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郎。《拾旧沙河梦》060。红色卫兵

巴郎。《拾旧沙河梦》060。红色卫兵

巴郎长篇自传《巴郎旧事》第一部：《拾旧沙河梦》 

 *****  梦牵少年时，拾荒百万字  *****

掬捧沙河那一泓流水，仔细清洗这两眼昏麻。

常忆起曾经少年英姿，转瞬间已过六十花甲。

世事如枰棋难料变化，人生似炉铁反复锤打。

夕照驿道孑然归去客，回首来路依稀是旧家。

巴郎  记于20191205  -  20201218

六十。红色卫兵

“文化大革命”是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间由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动领导的一次政治运动，历时10年。是由于领袖错误的评估了当时我国的政治形势，及党和国家的政治状况而发动的，而运动的进程，又被林彪和江青的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的灾难和内乱，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即然是两个阵营、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对决，那么，面对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可能”的猖狂反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要想取得彻底胜利，就必须要掌握一支强大而得心应手的军队，红卫兵就应运而生，成为这支文革大军的急先锋。

红卫兵喻意为“毛主席的红色卫士”，是指在文革中，由大中学生成立的群众组织及其成员。1966年5月底，清华附中成立了第一个红卫兵组织，此后迅速遍及全国，成为了在极“左”思潮支配下以青少年为主体的群众性组织。

由于当时谭力夫倡导的“血统论”“出身论”盛行，最早出现的北京红卫兵，多由干部子弟为骨干。他们在北京多个城区的中学组成纠察队，所谓“出身不好”的诸如黑五类的子弟被排斥在外，并且大多数职工和市民子弟没有资格，只能冷眼旁观。开始时，这些纠察队并无固定成员，也无统一且正规的加入手续。直到66年8月，纠察队联合起来，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联动的成立背后有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北京卫戍区的支持，意在通过红卫兵来维护当时已经出现混乱的秩序。当时文革正起，中央国家机关及北京市委受到冲击，领导遭受批斗，党和政府的工作陷于部分瘫痪，因此对恢复和维持正常秩序，显得尤为紧迫。66年8月起，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上，八次接见来京的百万红卫兵，联动承担了大会的“标兵”任务。

随着文革的进一步开展，联动的行为渐趋暴烈。他们开始对旧人员（指曾为中国国民党、中华民国政府、中华民国国军、军统及中统等特务组织等工作过，1949年后留在大陆并被新的党政军机关或企事业单位任用的人员）、各级学校教职员、有所谓“历史问题”的知识分子等等，及上述各类人员的家庭成员，进行大规模地抄家、批斗、殴打、刑讯等，造成了多起血腥事件和人员伤亡。

当文革斗争矛头转移，原掌握实权的各级干部被有针对性的打倒、火烧、油炸、炮轰等，联动的干部子弟感觉到了形势的变化，意图抵制对老干部的冲击。这批十六七岁的青年人，多为烈士子女和高干军干子弟，曾受到领袖肯定的最早的老红卫兵，长期自命为“天然革命接班人”。现在，他们惊心地发现，自己烧起来的“天下大乱”之火，烧着了自己的父辈，连自己也成了黑帮、走资派的“狗崽子”，很快将会失势，他们只能利用“血统论”组织起来自救。他们与首都后起的红卫兵进行辩论，骑着自行车穿越北京大街，呼口号、散传单、贴标语，冲击公安部。虽然明知是鸡蛋碰石头，却囿于保父并自保的个人立场，只能逆潮流而动，联合全国各地上百所学校的红卫兵，反对中央文革和“反对乱揪革命老前辈”，从最初的“造反”，变成了后来的“保皇”。

由于联动的活动干扰了领袖要打倒走资派的战略部署，1967年1月被定性为：“ ‘联动’是反动组织，头头是反革命”，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首都高校红卫兵在中央文革授意下，捣毁联动的“据点”，举办“联动罪行展览”，抓捕139人。在红卫兵成立后一周年的1967年4月，作为组织的联动退出了历史舞台。而各地类似联动的组织，如沈阳“红后代”、武汉“三字兵”、济南“黑字兵”等，也先后遭到了镇压。

