普作为右翼代表，很巧妙地利用了同样的技巧，打造了白人人口正受到威胁的“身份认同”，填补了种族身份政治认同下，白人的空缺。

这似乎是逻辑的必然，如果每个族裔都在拉群结盟，为什么白人不能呢。

而且这些媒体会告诉白人，白人人口比例急剧下降，很快就会变成少数族裔了。

有别于其他白人至上者，川普打造了“爱国者”的标签，而不是赤裸裸的白人至上，让普通白人更能接受。

至此，极端左派看待一切问题都是白人压迫，不符合这套叙述的就忽视，激进改革一切现有秩序；极端右派把一切反对声音标签为不爱国，维护旧秩序不容改变。

左右两边分别在各自的身份政治里越陷越深，并且越来越没有交集。

其次，技术上，网络算法 (Algorithm)的流行。

这方面最好的宣传片，当属Netflix去年发布的纪录片The Social Dilemma。该片采访了诸多硅谷社交媒体的前工程师们，以一个普通家庭的故事为例，深度展现了社交媒体是如何操纵人的想法的。

说到“操纵”，一般人觉得太夸张，但是算法有多强大，人还真不是算法的对手，哪怕是开发它的人。

社交媒体的推送，利用强大的算法，不断推送吸引人的内容，让人上瘾。而一旦发现可以让人上瘾的内容，就会不断推送相似的内容，让人欲罢不能。

这样一来，网络用户不断被相似的信息源推送强化，导致因为消息源不同，好似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

这次2020年的大选就是一例。你无法说服一个坚定的川粉，没有大规模舞弊；也无法说服一个坚定的川黑，主流媒体有偏见。

我特地留意了一下这几次事件中的嫌疑人，撇去种族，相同的地方在于，都是20来岁的年轻人。

一方面是思维上被身份政治禁锢，无法跳脱种族或标签来讨论任何问题本身，只能简单的二元对立来看问题；另一方面是信息来源被算法禁锢，屏蔽了不同的消息和意见。

思想上和技术上的禁锢，相辅相成，不断洗脑。

除非自己醒悟跳脱，否则势必在两极化上越走越远。

05

结语：在一个混乱的世界里，普通人可以做什么？

亚特兰大枪击案，不管最后如何定性，亚裔社区的焦虑，已经切切实实被激发了。

当我本已略为悲观地认为，分裂无可挽回的时候，看到一位朋友，分享了一张她邻居给她的暖心卡片。

感动之余，提醒自己，生活未必要大道理，未必要口号，在一个看似无序的世界里，在下次不知道谁与谁的冲突里，释放人与人之间的善意，或许就是普通人可以做的改变世界的英雄主义：

“请知道我们爱你们。在这个疯狂的环境中，不管你遇上任何人任何事，我们一定挺你”。

---End---

本文作者：孟小洁律师，坐标洛杉矶，加州执业律师，主要从事美国商业移民法领域业务，Meng Law Group PC主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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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孟小洁律师

出处：“闲话移民”公众号（xianhua_immig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