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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认为“镇反运动”时机来到，应当利用战争的危机情景，大肆杀戮“反革命”，毛泽东对公安部长罗瑞卿说，“你们不要浪费了这个时机，镇压反革命恐怕只有这一次，以后就不会有了。千载难逢，你们要好好运用这个资本。”刘少奇心领神会，在高干会议上说，“抗美援朝很有好处，使我们的很多事情都好办（如搞土改，订爱国公约，搞生产竞赛，镇反等）。因为抗美援朝的锣鼓响起来，响得很厉害，土改的锣鼓，镇反的锣鼓就不大听见了，就好搞了。如果没有抗美援朝的锣鼓响得那么厉害，那么土改和镇反的锣鼓就不得了了。这里打死一个地主，那里也打了一个，到处闹------很多事情就不好办。”——十九年后刘少奇自己在文革的锣鼓喧天声中凄凉悲惨地死去，不知在他的最后时刻是否还记得自己当初镇反时的那些话。
1951年1月17日毛泽东给上海市委电报指示，“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在今年一年内，恐怕需要处决一两千人，才能解决问题。南京方面----争取在春季处决一两百个最重要的反动分子。”次日电告华南分局，广东省委负责人说，“你们已杀了三四千人，这很好，再杀三四千人。”“今年可以杀八九千人为目标。”毛泽东指示，杀人要稳，要准，要狠，既不能手软，更不能胆怯。只有这样才能稳定社会秩序，使得志愿军作战没有后顾之忧。
3月30日，毛泽东指示，“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张旗鼓杀反革命。这种情况必须立即改变。”于是，各地镇反运动迅速升级，你追我赶纷纷举行声势浩大的公审大会，当场宣判，然后立即押赴刑场处决，报纸广播予以大力宣传报导。
毛泽东又指示下放批准杀人的权限，针对中共西北局报告“执行镇反计划，一定求稳，批准杀人一律在省上”，毛批示“其判死刑者则经专署批准执行”即可，实际情况是杀人审批权下放到县级机关就可以杀人，甚至在乡村召集的群众大会上，激动的群众一哄而上活活群殴打死“反革命分子”，不仅不受追究，反而得到鼓励。
前安徽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尹曙生在回忆文章里指出，镇反运动中对于判处死刑的人，不是根据犯罪分子的罪行来定罪量刑，确定该不该杀，而是根据人口比例，要求某地某市必须杀多少人，这是最大的荒谬之处。
1951年2月，在毛泽东建议下，中共中央开会讨论杀人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下决定”。当时中国人口五亿五千万，千分之一是五十五万人。
据中共中央1951年5月底公布的数字，当时全国已经逮捕一百五十万“反革命”，杀掉了五十万，基本达到千分之一的目标。1954年1月，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此人在文革中受迫害至死）在一份报告里说，“镇反运动”共逮捕了两百六十二万人，杀掉七十一万两千人，占全国人口比例为千分之一点三，超额完成了任务。而据相关学者估计，实际处决的人数远远高于上述公布的数字。国共内战国共两军死亡人数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说是七十万左右，镇反杀掉的“反革命”稳高于此数。
据不完全统计，镇反运动中被杀的有超过两百四十一名民国时代的高级将领，这些人大多参加过抗日战争。其中辛亥革命元老和民国上将有四位，中将有七十八位，少将一百五十九位。这些人有些是起义投诚的，有些是被俘后释放的，他们返乡退隐，对新政府并不构成任何威胁。
四位辛亥元老被杀时，都已是六七十岁的老人，尽管早已退出“江湖”，仍难“苟全性命”。四人之一是夏之时。此公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参加过四川保路运动。武昌起义时他在四川起兵响应，做过蜀军政府的副都督兼蜀军总司令。夏之时与董竹君的婚恋是当时的一个传奇。董竹君就是上海锦江饭店的创办人。夏之时在1938年时已经退隐江湖不问世事。不料镇反时候，还是被杀，与他一同被杀的还有他的大哥，四弟以及侄儿等人，是灭门之灾。夏之时被杀近四十年后，于1987年被平反昭雪，恢复“辛亥革命人士”荣誉。
第二位是何海清，民国上将。进过日本士官学校。黄兴介绍他加入同盟会。回国后在云南讲武堂结识蔡锷朱德，1911年参加辛亥起义。后又参加过护国战争，蔡锷曾经说他是“吾之子龙也”。1923年何海清任云南镇守使兼建国军第六军军长，由中将晋升为陆军上将。1925年由于耳朵失聪，加上母亲病故需要料理后事，何海清解甲归田还乡，在上海遇到从欧洲回国的朱德，还资助了朱德三百银元。1944年日军进犯韶山，何海清捐钱购买枪支，组织抗日自卫委员会，年近古稀还出任抗日自卫大队队长。1950年何海清被“镇反”，杀掉。1983年“平反”，确认他为“辛亥革命人员”。
