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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no Bartali是自行车运动史上一个传奇人物，他的故事又跨越二战这一段法西斯统治意大利时期，但是《Road to Valor》这本传记却写得出奇地沉闷，实在是，… 我猜想，讲故事的忌讳之一就是一门心思竖立英雄形象，那效果一般不会太好。比如说Spielberg先生最近的那个电影Bridge of Spies，塑造了一位美国律师的高大上形象却不大能感动人，倒是那个苏联间谍老兄着墨不多反倒更有血有肉有立体感。沉闷的另外一个原因大概是作者并不是个自行车玩家实在体会不到其中的酸甜苦辣，也就难以把自己融进到故事里面去，给人一个旁观者不清的感觉。好在这一段历史本身绝不平淡，读起来让人感触良多。
二十世纪前叶的欧洲，自行车比赛十分风靡。那时候汽车还不是大众承受得起的奢侈品，自行车才是劳动阶层最实用的交通工具，那部意大利现实主义电影《偷自行车的人》正是讲那个时代的故事。Gino Bartali就是当时欧洲人家喻户晓的一位天才自行车手，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崭露头角在顶级大赛Giro d'Italia和Tour de France上摘得桂冠。不幸的是，之后的整整十年意大利遭受着法西斯党统治和战火的蹂躏，他能够再次参加环法大赛的时候已经是别人戏称的'老家伙'了，然后这个'老家伙'在相隔十年后再次拿走了冠军的头衔。这个十年跨度的冠军纪录一直保持到今天，还没人能打破。
但是Bartali的真正传奇却是在他生前不为世人所知的，冒着自身生命危险救助犹太人的经历，Bartali对这件事一直当作隐私讳莫如深，除了儿子对谁都不提起。加之他为之工作的天主教会也同样保持着沉默，所以直到近几年前事情才渐渐为人所知。
法西斯政府对体育运动的控制和利用，读起来让人感觉十分的熟悉。记者出身的墨索里尼非常善于利用体育运动的成绩煽动民族主义情绪，为法西斯党增光添彩。体育为政治服务，运动员的一切都由党和政府决策，个人只好服从组织安排。所幸的是，当时的意大利毕竟还存在着另外一个不可小视的势力 - 天主教会。Bartali出身一个虔诚的教徒家庭，他总还是可以在教会的保护伞下与法西斯党保持一些距离。党和政府也只能一面利用他环法大赛夺冠大肆宣扬民族优越，一面冷落着他给他点颜色看看，谁让他不积极要求进步申请入党，取得了成绩不感谢党和政府光感谢主呢！
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党当年能够在意大利煽动起那么大的民族情绪，委实有些不可思议。如果说德国人的民族性可以用来解释纳粹的兴起，意大利人的性格中似乎倒并不存在这种极端的秉赋，二战中义国军队的不堪一击与德国人闪电战势如破竹的强烈反差应当可以印证这一点。法西斯主义让德国人搞到杀气腾腾推向了它的极致，在它的发祥地意大利却只能以'热热闹闹'来形容。到了英国佬那里呢？它就被看成一个天大的笑料，有这么一位从男爵Sir Oswald Mosley也学着墨索里尼的模样搞了个'黑衫军'，黑制服大檐帽高筒皮靴踏着鹅步在伦敦街头游行了一回，立刻让全英国都笑开了花，英式法西斯也就在举国哄堂大笑声中消失了踪迹。同样一个主义，换个地界结果就大不同，可见民族性这个东西实在是不容小觑的。
为什么意大利人民能被墨索里尼给忽悠得那么五迷三道跟着他往绝路上瞎跑？我出生的那块土地倒是有可能让我给迷惑不解的书友们提供一点答案的。墨索里尼先生当年贩卖给意大利人一个伟大的梦想 - 复兴古罗马帝国昔日的荣耀辉煌。世上有过不少这样那样的昨日帝国，昨日帝国的'复兴崛起'宏图伟业就永远都能用来忽悠昨日帝国的后代子民！人民大众一亢奋，就一起把自己套上了领袖的驴车呼儿嗨哟跟着起哄架秧子起来，领袖自个儿的事业也就闹腾成了，人类的这种行为绝对有些普世性的成份在里面。
不过到了真正实际操作的时候，民族性这个东西又会出来作怪。比如说，领袖要求广大人民群众和他一起迫害犹太人，可是意大利人比较讲交情不太讲原则，或者说讲交情才是他们的处事原则，犹太人和意大利人处得挺不错，好好儿的迫害人家干嘛呢？所以迫害这件事总也贯彻落实不下去，法西斯得十分不彻底。结果是各个德国占领地区国家的犹太人都变着法儿往同为轴心国的意大利跑，那里没有杀气腾腾的德国冲锋队盖世太保和遵纪守法唯领袖命是从的德国人民，被请去集中营做客的机会不是很大。
这样一直到1943年事情才起了变化，意大利人彻底烦了墨索里尼也不再瞎做复兴梦，他们把伟大领袖轰下了台关进了监狱然后向同盟国竖起白旗，投降了不玩了。当兵的当官的大家把武器一扔各自回到老婆情人的怀抱，种地的种地作买卖的做买卖，一起假装安居乐业去了。然后呢是德国人搞了一个特别德意志特色的完美奇袭 - 几架滑翔机在夜色中悄么声降落下来，一举把墨索里尼营救出狱扶植成一个傀儡政权，德军占领了意大利半壁江山。占领区的犹太人从这时候起就没了好日子过，冲锋队员督着意大利警察到处搜查，没有身份证和身份证上注明犹太裔的送去集中营批量处理。到了这时候，一直与法西斯政府暗中抗衡的意大利天主教会也就别无选择，直接介入了营救犹太人的活动，在教堂修道院为他们提供藏身之处、助其偷渡出境，最主要的一项工作是给犹太人提供伪造的官方证件。
为朋友两肋插刀，Bartali替他的忘年交弗洛伦萨枢机大主教Elia Dalla Costa作起了秘密信使，把照片资料和伪造的证件藏在自行车钢管里面，在佛罗伦萨与上百公里外的修道院之间递送。他是有名气的运动员，长途骑行训练也算名正言顺，关卡哨岗上的军人警察常常会认出他这位名人来，但毕竟还是有很大风险的，万一被搜查出来盖世太保可不会讲什么情面。Bartali兢兢业业做着这项工作，跟太太一直也不敢吐露一句实情，知道她一定承受不了这么大的心理压力。盟军一步步逼近，德国人搜捕犹太人的工作却愈发地努力和一丝不苟，实在是让人无法理喻，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呢？
意大利军队出了名的没有战斗力，意大利却又并不缺乏见义勇为，甘冒风险向弱者施以援手的人们，Gino Bartali只是他们中的一员。形形色色各色人等织成了一张救援网，用他们的良心对抗法西斯的恐怖统治。有时候，我们并没有能力去与强大的暴政作针锋相对的对抗，但我们仍然有些东西可以坚守。我称之为'不抵抗式的坚守'。在1968年布拉格之春那场人道主义改良运动被苏俄的坦克摧毁后，捷克人面对占领者也是选择了'军事上不做抵抗，思想上拒绝妥协'。这样的人性坚守，是暴政终于无法征服的。
前提是，我们先要有一些可以坚守、值得坚守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