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郎。《拾旧沙河梦》109。一包公章

作者:巴郎  于 2023-7-28 15:56 发表于 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作者分类:巴郎|通用分类:前尘往事

巴郎。《拾旧沙河梦》109。一包公章
巴郎长篇自传《巴郎旧事》第一部:《拾旧沙河梦》 

 *****  梦牵少年时,拾荒百万字  *****
掬捧沙河那一泓流水,仔细清洗这两眼昏麻。
常忆起曾经少年英姿,转瞬间已过六十花甲。
世事如枰棋难料变化,人生似炉铁反复锤打。
夕照驿道孑然归去客,回首来路依稀是旧家。
巴郎  记于20191205  -  20201218


109。一包公章

1966年底,以王洪文为总司令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组织手下,围攻了中共上海市委的所在地康平路。并与忠于市委的保皇组织发生摩擦,导致双方10多万人对峙,发生武斗流血事件。“康平路事件”是全国大规模武斗的开端,始作蛹者。
1967年1月,文革风云变幻。6日,在江青、陈伯达和张春桥等策动下,王洪文率“工总司”及属下造反组织数十万人,召开“打倒上海市委大会”,从中共上海市委夺权。模仿巴黎公社,成立了“上海公社”,由张春桥就任主任王洪文为付主任,这就是“一月风暴”。8日,毛主席叫好表示支持,并号召夺权。对于名称,毛主席提出:“这个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
于是,全国各地闻风而动,从1月25日至2月2日,短短几天的时间,就有山西、青岛、贵州、黑龙江等省市造反派夺权,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人民日报》连篇累牍发表社论,称为“西南惊雷”,“东北曙光”,“文化大革命的辉煌胜利”,好象夺权就是一剂能使革命彻底社会进步的灵丹妙药。全国人民都知道各地在夺权,目不暇接,热闹得很。
抢班夺权,也造成国家秩序大乱。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机关职能瘫痪,权力集中于少数人手中。此时领袖身边,是由中央文革的文革新贵们执掌权柄。他们作为领袖的代言人,拥有了解释诠注领袖“最高指示”的地位和机会,成了伟大光荣正确的化身。有此殊荣,哪能不用?他们轻启莲口,出口即法,点缀光环,至高无上。他们随心所欲地演绎领袖教导,实行一言堂,翻云复雨,出尔反尔,将人民群众当作阿斗群氓加以愚弄。今天说这派是保卫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鼓动其文攻武卫去造反;明天又反戈一击,指责其蜕变成保皇派,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保驾护航。昨日还是阶下囚,今天弹冠把权掌。风雷变幻万花筒,你方唱罢我登场。

在1967年1月,万县地区根据观点立场不同,已经形成了壁垒分明的两大派别,即造反的翻天派和保守的红色派。
翻天派中,“主力军”全名是“万县地区毛泽东思想主力军革命造反指挥部”,是万县地区最大的产业工人组织,涵盖钢铁纺织航运造船机械采矿林业运输等行业。其总司令是名不见经传的熊道生,一个22岁多的年轻人,当过兵,复员回来后,在江城旅馆任服务员。在他的苦心经营下,“主力军”发展到地区九县一市,在农村还发展了“农民主力军”,兴盛巅峰时,曾超过30万人,是万县最知名的造反组织,在全川也名声远抪。与“主力军”伯仲相当的,是“万县市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赤旗战团”,简称“赤旗”,主要由初中高中学生,中专技术学校学生组成,是万县地区最大的学生造反组织。其总司令是万二中高中学生钟嘉钰,20岁。高峰时,全地区的“赤旗”派众曾超过10万人,声宏势大。
红色派中,其工人组织“红色产业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学生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东方红兵团”,在市镇里,其人数和规模,都与“主力军”“赤旗”相当。但在广大农村,通过官方背景,在区乡社队都建立基层组织,却是红色派的天下,派众超过百万之巨。而且红色派中有管理人才,在全地区,经过整合联合协调,成立了“万县地区红色革命造反联络站”。“红联站”的成立,使红色派能统一部署,分工合作,审时度势,令行禁止,能与翻天派争得有声有色,不让丝毫,总占上风。

