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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郎。《拾旧沙河梦》081。诗以证史
巴郎长篇自传《巴郎旧事》第一部：《拾旧沙河梦》
***** 梦牵少年时，拾荒百万字 *****
掬捧沙河那一泓流水，仔细清洗这两眼昏麻。
常忆起曾经少年英姿，转瞬间已过六十花甲。
世事如枰棋难料变化，人生似炉铁反复锤打。
夕照驿道孑然归去客，回首来路依稀是旧家。
巴郎 记于20191205 - 20201218
八一。诗以证史
中国诗歌源远流长，延绵不绝，即使在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专制的利刃亦不能切断诗歌的长河。“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中国的诗道由来已久，诗歌与历史同生共长。历史衍生了诗歌，诗歌亦印证了历史，称为“以诗证史”。
被定论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在漫长的中国历史进程中，虽然只是短暂的一瞬间，但这是一个“史无前例”而变幻无定和荒诞不稽的时代，在这个特别的历史时期出现的诗歌，也可为这段历史作出佐证。我是文革十年的亲历者，也是旧体诗词的爱好者。于今写作这本《故地拾旧录》时，参照到网上报刊传媒中众人的文章评论，给合着我自己的亲身体验，将我邂逅过的文革诗词择出部分来试作表述。
文革诗词数量繁多，内容丰富，涵盖广泛，上至君王学者，开宗饱学之士，下至市井百姓，引车卖浆者流。如66年文革拉开序幕之时，毛主席曾写了一首七律《有所思》：
“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
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
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
恁栏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文革伊始，是破除“四旧”。旧体诗词属于“旧文化”，在近代和现代已逐渐式微，按说是应该被破除，且容易被破除的。然而，文革不但未能灭绝旧体诗词，相反，却刺激了旧体诗词的创作，留下了大量的旧体诗词作品。
出现此种“反常”的现象，似乎有多层复杂的原因。我想，有两条原因是一定存在的。
其一，是因为在文革之前和初期，在林付主席和江青旗手的大力推动下，大量地出版发行了《毛泽东诗词》，不但广为传诵，而且谱成歌曲，唱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毛主席受的是清末民初教育，文言文多于白话文，所以，多写作旧体诗词。其启承转合排列规律，平仄对仗工整呼应，读来回思无穷，自有一番韵味，深受人民群众喜爱，免不了众相追随，涌现出大量模仿习作。
其二，文革以“大批判”开路，很多诗词被“上纲上线”，莫须有成了“反动诗词”。如邓拓咏明朝东林党人的七绝：
“东林讲学继龟山，事事关心天地间。
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
此首咏史诗，被文痞姚文元评为“企图以暴力推翻无产阶级专政”。邓拓有口难辩，最后以死抗争，成了文革中因旧体诗词殉难的第一人。此后，按此模式，全国遍兴文字狱，首当其冲的便是那些谙熟诗词的文化人。然而，“大批判”也引发若干併发症和副作用。其中之一是，在批判时要引用原诗词，使普通民众有了接触这些“反动诗词”的机会，私下里为人们提供了学习、欣赏、和创作的活教材，助长了旧体诗词的传播。
正因为在这特殊的年代，暴力与恐怖如家常便饭，人的尊严理性被击得粉碎，人的生命财产得不到保障，腥风血雨历历在目，哀歌悲吟犹在耳边，于是，“愤怒出诗人”，“国家不幸诗家幸，吟到沧桑句便工”。人们，用笔和纸写就，或用血和泪挥染，凝练成为诗词，作为工具，以表达愤怒，宣泄情感。如《出身论》作者遇罗克的悲壮遗诗：
“神州火似荼，炼狱论何足。义举惊庸世，寄文愧烂书。
山河添豪壮，风雨更歌哭。唯念诸伯仲，时发一短呼”。
擅长诗词的学者们，在文革中，多有遭批斗、抄家、下放干校劳动的经历，所历所感，随时入诗。他们的作品贴近真实，份额大，艺术性也高。如史学家陈寅恪，在66年4月，即“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文革前夕，写下的《丙午清明次东坡韵》，尽抒“丙午清明”“魂已断”的凄清、沉痛和愤慨：
“史书既欲尽烧灰，何用今朝上冢哉。
南国高楼魂已断，西陵古渡梦初回。
贤妻孺仲恹恹病，弱女渊明款款来。
翻忆凤城一百六，东风无处不花开”。
普通干部和平民百姓，在文革的风雨中更是提心吊胆，坐立不安。如赵振新的《无题》，尽道自身的悲凉、无奈和愤慨：
“满城金鼓震心肝，隐隐悲歌挟重寒。
寄语故人钳口好，冬来难得是平安”。
