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郎。《拾旧沙河梦》097。斯文扫地

巴郎长篇自传《巴郎旧事》第一部：《拾旧沙河梦》 

 ***** 梦牵少年时，拾荒百万字 *****

掬捧沙河那一泓流水，仔细清洗这两眼昏麻。

常忆起曾经少年英姿，转瞬间已过六十花甲。

世事如枰棋难料变化，人生似炉铁反复锤打。

夕照驿道孑然归去客，回首来路依稀是旧家。

巴郎 记于20191205 - 20201218

九七。斯文扫地

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这也就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红卫兵高呼“造反有理”的口号，揪斗所谓“牛鬼蛇神”，造“走资派”的反，全面开展了文革中最流行的“革命大批判”。他们按照自己对文革形势，以及当地具体情况的理解，冲击政府机关，揪斗领导干部，搞乱地方党委，滥施暴力行为，刮风搅雨，无所不用其极，这一切都加剧了社会的动荡。

最早被送上文革祭坛的，是《三家村》里的邓拓、吴晗和廖沫沙。邓拓不堪凌辱，在批判初起时，即自杀身亡。而吴晗和廖沫沙，遭到无止境的“喷气式”的批斗。“喷气式”，为文革中在批斗会上对被批斗者采取的一种体罚形式。通常由几个彪形大汉架着被斗者，用暴力迫使其弯腰低头，同时向后使劲拉被斗者的双臂，使之高举，状如喷气式飞机，故名。

廖沫沙有一首《嘲吴晗并自嘲》，描绘遭受批斗情景：

  “书生自喜投文网，高士于今爱折腰；

   扭臂栽头喷气舞，满场争看斗风骚”。

文革时期，冤案无数。连堂堂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尚且被“斗倒斗臭”，而最终冤死狱中，其他文化人、老百姓岂可逃避不损须发？如浙江美术学院院长、著名画家潘天寿，在文革伊始，就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文化特务”、“国民党特别党员”，成为第一批被揪斗的对象，并长期被关入“牛棚”。经受过无休止的批斗，潘氏的健康迅速恶化。1969年冬，年届73岁，身患重病的潘天寿，从杭州被押回家乡海宁去游斗。带着浑身伤痕与唾沫返回杭州途中，他在拾到的一张香烟壳纸上，写下绝命诗，道出无数遭受冤屈者的悲愤，不久便含冤病逝：

  “莫嫌笼絷窄，心如天地宽。是非在罗织，自古有沉冤”。

1966年8月5日，北师大女附中。在工作组的指使下，高中的学生、血统“纯粹”的干部子弟、和“老”红卫兵们，揪斗了学校领导们。这些平常温文贤淑的花季少女，一反常态，兽性发作，情绪激动地高呼革命口号，声色俱厉地喝斥谩骂口诛手掴，凶神恶煞地挥舞棍棒毒打，惨无人道地拳打脚踢踏践，打伤所有校领导，並一拳一脚地，当场打死朝夕相处的老师付校长卞仲耘。

卞校长，文革暴力最初的受害者，死于非命。在当时的环境和形势下，人人自危，没有人追究，也没有人敢去追究。其实，这件凶杀案应该很容易审理：凶杀发生于光天化日之下，持续几个小时之久，为证人指认凶手提供了有利条件。此外，目击者众多，达数十人，而且他们都认识凶手，因此，并不存在妨碍逮捕的证据不足一说。只能说是，没有逮捕凶手，是因为权力机关认为，该凶杀案发生在群众运动条件下，属于群体失控行为，所以没有应该对其负责的具体个体，而只应由社会负责。