后起的红卫兵见于首都高校，很快蔓延全国，由于多是大学生，眼界、见识、胆量、能力等都比联动中学生们高出层次，是红卫兵的主流。最初，他们对中央文革唯命是从，依靠地方党组织和工作组，仿效老红卫兵，只吸收出身好的红五类子女参加。由于在一个单位内部存在不同的自发红卫兵组织，组织之间由于立场观点差异，通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互相指责对方是“保皇派”，而标榜自己是“造反派”。每一个红卫兵组织都公开拥护党中央，听从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指示，反对社会上和本单位的修正主义份子、走资派。随后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促成红卫兵全国大串连，出现了当地各派红卫兵组织的革命大联合。红卫兵听从毛主席“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指示，主张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给党和国家以及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的灾难内乱，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在红卫兵组织联合夺取本单位本地区的领导权力以后，造反派进入夺权以后成立的革命委员会。

最著名的红卫兵典型是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包括北京大学聂元梓、清华大学蒯大富、北京航空学院韩爱晶、北京师范大学谭厚兰、北京地质学院王大宾。

聂元梓并不是大学生，她是北大中层政工干部，原哲学系党总支书记。在揣摩上意，发表了“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后，成为一时无两的风云人物，当仁不让地成为首都红卫兵领袖，全国红卫兵的标杆。在赶走工作组，打倒旧北大党委后，当上北大校文革主任，受到了领袖的亲切接见。从此，她成为攻击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急先锋，中央文革的打手，对中央和北京市委高层的走资派进行批斗和迫害。1967年4月，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聂元梓荣任副主任，和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组长。1969年4月在中共九大上，聂元梓当选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北京航空学院学生韩爱晶是烈士女儿，文革初，空前活跃而坚定。曾在国防科委“请愿”静坐的28个昼夜，一跃成为名噪一时的北航“红旗”战斗队的“总勤务员”（“天派”总司令）。1966年底率领红卫兵到四川成都把老帅彭德怀押回北京，强行逼供殴打，声称“审斗会”要“刺刀见红”，要彭德怀交待“你为什么在庐山会议上写信反对‘三面红旗’？”“你为什么反对毛主席？”彭德怀被“打翻在地”七次，前额受伤出血，第五和十肋骨骨折。1967年7月26日，她成立了“揪刘火线总指挥部”，以召开刘少奇批判会为名，调集了几十个单位数千名群众围堵中南海各门，受到周总理的阻止。又企图打倒徐向前等军中元老，在北航设立“隔离室”18处，审查了465人，170人受到非法关押，20余人非正常死亡。韩爱晶是“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北航革委会主任、北京市革委会常委。

北京师范大学学生谭厚兰，1966年6月最先响应聂元梓，将斗争矛头指向校党委和工作组，成为“英雄”和公认的学生领袖，8月底她组织了北师大“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并任总负责人。11月在戚本禹、康生授意下，率队200多人，到山东曲阜造“孔家店”的反。成立了“彻底捣毁孔家店革命造反联络站”，召开彻底捣毁孔家店的万人大会，砸毁国务院竖立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挖墓鞭尸，烧砸捣刨，毁破孔府孔庙孔坟文物无数，影响力广泛。1967年在江青授意下，率千余人冲击农业学大寨展览会，炮打谭震林。谭厚兰是“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北师大革委会主任、北京市革委会常委。

北京地质学院学生王大宾，四川省西昌人。文革初狂热地投入“造反运动”，与韩爱晶一道，曾参与迫害彭德怀的活动，成为庞大的“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政委兼司令，“地派”领袖。他叱咤风云，在60天内4进地质部，强行翻阅和抢走了机密档案，揪斗部领导，并经常在首都高校乃至全社会抛头露面，被中央文革小组视为心腹，显赫一时。王大宾是首都红卫兵三司副司令、“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委会常委兼政法组副组长。