翻天派“主力军”“赤旗”,焦不离孟孟不离焦,沆瀣一气,全力与其对头红色派抗争。随着“一月风暴”,两派都已经开始在下属9县及市区,首先抢夺县广播站的权,好大造利好舆论。然后,各自组织派众,去夺取县委县政府县人委党政机关、县属部委局办各部门、厂矿企事业各行各业各单位的权力。
经过一段时间的蕴酿和会商,1月29日,学生组织“赤旗”开始在市区各中学集合派众,准备去高笋塘静园,也即是当时万县地委和万县专区专员公署所在地,去夺取地委、专署的大权。
消息很快扩散开去,当他们整队前行时,已经有无数市民聚集,并尾随其后,准备参与,或瞧热闹。地委专署拥有调动军队和警察的“权力”,难道就不使用,真会这么轻易地让手无寸铁的学生崽儿群众组织夺取?市民们对新奇的事儿自然有抑制不住的兴趣,何况是小民跑去衙门,夺取地方父母官儿手上大权,这种不可思议且旷古难逢的稀奇事,就要在眼前发生,怎不心痒难耐,定要跟去,看个清楚才行。

静园位于高笋塘82号,前临流杯池,后倚太白岩,环境得天独厚。最初是由李姓盐商富绅,于清代光绪年间,建造的家宅私园。李园以园林为主,房屋建筑次之,遍植桂花、茶花、黄桷树和竹类。后李家日衰,园林凋败。1925年,杨森来万后,收买占用,把国民革命军第20军司令部设于此处,人称杨森公馆,后定名“静园”。杨森之后,历任党政军首脑,均将此作为行辕办公处所。解放后,也一直是地委行署驻地。直到三峡水库建成,“万县地区”被撤并为重庆市万州区,行政机构方才搬迁至江南新区。静园,也转型为服务会所。
静园以园林花木著称,集山川之灵气,聚园林之精华。步入园中,白墙黛瓦,绿窗青帘,古柏掩映亭台,高槐遮护楼阁,胜景纷呈。园东园林错落,风貌和谐。幽静庭深,绿荫成丛,有明清石雕石刻、石制龙虎马等,散于园中,斑驳陆离,古香古色。古木怪树,修竹千杆,历经栽培和保护,郁郁葱葱,挹爽弄泉,霜露凝烟,薄云秀媚,花坛密布,环境清雅,身随径转,步移景换。园西绿潭微泛涟漪,潭内,鱼翔浅底,鹅戏碧波。小桥下,藻荇摇曳,水波荡漾。凭栏而坐,可看蜻蜓嬉弄新荷;倚阶临流,能赏锦鲤欢游曲池。此园,身处闹市,可得泉林之趣;不出城郭,能领山水之乐。临池小坐啜清茶,鱼跃波光弄影残。站在假山石高处,可眺望东流长江,天高地阔钟声远,江风吹送下河船.

“赤旗”的队伍,在环城路整好队,逶迤地走过万安拱桥,缓慢地爬上宽广200余级的青石大梯子,从人民广场穿过,零乱地攀上卫校前面的陡坡,气喘吁吁地,花了个把小时,方来到高笋塘流杯池。不暇细看池内的曲廊亭榭睡莲苇草,群集于静园门外,一大片戴着红袖章的学生崽儿,怕不有上千人之众,在那里拥来挤去,吵吵嚷嚷。而几个组织的头领们,紧急地围站在一角,激烈争论着,作最后的沟通。
下午4点钟,一个学生头领,手提电嗽叭,跳上高台,手朝着静园一挥,大吼着下令道:“夺权开始”!于是,学生们象放散的一群羊,争先恐后地,拥挤着朝静园大门冲去。
冲进大门,里面景色却与外面不同。硕大的老黄桷树,伸枝展叶,如巨伞撑开,笼罩方圆数丈,荫深蔽日,青绿湿润的苔藓,花草扶苏的石径,通向青砖灰瓦的楼屋厅堂,更显幽静典雅。这旧时的县衙门内,冷冷清清,萧索窒涩,看不见一个人影,想来工作人员都逃光了。几幢解放后新建的大楼,全都门窗大开,办公室里桌椅歪倒,满地的文件纸张,一片狼藉。眼前场景,恰如电影中,国民党反动派被解放军打败之后,那些仓皇撤退的镜头。
人群冲进大院后,就四散开来,一团一伙地,象土匪强盗似地,闯进每一栋楼层,每一个房间,在里面翻箱倒柜地搜寻起来。其实,大家也不知道,领头的也没交待,夺权应该做些什么,什么才是权力的象征,只觉得即然来了,就一定要有点什么收获才好,不然,空手而回,对不住组织,也对不住自己。于是,各种各样标着“密”“机密”“绝密”字样的文件、会议记录、卷宗、人事档案等,都被抄了出来,打开翻阅,希冀找到重要的蛛丝马迹,也满足自己窥阴的好奇心理。据说,有许多卷宗,特别是人事档案,经夺权这一抄,就此遗失,闹得许多党政干部的履历一片空白,文革之后,费了老大的劲儿,才又大致补全了。

