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郎。《拾旧沙河梦》054。出身标签

巴郎。《拾旧沙河梦》054。出身标签

巴郎长篇自传《巴郎旧事》第一部：《拾旧沙河梦》 

 *****  梦牵少年时，拾荒百万字  *****

掬捧沙河那一泓流水，仔细清洗这两眼昏麻。

常忆起曾经少年英姿，转瞬间已过六十花甲。

世事如枰棋难料变化，人生似炉铁反复锤打。

夕照驿道孑然归去客，回首来路依稀是旧家。

巴郎  记于20191205  -  20201218

五四。出身标签

文革期间的中国人，从小到老，总是有多如牛毛的各种表格要填写。而且每份表格的起头，在姓名性别年龄藉贯之后，无一例外地都要填上“家庭出身”，不光要填上父母情况，而且还要填上祖父母的成份。只要祖父母是地主、资本家，你就成了“剥削阶级”的后代。政治审查要查到祖父母那一辈，这叫所谓的“查三代”。填写好的表格，由所在工作单位或农村公社的政工人事部门存入档案，永久保存。如果工作单位变换，档案将随着个人，移交到接收单位。因此，个人填写的这种家庭出身，要随着个人的档案带一辈子，走到哪跟到哪，沒有档案，接受单位是不能也不敢接受该个人的。

人民中国成立于1949年，而文革开始于1966年，此时新中国已发展了17年了。按说经过了一代人的更新，所谓的“剥削阶级”死的死老的老，作为敌对阶级，应该是早已不存在的了。作为他们的子女本人，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从小接受的是党和人民的教育，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理念的熏陶下成长，是合格的革命接班人，应该受到信任和重用，可为何却遭受到社会普遍的歧视，而被打入另册呢？

有人解释说，如此做法，是因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使然。中国共产党遵循苏联十月革命的道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建立革命武装，靠暴力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中国。在建国初期，被推翻的反动政权的残渣余孽，以及旧社会的地主资本家等即得利益者，他们人还在，心不死，时时不忘他们以前的吸取穷人血汗聚集财富，而享有的纸醉金迷奢华生活，总想变天复辟，重温过去的美好时光。他们暗含妄想，保存地契房契账簿，试图翻天，挑拨离间，腐蚀拉拢意志不坚定的干部，消极怠工，破坏机器设备国家财产，恶意攻击，叫嚣今不如昔，要求轮流执政，己成为社会进步的阻力。人民政权对这些敌对势力，重拳出击，铁腕严惩，经过土地改革、清匪反霸、三反五反等运动，已将危害国家肌体的赘瘤剝离，遗毒清除干净。再经过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公私合营等城乡社会主义改造，剥削阶级赖以生存的根基已被彻底捣毁清除，剥削者也已革面洗心，重新作人。

如果说有阶级歧视的话，那么它显然是应该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淡化的。在50年代，也确实如此，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深入和顺利进行，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逐渐缓解下来，过去的“剥削阶级”，经过反复改造，逐渐地被接纳，视为人民中的一员。可是，随着57年反右运动，台湾派遣敌特潜入大陆，叫嚣反共复国，以及苏联撤资逼债，国内外风云变幻，党内高层的思想意识也产生了变化。

1962年，依据苏联变修的教训，为了防止和平演变，保证无产阶级江山永不变色，毛主席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求各项工作都要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而进行阶级斗争就必须要有阶级斗争的对象，作为靶子。老一代的剥削阶级黑五类早就被打倒，成为死老虎昨日黄花，他们的社会影响早已丧失殆尽。但是他们虽然死的死老的老，但他们还有子女，有可能传下血统，承继衣钵。而今的掌权阶级，对于被打倒的阶级，包括他们的子女，总会存有一种猜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是可以理解的。“宁可错杀一千，切莫放走一个”，于是黑五类子女，就自然而然地李代桃僵，成为了斗争对象。

记得小时候，住在沙河子二段收购站里，街坊邻里的孩子常在一块玩耍。有一个玩伴小子，好象姓崔，比我略大一点，也比我早些加入少先队。他家住在后山半腰一间板壁房里，父母都在外地工作，就他和外婆住此，婆孙相依为命。

外婆年青时，曾在地主家当丫环，给地主老爷和太太端茶送水，照料起居，挨打受气，泪水洗面。后来因为太太连生三个女儿，老爷盼想儿子，于是将她收了填房当小妾。她也争气，隔年就生了个儿子，老爷视如珍宝，连带她的待遇也改善许多。谁料天有不测风云，儿子两岁时，得了白喉，请神驱鬼，救治不及，一命呜呼。老爷心有不甘，反复再试，不见动静。过了几年，老爷的坚持有了结果，她的肚皮又膨胀了起来，不久生产，这次却是生了个女孩。而且产后护理不当，附件感染，愈后却发生粘连，却是再也不能生育了。老爷绝望之余，不免将愤怒发泄到她的身上，不但取消了她的年供，而且将她打回家中仆佣堆里，去做粗使丫头所做脏累活计。抗战胜利前夕，老爷得了暴病而亡。太太又不待见她，给了她村边几间破房，几亩田地，让她带着女儿分家另过。她一个妇道人家，孤弱无依，靠着村民们的好心帮励，日夜操劳，侍弄田地，含辛茹苦，抚养女儿长大，直到解放。按照她当时情况，有几亩薄田，自己耕作，本应划分为自耕中农。但是她居丧未满五年，有原则性强的村乡干部，按政策将她划为了地主婆，厄运从此就跟定了她。