与聂元梓的“大内侍卫”“御用打手”身份相比，蒯大富只能算草民布衣，白手起家。身为清华大学普通学生的蒯大富，于66年6月，响应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率先要求同驻清华大学的工作组进行公开辩论，提出要“炮轰”压制文革的工作组，并要求夺权。工作组在王光美的授意下，认为蒯大富是“假左派，真右派”，蒯大富被打成右派学生。因绝食以示抗议，被开除团籍并关押18天。7月底，中央文革王力关锋来到清华大学看望关押中的蒯大富，撤销工作组。8月初，清华大学举行大会，批判以王光美为首的工作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蒯大富平反。蒯大富获得“解放”，成了著名左派。此时蒯大富在清华大学仍属弱势。1966年9月，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三司”）成立。为支持清华大学文革，决定给予蒯大富“首都红三司负责人”的头衔，并同意蒯大富在成立大会上以此身份，带领在场3000多名红卫兵宣读誓词。自此，蒯大富得到了“蒯司令”的绰号，成为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第一把手。

从此，他将自己绑在中央文革的战车上。1966年底，在中央文革张春桥授意下，蒯大富布置任务、演讲、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在天安门广场上，聚集数万红卫兵，召开了“彻底打倒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1967年受中央文革指派参与上海“一月夺权风暴”。3月率先批判“二月逆流”。4月10日，清华大学红卫兵召开万人大会批斗王光美，彭真、陆定一、薄一波、蒋南翔参加陪斗。6月上旬，北京造反派组成“揪斗刘少奇火线指挥部”，蒯大富和他的井冈山兵团充当急先锋，围困中南海，采用喊口号，贴标语，高音喇叭广播，甚至绝食的方法，勒令刘少奇写检查，低头认罪，接受批斗。7月25日，林彪接见红卫兵，在王力授意下，蒯大富指挥手下把二、四方面军的干部打成“带枪的刘邓路线”，并进一步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口号，大谈“夺权经”。1968年5月，蒯大富组织了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文攻武卫总指挥部，挑动清华大学武斗，导致18人死亡，30多人终生残疾，1100多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巨大。清华的武斗促成北京各校的大规模武斗。7月27日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却遭到了蒯大富手下的抵抗，开枪造成5名工宣队员死亡，数百人受伤。蒯大富是“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委会常委。

聂元梓同志曾是大学讲师、中层领导，相比较之下，学生们更觉草根蒯大富同学具有亲合力。

一则多年来的师道尊严传统，师生间无形中有着隔阂，而同学间则较亲密无间。

二则聂元梓的举止似乎有秉承上意，为尊者代言之嫌，而蒯大富则是忠正耿直嫉恶如仇，斩蛇而起，以救天下苍生。

三则聂元梓算是年轻的“老革命”，资历摆在那里，使人敬畏信服。而蒯大富则是恰同学少年，激扬文字，凭着自身的才干和能力，脱颖而出，成为政治新星，也成为了学生们崇拜心服的偶像。学生们从他身上，仿佛看到了一丝自己的影子，能稍微满足暗藏内心青春萌动的丫丫梦幻。

所以，尽管在红卫兵五大领袖中，他紧随聂元梓同志之后，屈居第二，但在广大红卫兵战士心目中，在中央文革眼中，蒯大富同学才是当仁不让，真正手执牛耳，登高一呼，万众响应的领袖人物。

1968年领袖为了制止武斗，稳定高校，派出工宣队军宣队进驻首都高校，要求学生回校，复课闹革命，却受到了首都红卫兵的抵制。因此于7月28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陈伯达康生，代表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接见了红卫兵五大领袖。老一代革命家和这些初生牛犊们，谈话长达五个小时之久，严厉批评红卫兵，要他们听从指挥。五大领袖当场投入领袖的怀中痛哭认错，返回学校，动员手下放下武器，停止战斗。其后，红卫兵结束学业，毕业分配，到基层、边疆、工矿、农村，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接受“再教育”，盛极一时的红卫兵运动遂偃旗息鼓，烟消云散。

文革结束后，红卫兵五大领袖，分别被判处九到十七年不等的刑期，剥夺政治权利等，为他们的政治生涯划上了句号。

巴郎  记于20200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