不多时,便看见一个身材壮硕的青年学生,从一栋大楼二层,在人群中反其道而行,从里面拼命地朝外挤。他着身旧军装,钭戴顶军帽,长满青春痘的圆脸胀得通红,额头冒着热汗,状似兴奋发狂,双手护住怀里一个装得满满的军用挎包。有人认得他,是万二中的一个学生小头目,钟司令的亲信,以前在好几个批斗大会场主席台上出现过。
就听后面有人在喊:“行署和各部委的公章,全装在他包里了!”于是前面有人就笑着闹着,拥挤着向前,伸手作抢夺状,还有人大声嚎叫:“拿出来我们摸一下!”。但也有一批人保护着他,护卫在他两侧,一番推搡挤迫,开出一条人墙通道,然后就拥着那一书包公章跑掉了。其余人见公章已被夺走,自己迟了一步,被人抢了先着,不免怨悔不已,沮丧莫名。继续折腾一阵子后,士气也逐渐地消退,见再也搞不出什么幺蛾子了,极度失望下,于是也不整队了,自行散去,弄了个虎头蛇尾。

他们的沮丧,也是有名堂的。自秦始皇典定封建以来,社会交往,讲究信用,财产交换、买卖易手、田地出让、租税捐赋等,都要签字花印。不识字的,象绍兴鲁迅的乡邻阿Q,也要画押按指纹。而牌匾碑刻楹联、题壁中堂画轴、钱庄银票汇兑、官府公文往来等,则更进一步,要用个人纹章,或烙印公章。
简单的,用木质的,便宜实用,家族个人官府店铺皆可。求好的,金石矿玉的,彰显身份,可作为书法雕刻古董鉴赏把玩。而重要的,却是钢印,不需用油墨,而是硬生生地,用力压出印迹,别人难以模拟仿造,表明独此一份,货真价实,用于公文任命身份证明毕业文凭等。印章,别看只是一枚雕刻小品,但却代表信用、身份、权威、气势,芥子里藏着须弥世界,对权力的追求者来说,是身家必备,决不可少的。有极端者如三国时的孙策,宁肯为了一方“传国玉玺”,不惜背信弃义,临阵脱逃,舍却身家性命,以死相拼。
即使在解放后,新中国,社会主义社会,革除了几乎所有的封建主义残余,但却是保留了使用公章这个优良传统。虽然一方公章,多是木制圆印,约5厘米直径,一盒火柴的重量,看着毫不起眼,但在我们社会主义中国,几十年來,却是巨大权力的具体象征。
任何事情,凡是有文字纪录的,如证明、合同、工作证学生证出生证死亡证结婚证离婚证等等,都须要盖上公章,证实其合法性、真实性。公章,代表着权力,代表着权威,任何地方,任何时间,一章在手,天下可行。
抢到公章,也就意味着成功地夺取了这一层政府机构的权力,抢夺者可应用这个权力,从中捞取特权或者金钱物质的好处,发号施令,扩大山头,打击异己。而这一切行动,无论怎样疯狂或荒谬,由于有了公章的支撑,就显得合理合法了,别人也会俯首贴耳,听命于你。

但另一方面,他们的沮丧,也是没有道理的。试想,夺印者,他一个青年学生,普通崽儿,将这些木砣砣铁砣砣公章夺去,能起什么作用?手中有了这些公纹图章,就是有了权?就有权发号施令了?别人就会听命于他么?
其实,对他来说,今天,是他一生中最为辉煌的一刻。这包公章,他拿来是一点用也没有的,也从没想过夺来后用它干什么,但他还是不悔。最辉煌一刻,是夺印那一瞬间,提着那沉甸甸的书包,有种“天下入我囊中”,“替天行道,舍我其谁”之豪迈气概,足够自己今后一生中反复回味的了。
说实话,“夺印”,并不等于“夺权”,人说,“实力才是硬道理”。你没实力,只能屈从于强者,夺了印,也不敢用,留在手中,欣赏把玩几天后,只得乖乖地交给主人。你有实力,你就是强者,发号施令,即使没有印章,别人敢不听从?印章,此时只不过是个点缀,说明你是“正统”而已。

据说,这些印章,夺去不久,又一个不少地原封不动地交到新成立的“万县地区革命委员会”。新生的革委会怎能使用这些旧章?岂能新瓶装陈酒?所以,革委会又重新设计刻制了一整套公章钢印,发放给下属部委局办,在革委会领导下,用来开展工作。
于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抢来的这包公章,就被搁置一旁,不知所终。被领袖支持媒体渲染的全国大夺权,看在民众眼中,却好似是一场欢喜闹剧。
巴郎  记于2020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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