第三位，宋鹤庚，湖南人，民国上将。日本士官学校第九期步科生，在日期间加入同盟会。回国后参见辛亥起义。1913年1916年两次参加讨袁，后又参加护法战争，1923年随谭延闿入粤，被孙中山任命为湖南讨贼军湘军第一军军长兼前敌总指挥，建国军北伐军中央总指挥。1931年他出任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但已不带兵打仗。不久辞职回乡，以绘画学佛游山玩水自娱。“镇反运动”中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1980年平反昭雪，“不咎既往撤销原判”。
第四位是邓玉麟，民国上将。参加过武昌起义。护法运动时，邓玉麟跑去广州担任广州护法军大元帅府参军，1926年出任北伐军左翼军第一路军司令。北伐后邓玉麟脱离军界，1946年邓玉麟当选第一届国大代表。蒋介石败退台湾前曾经动员邓玉麟去台湾，为邓所拒绝。他自认为自己并未与共军作战，故选择留在家乡。但50年1月就被新政府逮捕，次年被处决。据说中共元老董必武曾经电示县政府刀下留人，但电报到时，邓玉麟已经被杀掉了。1982年，邓玉麟被平反昭雪，恢复“辛亥革命人士”的荣誉。
1951年1月17日毛泽东给上海市委电报指示，“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在今年一年内，恐怕需要处决一两千人，才能解决问题。南京方面----争取在春季处决一两百个最重要的反动分子。”次日电告华南分局，广东省委负责人说，“你们已杀了三四千人，这很好，再杀三四千人。”“今年可以杀八九千人为目标。”毛泽东指示，杀人要稳，要准，要狠，既不能手软，更不能胆怯。只有这样才能稳定社会秩序，使得志愿军作战没有后顾之忧。
3月30日，毛泽东指示，“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张旗鼓杀反革命。这种情况必须立即改变。”于是，各地镇反运动迅速升级，你追我赶纷纷举行声势浩大的公审大会，当场宣判，然后立即押赴刑场处决，报纸广播予以大力宣传报导。
毛泽东又指示下放批准杀人的权限，针对中共西北局报告“执行镇反计划，一定求稳，批准杀人一律在省上”，毛批示“其判死刑者则经专署批准执行”即可，实际情况是杀人审批权下放到县级机关就可以杀人，甚至在乡村召集的群众大会上，激动的群众一哄而上活活群殴打死“反革命分子”，不仅不受追究，反而得到鼓励。
前安徽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尹曙生在回忆文章里指出，镇反运动中对于判处死刑的人，不是根据犯罪分子的罪行来定罪量刑，确定该不该杀，而是根据人口比例，要求某地某市必须杀多少人，这是最大的荒谬之处。
1951年2月，在毛泽东建议下，中共中央开会讨论杀人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下决定”。当时中国人口五亿五千万，千分之一是五十五万人。
据中共中央1951年5月底公布的数字，当时全国已经逮捕一百五十万“反革命”，杀掉了五十万，基本达到千分之一的目标。1954年1月，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此人在文革中受迫害至死）在一份报告里说，“镇反运动”共逮捕了两百六十二万人，杀掉七十一万两千人，占全国人口比例为千分之一点三，超额完成了任务。而据相关学者估计，实际处决的人数远远高于上述公布的数字。国共内战国共两军死亡人数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说是七十万左右，镇反杀掉的“反革命”稳高于此数。
据不完全统计，镇反运动中被杀的有超过两百四十一名民国时代的高级将领，这些人大多参加过抗日战争。其中辛亥革命元老和民国上将有四位，中将有七十八位，少将一百五十九位。这些人有些是起义投诚的，有些是被俘后释放的，他们返乡退隐，对新政府并不构成任何威胁。
四位辛亥元老被杀时，都已是六七十岁的老人，尽管早已退出“江湖”，仍难“苟全性命”。四人之一是夏之时。此公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参加过四川保路运动。武昌起义时他在四川起兵响应，做过蜀军政府的副都督兼蜀军总司令。夏之时与董竹君的婚恋是当时的一个传奇。董竹君就是上海锦江饭店的创办人。夏之时在1938年时已经退隐江湖不问世事。不料镇反时候，还是被杀，与他一同被杀的还有他的大哥，四弟以及侄儿等人，是灭门之灾。夏之时被杀近四十年后，于1987年被平反昭雪，恢复“辛亥革命人士”荣誉。
第二位是何海清，民国上将。进过日本士官学校。黄兴介绍他加入同盟会。回国后在云南讲武堂结识蔡锷朱德，1911年参加辛亥起义。后又参加过护国战争，蔡锷曾经说他是“吾之子龙也”。1923年何海清任云南镇守使兼建国军第六军军长，由中将晋升为陆军上将。1925年由于耳朵失聪，加上母亲病故需要料理后事，何海清解甲归田还乡，在上海遇到从欧洲回国的朱德，还资助了朱德三百银元。1944年日军进犯韶山，何海清捐钱购买枪支，组织抗日自卫委员会，年近古稀还出任抗日自卫大队队长。1950年何海清被“镇反”，杀掉。1983年“平反”，确认他为“辛亥革命人员”。