每逢街道居委会政治活动，作为地富反坏黑五类，她就得规规矩钜地听从指令，召之即来，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斗争。一来是那时还算年轻，挺得住，二来大家知其根底，暗生怜悯，虚应故事，常将街道揽来的活计分给她做，赚钱谋生，生活还算过得去。女儿技校毕业，分到外地，积极要求上进，为避嫌要划清界限，也很少回家看她。直到后来结婚生子，女儿女婿两人工作忙，再说工资低请不起保姆，无奈之下，把儿子送回娘家，让外婆照料。有外孙相伴，外婆自然是喜出望外，只是年事已高，接近60岁的人，操持家务，许多时侯已是力不从心了。好在外孙也听话懂事，小小年纪，里里外外地，帮助外婆做事，以减轻外婆的负担。

文革开始后，红卫兵执行极左政策，一刀切，每逢有政治活动，都要求所有黑五类到场接受批斗。对于红卫兵的要求，街道是不敢违拗的，只能硬性规定必去。外婆年老多病体弱，又是缠裹小脚，三寸金莲，步履蹒跚，外孙血脉相传，不放心外婆受折磨，每当有街道活动，都主动搀扶外婆前往。有两次，外婆生病卧床，起身都难，而又不敢违背红卫兵的命令，外孙只好只身赴难。看着只有10岁左右的他，站在一排黑五类之中，个头只有旁人肩高，单薄瘦弱，孤苦无助，也像同伴一样，勾着头，胸前挂着写着外婆名字的纸板牌，黑字红叉，代外婆受过，一言不发地接受批判。偶尔来的匆忙，红领巾来不及取下，虽然被纸牌遮住大半，但系在颈上那部分，却明白无误的显露出来，在昏黄的灯光斜照之下，恰象白衬衣上泼洒了片片血迹，令人怵目惊心，印象深刻，直到今天。

不久后，我们就搬家了，也就再也不知崔家的命运如何了。

文革初期，盛行“血统论”“出身论”，掀起一股公开讲究家庭出身的风气，宣扬“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封建世袭制和“株连九族”的味道极为浓厚。

特别是在干部子女中，其命运更是随着父母的命运而起伏：父母被打倒，他们就遭殃；父母重新出山，他们也时来运转。干部子女，由于其父辈冒着生命危险，南征北战，为新中国的诞生立下了汗马功劳，所以，他们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特权阶层。为了维护他们的即得利益，以干部子女为主的学生红卫兵以“红五类”自居，借“破四旧”名义，这些红色暴民，在全国各地兴起主要针对“黑五类”的“抄家”行动，到处打砸抢抄抓杀，仅66年8月，北京红卫兵就抄了3万多戸，上海10万多户，武汉两万多户。当时，对“黑五类”的子女严重人身歧视，被称为“狗崽子”，不准戴毛主席像章，不准唱毛主席的语录歌，也不准参加红卫兵。

“血统论”“出身论”出现后，中央高层是不赞同的。因为不论是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为首的党中央，或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为首的中央文革，都出身于“剥削阶级”，没有一个人出生于无产阶级家庭。或许是政治需要，或许以自身经历为鉴，他们指出，依据血统论出身论，政治贱民太多，不利于团结大多数，因此提议将标语改成“老子英雄儿接班，老子反动儿背叛”。提出：“剥削阶级子女的大多数，都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要与他们的家庭有所区别”。这段话似乎是给出身不好的人提供了出路，但是实际上却是肯定了这些人带有原罪，是本身有罪而非无辜的，需要经过教育才能在政治上和别人平等，带有强烈明显的歧视色彩。

中央文革还沿袭建国以来的另一说法，就是所谓“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要重在表现”。其实，过去这么提是正确的，是指当时剥削者本人的成份，是对剥削阶级而言。而现在如此提，却是搞的出身歧视，因为过去你的阶级路线指的是阶级呀，你现在是冲人家的子女来了。而他们的子女已经不属于其父辈那个阶级了，他们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不应该受到这种牵连，受到这种连累。

然而，尽管血统论出身论受到批判，但是并没有根除灭绝，恰恰相反，而是深藏于意识中，植根在行动上。只是换了方式方法，从原来的明目张胆公开提倡，到现在的口是心非言行不一。在实际执行具体政策时，仍是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出身论在当时社会特别流行，其原因是因为强调家庭出身，将出身不好的人打成政治贱民二等公民，就能够使出身好的人享有特权，能够轻而易举地、不费吹灰之力地就站于这个社会的上层。

文革期间，家庭出身是人们最为看重的一项。无论是下乡、上学、招工、就业、参军、入党、提干，甚至婚嫁、找保姆厨师清洁工等，无一不需要内查外调，详细“政审”，证明三代九族历史清白，方可录用。红五类子女通常是近水楼台捷足先登，当仁不让水到渠成，而“可教育好的子女”，则会遇到坎坷，需要费尽十倍心机百倍努力，方有希望达成夙願。

巴郎  记于20200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