文革青年，包括红卫兵、造反派在内，也有不少人学习写作格律诗词，虽然末臻成熟，但其中也有精彩的篇章。从66年8月18日直至11月26日，三个半月内，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八次接见检阅红卫兵。一般青年学生，都视毛主席的接见为“最大幸福”，然而，也有持不同看法的，如广州市大学生何永沂的《接见》：
“手捧红书不住扬，真真假假满场狂。
天安门下欢呼罢，识得人间有帝皇”。
毛主席曾有“最高指示”言：“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于是乎，上有国家主席刘少奇等一大批高干，下有基层千千万万的小干部，皆中箭落马。据传，夏衍在囚禁期间，仿效清代之“剃头诗”，写下一首“整人打油诗”，幽默且辛辣：
“闻道人该整，而今尽整人。有人皆可整，不整不成人。
整是由他整，人还是我人。请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
著名红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院长冯其庸，在文革初期曾写下《感事》：
“千古文章定知有，乌台今日已无诗。
何妨海角天涯去，看尽惊涛起落时”。
宋代的“乌台诗案”，乃千古奇冤，当时尚有诗可批，然文革时期，人们皆收笔禁声，冯其庸“乌台今日已无诗”之句，所发感慨，何其沉痛悲愤！
文革中破“四旧”，灭绝文化，打骂文人，超越秦始皇之“焚书坑儒”。文化教育部门、学校、教师更是首当其冲，北京市第五十中学老师吴柏森先生是亲历其境者。他的诗词，隐含血泪，如《感事》：
“恶浪掀腾到蒙童，翻天覆地闹黉宫。
千年师道成仇敌，万卷缥缃付祝融。
伦理沦亡惊世变，斯文丧尽叹途穷。
春秋直笔评功罪，自有今时太史公”。
*蒙童：学生。黉宫：学堂。缥缃：绢帛竹简，指书本。祝融：火神。太史公：秉书直笔之司马迁。
文革时期冤狱遍布，无数人被罗织“罪名”，而被投入监狱，或强迫进入“牛棚”、“五七干校”、“学习班”、“交代会”等。入冤狱者，在此高压的环境中，满腔冤愤，只有寄情于诗词。如黄克诚大将，辗转数地，被囚八年，曾有感而作《蝶恋花·桃花》，借景言情，寓意甚明：
“满树桃花红烂漫，一阵狂风，吹掉一大半。落地残红何足羡，且待来年看新瓣。
人间变化千千万，升降起落，犹如急流泛。天翻地覆大转变，英雄转瞬成坏蛋”。
文革期间，荒唐的文字狱随处皆是。随便一首诗词，一篇文章，都可以评为“反党大毒草”。为自身的安全计，人们採用“曲笔”寄情于诗词，如国学大师文怀沙之七绝：
“沙翁敬谢李龟年，无尾乞摇女主前。
九死甘心了江壑，不随鸡犬上青天”。
此诗是文怀沙（沙翁）被关在山西临汾监狱时所写。当时一位旧友李某（诗中之李龟年），传达江青要其写一效忠信即可获自由并可得重用，文遂题就此诗。结果被姚文元读出是藏锋诗，把每句的第六个字串起来，是“龟主江青”四字。幸好，不久四人帮垮台，文氏才未被枪毙。
打油诗体，虽多谐趣，但常流于俗气和油滑。然创作于文革时期的打油诗，多有出于大家之手，语浅却意深，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如梁漱溟所作：
“十儒九丐古时有，而今又名臭老九。
古之老九犹叫人，而今老九不如狗。
专政全凭知识无，反动皆因文化有。
倘若马列生今世，也需揪出满街走”。
此首打油诗，刻划“臭老九”，生动且传神，一经传出，即脍炙人口。遭领袖痛骂为“野心家”，“伪君子”和“反动透顶”的梁漱溟，在“文革”中当然在劫难逃。家藏四代图书典籍，被红卫兵抄家焚毁。还被像耍猴子样地以绳系颈，手持铜锣，在得胜门一带鼓锣游街示众。真是“而今老九不如狗”！
1976年清明节，因悼念周恩来总理去世，引发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人群、花圈和诗词充满了天安门广场，群体自发性的“天安门诗歌运动”，在中国的诗史上绝无仅有。天安门的“反动诗歌”，最为闻名的，乃工人王立山所作：
“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
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文革诗词，是文革史实的一个组成部份，具有极大的史训价值。十年文革中，古典格律诗词，受人追捧，大行其道，蔚成大观，在历史的断层中形成了痕迹鲜明的‘沉积岩’，耐人寻味。分开来，既表现了个体生命在那样的历史情境中的独特状态，合起来，则又相克相生、相得益彰，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波澜壮阔的历史趋势。诚如广州熊鉴在《劫尘史鉴》云：
“沧海横流事足伤，十年无路可徬徨。
吟成劫史供谁赏，留与儿孙作胆尝”。
熊鉴在《十年文革祭》中有言：“澄清往事，传后世以真情；警告来人，鉴前车之覆辙”。如今此篇祭文和一些文革诗词，被镂刻在一道道花岗岩石壁上，屹立在广东澄海的《塔园》中，据说这是目前中国仅有的文革纪念馆。
** 巴郎备注：《诗以证史》节，未经允许，汇总引用网上和报刊传媒多家见解，特别是梅振才先生大作《文革诗词钩沉》，在此特向原作者们致谢。如有错谬，责在巴郎。**
巴郎 记于20200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