第三位，宋鹤庚，湖南人，民国上将。日本士官学校第九期步科生，在日期间加入同盟会。回国后参见辛亥起义。1913年1916年两次参加讨袁，后又参加护法战争，1923年随谭延闿入粤，被孙中山任命为湖南讨贼军湘军第一军军长兼前敌总指挥，建国军北伐军中央总指挥。1931年他出任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但已不带兵打仗。不久辞职回乡，以绘画学佛游山玩水自娱。“镇反运动”中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1980年平反昭雪，“不咎既往撤销原判”。
第四位是邓玉麟，民国上将。参加过武昌起义。护法运动时，邓玉麟跑去广州担任广州护法军大元帅府参军，1926年出任北伐军左翼军第一路军司令。北伐后邓玉麟脱离军界，1946年邓玉麟当选第一届国大代表。蒋介石败退台湾前曾经动员邓玉麟去台湾，为邓所拒绝。他自认为自己并未与共军作战，故选择留在家乡。但50年1月就被新政府逮捕，次年被处决。据说中共元老董必武曾经电示县政府刀下留人，但电报到时，邓玉麟已经被杀掉了。1982年，邓玉麟被平反昭雪，恢复“辛亥革命人士”的荣誉。
发表评论 评论 (8 个评论)
- 5 回复 七把叉Archie
- 玉米博好文。套用毛共的习语，刘少奇就是死有余辜。听一位地主后代说，刘少奇曾经提议给地富子女建立档案，不许招工高考等等措施，类似于印度的贱民制度。毛泽东之于刘少奇，相当于酷吏传里面来俊臣请君入瓮的周兴。洪桐县里没好人是中共的总体评价。毛泽东乘抗美援朝大开杀戒，镇压反革命，其实符合他建立红彤彤新中国的构想。早日快速建立共产主义制度，消灭旧思想旧习惯旧历史，肉体消灭这些非物质文化的载体，就是他多快好省实现共产主义宏图的具体措施。为了那个伟大目标，杀掉一些阻挡目标早日实现的人群，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这是一以贯之的毛泽东思想吧。
- 2 回复 屠龙刀之原界
- 这都是当年的乱臣贼子！奢谈什么功臣？杀就杀了！当年韩战吃紧，革命党特务，前朝遗老都蠢蠢欲动，四处破坏！不杀能稳住大局？至于冤杀？改朝换代，都是这样，有谁是不冤？
如果没有这些乱党祸害，袁大头掌权后，其实已经实行新政，办学校，办实业也在慢慢工业化。结果是乱党蜂起，虽然短暂共和，随即军阀混战，北伐，国共争锋，把中原大地搅成了一锅粥！日本趁机入侵，如果没有二战，中国早就亡了国！始作俑者就是辛亥造反！
- 1 回复 玉米穗
- 谢谢七八叉博友
七把叉Archie: 玉米博好文。套用毛共的习语，刘少奇就是死有余辜。听一位地主后代说，刘少奇曾经提议给地富子女建立档案，不许招工高考等等措施，类似于印度的贱民制度。毛泽东
- 3 回复 scripting
- 所谓反革命就是持不同的政治见解。在现代民主文明社会持有不同政治观点的党派相互监督，竞争权力，但从不伤害对方的人格尊严和身体。毛的镇压反革命手段实际上与奴隶封建社会的管理统治机制一脉相承。
- 1 回复 rfw1972
- 和列宁杀沙皇的原因一样，都是给美爹逼得。
屠龙刀之原界: 这都是当年的乱臣贼子！奢谈什么功臣？杀就杀了！当年韩战吃紧，革命党特务，前朝遗老都蠢蠢欲动，四处破坏！不杀能稳住大局？至于冤杀？改朝换代，都是这样，有
50年底朝鲜战争开始，蒋介石大规模轰炸江浙，从沿海岛屿向内陆渗透，和几百万留下的土匪特务遥相呼应，鼓吹第三次世界大战和反攻大陆，这就是镇反运动的大背景。为什么采取大规模政治运动，因为朝鲜战争带来财政紧张。50年的中国没有宪法没有刑法，三反五反中被杀的著名贪污犯刘青山是由毛来拍板的。更何况地方上肆无忌惮的封建官僚，有仇报仇有怨报怨。你被杀只能怪你太蠢。
- 回复 七把叉Archie
- 毛粉们和领袖共同特质，麻木不仁草菅人命，和领袖学习的拍脑袋信口开河是又一特质。中共公开文献：“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发布命令，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准备入朝作战。10月9日，毛泽东将罗瑞卿、彭真等人叫到中南海，要求他们连夜起草一份镇压反革命的文件，这就是著名的《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即“双十指示”。”抗美援朝第二天就指示镇反，莫非罗瑞卿是蒋介石卧底，立刻把双十指示转呈台湾。自从败退台湾，国民党把还我河山刻在金门崖壁上，戡乱救国直到八十年代结束，在那之前，反攻大陆是蒋介石念慈在兹的国策，哪一年毛共滥杀无辜都可以拿反攻大陆垫背，为何单单是五零年呢？毛粉轴承脑袋，万向轴，怎么转都可以，随心所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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