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自由的畏惧

1941年，世界大战的战火正加快脚步逼近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年度国情咨文讲演中提出了他那举世闻名的‘四大自由’普世权利 - 普世人类均应享有的四项基本自由。四大自由之一，‘免于恐惧的自由’（Freedom from Fear），正是针对愈演愈烈的战争对于人类的巨大威胁。

恰好在同一年间，法兰克福学派社会学者艾瑞克·弗洛姆（Erich Fromm）那本影响深远的著作《畏惧自由》（Fear of Freedom，又名Escape from Freedom）出版。

人人均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之权利，但假如自由也会使人产生恐惧感呢？悖论也就因而产生。按普世价值观，人人皆向往企盼自由，怎么可能会对自由生出恐惧感？弗洛姆这样解释：当人们谈论‘自由’的时候，有必要区分清楚两类状态，一类是‘freedom from’，摆脱的自由，另一个是‘freedom to’，追求的自由。前者消极被动，后者主观能动；前者从摆脱中得到自身的安全感，后者在追求过程中获得个性解放；前者negative，后者positive。当我们身处某种形式的禁锢束缚中而被动地祈望摆脱（freedom from）的时候，总不免同时须要付出相应的代价，所谓‘对自由的畏惧’，其实是人们对自由所须付出代价的下意识逃避，如果他们又不具备为自己创造新环境的能力和动力，就会倾向于在固有的社会框架中谋求解脱。

不难看到，罗斯福总统的‘Freedom from Fear’恰恰正是弗洛姆所说那种‘摆脱的自由’。当时机恰当的时候，‘对freedom from的向往完全有可能引领人们走向灾难。一战之后的德国面对巨大的社会危机，经济崩溃信念缺失，一向渴望秩序的德国人亟需摆脱民族危机，为自己重建安全感与自信心，弗洛姆在这里指出，当一个国家或民族正经历对这种消极自由的渴望时，难免会向威权主义屈膝。无论是当年的纳粹德国，还是今天的共产中国甚而川普美国以及重新向威权主义倾斜的整个世界，都在印证着他的这个论断。

换一个视角观察，‘对自由的畏惧’，其实不过是人们对自由的对立面 - 安全感的追求，所谓‘趋利避害’。当萨特先生宣称‘人生而自由无可选择’时，他其实是缪误了。自然人从没有在完全的自由中生存过，从来都生活在某种威权状态之下，或治人，或治于人。原因也十分简单，人类是一种社会性极强的动物，更且是dominance hierarchy social animals。对消极自由的渴望是人类的动物本性，在这样一个闭合系统中以某种较新的秩序替代从前的秩序，‘吾皇已死，吾皇万岁’，循坏往复终归不得脱离治与被治的关系，这其实可以被解读成人类社会的一种正常形态。而积极的、追求的自由则只能属于获得了独立人格，具有自由意志的人们，在大多数历史时段里倒是并不能够左右得了社会的走向。

罗克威尔在他‘四大自由’画作系列里这样表达他对‘免于恐惧的自由’的理解：一对父母正站在他们睡熟着的孩子们的床前，母亲悉心地为孩子掖好被角，一旁的父亲手里拿着刚刚读过的报纸，上面的新闻是当天伦敦大轰炸的消息。想必他们是因为看到了这样的消息而为孩子们的未来担忧着，怎样才能给予他们一个无忧无虑的未来呢？罗克威尔以父母对孩子的关爱表达出了人们对免于恐惧的自由的渴望之情。

不过让我们再来对亲子关系做一次稍微另类的思考：在所有动物当中，人类抚养后代所需的时间是最长的，从旧石器时代的七八年到现代社会不可思议的将近二十年，子女必须一直仰赖父母的养育，服从他们的权威。个体在漫长的成长过程中将会自觉去习惯适应威权，在一个父权不仅在家庭且在整个社会生活中起主导作用的文化里就更是如此。为摆脱不安全感而倾向于认同威权，至少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如此选择的，所谓人人向往自由的动人口号并经不起弗洛姆的严谨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