加害者有恃无恐肆无忌惮，受害者忍气吞声冤沉海底，加害者弹冠相庆，受害者自认倒霉。凶手之一的宋彬彬，在两周之后的8月18日，当毛主席党中央在天安门城楼上，第一次检阅红卫兵时，竟然代表被检阅的赴京百万红卫兵，亲自为伟大领袖戴上了“红卫兵”红袖章。在紧随其后的亲切谈话中，受到伟大领袖的教育启发，立马将自己文质“彬彬” 的名字，改为了“宋要武”，是“不爱红装爱武装”的符号。这个符号经伟大领袖赋予神圣意义，各种媒体大肆宣传，顿时涂抹上了惊世骇俗的色彩，风光无限。一经确立，举国上下都发疯了，一片艳羡，疯狂追捧。关键之处在于，这个符号是在打死卞仲耘之后走红的。或许“伟大领袖”受到蒙蔽，并不了解此事，只是有人拉大旗做虎皮，包住自己吓唬别人。但说话听音，锣鼓听声，这声音中传递的信息，意在告知人们，领袖是支持这个暴力的。而且还不止于此，“要武啊！”按照当年“一句顶一万句”的逻辑，这个符号就是掀起暴力武斗狂潮的信号。

沙河子虽然也紧跟全国形势，但毕竟巴山蜀水，位于大山地区，交通不便，消息也相应闭塞一些。因此，运动的开展，要相对温和些，还没有很暴力。

沙小此时，虽然是停了课，但“停课闹革命”，革命不能停。年初，文革开始时，上级领导县教育局，就派出了工作组，驻校指导学校怎样开展文化大革命。他们按照县委和教育局的指示，先是清查教职员工的家庭背景、出生成份、政治表现等，将出身于黑五类的“牛鬼蛇神”，或与黑五类有牵连的，鉴别出来，打入“另册”。这些人，要在教研组接受批判斗争，教育帮助，要经常写“悔过书”、“认罪书”，交代自己的因为出生而从娘胎里带来的罪过，请求革命群众的原谅，革面改心，重新做人。学校停止了他们的教学工作，去做扫地抹桌、买菜帮厨，园圃菜地，后勤杂务等，通常被文人们视为“低人一等”的事儿。

其实，真正出生于黑五类的“牛鬼蛇神”并不多，经历过历次政治斗争的洗礼，早己从里到外，暴露无遗，再批斗也榨不出油水了。反而是那些“与黑五类有牵连者”，这个范围就比较大了，可以是亲戚朋友，也可以是同事熟人，界定相对随意，空间比较模糊，许多人和事，界于是与不是之间，全凭人一念之差。

工作组是上级派来的，多与学校领导一道，为开展工作，利用界定的模糊和可伸缩性，根据形势需要，指认某些人为“黑帮分子”“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挑动另外一批人，对其进行批判。他们按照上级旨意，为了压制学校教职员工的造反行为，不惜翻云复雨，挑动群众斗群众，意图把学校文革纳入他们即定轨道，风平浪静地进行下去。

然而，革命潮流并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红卫兵大串连，冲击党政机关，导致了地方党委和政府指挥不灵，工作停滞和瘫痪，造成了“无政府状态”。下属各行政机构企事业单位，大都乱了阵脚，自行其事。工作组和学校领导，压制群众阻碍革命的行径，早已惹火上身，激起了被打击压制的群众的不满和愤怒。此时工作组和校领导背靠的大树，被狂风暴雨吹得枝断干折，叶萎飘零，再也不能为其提供荫凉，遮风挡雨，正如丧家之犬，惶惶然，自身难保。

于是，舍得自己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早就对其所做作为心怀不满的教职员工，如赵健民老师等，拿笔泼墨，铺天盖地大字报，如愤怒之火，如出闸之水，汹涌澎湃席地卷来，倾刻将工作组和校领导淹没烧毁。全校批判会上，在造反的革命群众的口号声中，工作组长和沙小校长，在全校师生员工面前，弯背弓腰地站立台上，规规矩矩地检查认错，说着软话。回答群众提问时，点头哈腰，谗媚语气笑脸迎，哪象昔日严霜挂。

工作组和校领导的的倒台，宣告了沙小传统秩序的终结，脱离了樊笼束缚，沙小的文革才真正自发地开展起来了。革命造反的师生员工们，踏过了工作组校领导这道障碍之后，“雄关漫道从头越”，他们组织的红卫兵战斗队，开始越过院墙，到更广阔的天地里，与沙河子镇上县里的红卫兵革命组织，接触，结合，合并，整编，从小小溪流，最终汇成了波澜壮阔。

巴郎 记于20200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